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哥20年：被治療的器官和被解放的慾望

　　2018-04-12 10:02藥物/疾病

　　

　　20年前，1998年3月27日，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正式批准製藥公司輝瑞研發的一種新葯，它的藥片是淡藍色的，一面寫著輝瑞公司的英文名「Pfizer」，另一面寫著三個大寫的英文字母「VGR」。這就是大名鼎鼎的Viagra，在中文裡，它被習慣性地稱作「偉哥」。

　　

　　偉哥的主要作用是治療「ED」，也就是勃起功能障礙，這種病在中國有一個更直白的名字——「陽痿」。偉哥治療陽痿的功效是被偶然發現的，1991年，輝瑞公司在測試枸櫞酸西地非那（Sildenafil Citrate，「偉哥」的主要成分）的降血壓效果時，屢屢有男性被試者發現，這種葯有促進勃起的「副作用」……7年後，偉哥正式投入市場。

　　這枚藍色小藥丸在美國掀起的風潮無須贅言了，它被認為「改變了一代美國人的性觀念」。然而兩年後，輝瑞公司信心滿滿地帶著它來到中國市場時，迎接它的卻是意料之外的冷遇，儘管根據輝瑞公司的估算，在當時的中國，40至70歲之間的陽痿患者的數量高達一億。

　　在當時，「偉哥」的主要競爭對手是中藥。自1983年湖南省沅陵縣醫院創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男科以來，中醫男科就成為了中國男人治療陽痿的主要渠道。男科的誕生在中國的意義或許可以與偉哥對美國人的意義相提並論。制度上的承認，使得陽痿從一種「卧室秘密」甚至「道德缺陷」，變成了一種「正式的疾病」。它值得被重視，需要被治癒。因為性慾，連同其他一切曾被殘酷壓抑的個人慾望一樣，有其存在的合法性，有被追求的價值。這是當時正在經歷劇烈社會變革的中國，釋放出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號。

　　今天，當我們回溯「偉哥」進入中國，以及其背後男科誕生，陽痿「顯形」的那段歷史，我們會看到一個處於新舊之間、中西之間，雄心勃勃又有些不知所措的中國。全球市場的懷抱向其敞開的同時，本土文化的規約力量依然強大；歷史被暴力地阻斷，而新的現實卻在迅速地切割著尚在療傷的人們；性與商品糾纏在一起，權力和一種具身的無力感詭異地共存。

　　在美國創造了神話的偉哥，

　　為何在中國遭遇水土不服？

　　1999年年末的一個周日午後，北京電視台的演播室里請來了三位全國知名的泌尿科醫生，通過接聽熱線電話的方式，回答全國觀眾關於勃起功能障礙——也就是中國人常說的「陽痿」——的問題。

　　人類學家張躍宏當時就在演播室里觀看了現場直播，根據他的描述，演播室里有四位男助理負責接聽電話，記下問題，然後將問題交給美國製藥公司輝瑞在北京辦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員，由他來選擇其中一位醫生回答問題。在一個小時的直播時間裡，電話不間斷地湧入演播室，甚至還有很多女觀眾打來電話，諮詢她們丈夫的問題。大部分的問題來不及解答，只能留下醫院的電話和地址，好讓患者改日上門問診。

　　目睹了整個過程的攝影師對張躍宏說：「陽痿，已經成了一種流行病！」

　　這次電視問診節目是由輝瑞贊助的一場營銷預熱，半年多之後，該公司研發的「神奇小藥丸」萬艾可（Viagra），俗稱「偉哥」，正式進入了中國市場。

　　關於Viagra的中文譯名，還有一段小插曲，「偉哥」本來是輝瑞公司的首選，但在註冊時卻遭到了拒絕，因為一家中國製藥公司提前搶注了這一藥名。儘管後來「萬艾可」成了Viagra的官方名稱，但在民間，人們依然使用「偉哥」這一有明顯性暗示意味的譯名來指稱這種神奇的小藥丸。在本文中，我們也沿用了這一約定俗成的叫法。

　　由於在美國市場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功，偉哥進入中國市場之前被輝瑞公司以及中國的醫生和性學家寄予了厚望。在偉哥引進中國的頭幾個月，中國媒體上甚至出現了一股「偉哥熱」，許多記者來到醫院的泌尿科和男科蹲點，想要看看「偉哥」的銷量如何，更重要的是，他們想知道，什麼樣的人成為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由於偉哥的引進，一時間，與性有關的話題在中國的公共話語中變得空前可見，一位醫生就曾對張躍宏說：「偉哥讓人們談論性容易了很多。」

　　

　　偉哥

　　然而，輝瑞公司很快就發現，偉哥在中國的投放可謂是雷聲大雨點小，之前對於偉哥在治療陽痿上取代中藥的預期落空了。事實上，偉哥在中國的銷量起初並不理想，這一點，無論是對於輝瑞的醫藥代表還是對於中國的醫生來說，都是意料之外的事情。數據顯示，從偉哥開始投放美國市場的1999年起，到2004年，全球範圍內一共開出了1.7億張偉哥處方，其中中國只佔150萬張。並且，中國醫生開出的偉哥處方上的藥量普遍低於美國，根據張宏躍在北京、成都兩地泌尿科和男科門診的觀察，大部分的患者對偉哥抱有懷疑的觀望態度，他們通常會讓醫生先開幾粒，給他們回家試一下。

