（原創）六四運動是本能驅動的烏合之眾，腦科學才能讓中華民族重新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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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民主對任何統治階層都是非常恐怖的，因為缺乏獨立思考的人群很容易因為自己的利益被煽動而攻擊統治者，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裡的工人罷工、華爾街佔領運動，還是社會主義國家裡的邪教運動和學生運動等，都是如此。

因為無論在哪個國家，弱勢群體始終是社會的絕大多數，這些沒有經過心理學訓練的缺乏獨立思考能力的人往往既憎惡強權對弱者的剝削，但一旦有機會成為強權又毫無不猶豫馬上改變觀念，並會比一般的強權更加野蠻暴力，因為這是動物性的領地佔有本能。因為這些人往往沒有腦科學和心理學知識，不知道人究竟是什麼，自己的思維來源和行為動機，容易被幼年青年時期的，甚至在成年以後依然缺乏思考能力的外部環境所影響。1989年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運動就充分反映了這一點，年輕無腦看不到世界本質的學生領袖柴玲，王丹和吾爾開希們被背後的勢力所左右，就連劉曉波這樣的缺乏政治經驗的人也試圖參與改變中國的歷史進程。政治經驗這種東西，除了大量閱讀史書就是現實實踐的經驗，聰明如毛澤東就是一個例證，愚蠢的人是沒有資格玩政治的，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無論是智力還是經驗都極度缺乏，更不用說後來從全國各地湧上天安門，一批鬥倒一批拚命奪權的無知的學生們。事實上他們到後來已經完全追求得到自己所代表的一小部分的利益，而不是從真正的國家戰略發展的角度思考問題，這和中共在歷史書上評價民國時期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一樣，無論是什麼階層，因為教育和資源的局限性，都會產生特定的人群傾向和利益代表。真正能像毛澤東李敖那樣熟讀中華幾千年歷史，從百年的長度上考慮的普通人實在太少，作為國家的領導人，怎麼能為了一小戳無知的學生需求而犧牲國家的總體發展戰略。

歷史總是要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來為後來者建立基石。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到1945年二戰結束，長達一個世紀里無數保有家國情懷的中國人或多或少為中國的重新崛起而努力，他們分得清中國人和外國人的區別，知道自己血液里流淌的是什麼。無論是割讓的領土還是中國上海的租界，都讓那些沒有離開這片土地的中國人努力奮鬥，他們知道外國人不是朋友是敵人。還有許多中國人遺傳了從祖先宋朝以來逃避的基因，遷徙到東南亞和美洲等地方，儘管沒有直接通過武力熱愛自己的故土，卻通過經濟援助等支持國家的革命和獨立。當中華屹立世界之林時，除了北方匈奴蠻族的入侵，中華文明一直影響世界的發展，中國人從來都是世界優秀的民族，中華之崛起是必然趨勢，無論是特朗普還是天安門運動里的烏合之眾都無法阻擋，誰能阻擋十幾億聰明勤奮的中國人？不可能。

但是正如六四運動里讓人嘀笑皆非的學生們一樣，中國的教育系統確實為中國的重新崛起埋下了禍根。中國的教育過度強調應試教育，這種教育系統的好處就是基礎牢固訓練強度大，為進一步的科技創新奠定基礎。壞處就是剝奪了絕大部分學生的思考能力，人腦是一台機器，和現在很火熱的深度學習里的神經網路理論一樣，你餵給越多的數據，迭代訓練更多的次數就會找到更好更能符合規律的模型，這種模型的好處就是在碰到類似的問題時能快速解決問題，響應速度越快，一旦給學生制定思路學生很容易利用已有的大腦訓練模型處理。但是壞處特別大，人會被訓練成被動接受和被安排的習慣，而不是主動的探索問題尋找資料，這個就是中國和西方教育體系的關鍵區別，西方鼓勵學生在提出問題，並在問題下自己尋找資料和解決辦法。這種解決問題的思路在西方的教育體系裡從小就普遍運作，而往往只在中國的研究生甚至是博士階段才會執行，而很不幸的是很多研究生可能還不喜歡自己專業沒有興趣進一步做學術研究得到這種思維訓練，而得到這種思維訓練的博士數量又非常稀少。更為嚴重的是，現階段中國大陸的很多教授都是三十年前接受的國內教育，得到的類似的思維訓練也不夠，所以在指導博士和研究生上也往往乏力。這樣的結果就是創新力乏力，也就是中國科技創新始終無法超越美國，而需要依靠留美人才回國的根本原因。美國科技絕不是因為他的人才數量和科技積累，西方長期貫徹的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思維訓練才是關鍵，然而中國的教育系統並沒有認識到這點。

我能給中國政府的建議是，中國要想真正實現民族復興，需要做一件超越西方國家的事情，那就是把心理學和腦科學納入九年義務教育的必修課，一旦施行，中華之崛起必然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