　　偉哥在中國的銷量不理想，主要有幾方面的因素。首先是患者對副作用的擔憂。在成都的一家西醫醫院的泌尿科，一位33歲的陽痿病人向醫生抱怨中藥沒有效果，醫生向他推薦了偉哥，隨即發生了下面這段對話：

　　病人：偉哥有什麼副作用嗎？

　　醫生（開玩笑地）：最大的副作用就是太貴了，99塊一片。

　　病人：那要治好我的陽痿，得吃多少片？

　　醫生：一片只能管一次用。

　　病人（難以置信地）：什麼？那如果我年紀輕輕就吃了這麼多，那以後怎麼辦？

　　這樣的擔憂在當時的泌尿科和男科門診里相當普遍，尤其是對於年紀尚輕的患者來說，長期、大量地服用偉哥，是一種非常冒險的行為。

　　當然價格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一片99元的價格對於千禧年中國普通家庭的收入水平來說，無疑是非常昂貴的，但在輝瑞的醫藥代表看來，價格的絕對值並沒有其相對值具有參考價值，一位醫藥代表曾對張躍宏說，很多抱怨偉哥太貴的中國男人，反而願意花幾百元請客吃飯。在他看來，問題不在於偉哥太貴了，而是在食與色之間，大部分中國人還是更看重前者。

　　但另一重現實是，昂貴的價格催生了黑市交易，各式各樣的「土偉哥」被通過合法或非法的渠道生產出來，在情趣用品商店甚至部分藥店，都可以輕易買到，並且只需要1/3左右的價格。甚至還有人將偉哥粉與中藥粉混合在一起，製造出一種中西醫結合的新葯……

　　在張躍宏看來，價格並非是偉哥銷量低迷的主要因素，他甚至表示，即便有一天偉哥變得像阿司匹林一樣便宜，仍會有一部分中國男人不願意服用，因為他們害怕對其產生依賴，而這種恐懼主要源於偉哥起效的方式：一片換來一夜雄起。

　　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這種作用方式類似「春藥」，可能會刺激過度的性慾，而過度縱慾在很長的時期內，都被中醫認為是導致陽痿的原因之一，大量的古代典籍中，都有關於過度縱慾而導致身體衰竭甚至英年早逝的記載。於是，在臨床對話中，醫生不得不一再澄清偉哥與春藥的不同：春藥指的是用於提升人的性荷爾蒙水平的藥物，因此有刺激性慾的作用，而偉哥卻與性荷爾蒙水平無關。

　　進一步講，「陽痿」本身就是一個中醫的概念，與西醫所說的「ED」（勃起功能障礙）不同，陽痿並不是一種局部的功能障礙，而是一個人整體健康狀況、他的「精氣神」的一種外在表徵。反過來說，性能力（potency）也並不是在某一次的交媾過程中正常勃起和保持硬度的能力，而是一種內在的、持續的身體屬性。研究中醫的人類學家馮珠娣曾在《日常生活的技術》一文中這樣解釋中醫對於陽痿的理解，她說，在西醫看來，陽痿是陰莖的問題，但在傳統的中醫語言中，被著重強調的部分不是看得見的「莖」，或者表面的「不舉」，而是看不見的「根」，即在一種失調的生理過程中所產生的疾病本身。因此，無論是在陽痿的問題上，還是在其他疾病的治療上，中醫專家和普通中國人一致相信：「西醫治標，中醫治本。」

　　輝瑞公司的醫藥代表也意識到了這種傳統觀念的根深蒂固，他們一再強調，在陽痿的問題上，區分治標和治本是沒有意義的，判斷一個男人是不是陽痿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他能不能勃起。但顯然，這種說法對中國患者來說缺乏說服力，在他們看來，在一次性行為中勃起，和一直擁有（不藉助藥物）勃起的能力顯然是非常不同的。

　　

有趣的是，這種區別在西方社會同樣存在，例如斯洛維尼亞哲學家齊澤克就曾在《不安分的主體》（The Ticklish Subject）一書中將偉哥稱為「閹割的終極手段」（the ultimate agent of castration），他認為，在幫助男人勃起、緩解陽痿的恐懼的同時，偉哥也將性行為本身「去性化」了，如果一個男人吞下一粒葯就能勃起，也就意味著，他失去了一種象徵意義上的性能力。換言之，偉哥將勃起變成了一種機械的狀態，而不是男性的一種自我表達。

　　

　　齊澤克《不安分的主體》

　　在這裡，齊澤克其實已經對偉哥神話背後的一套西方中心的性觀念提出了批判，而這種性觀念在剛剛邁入千禧年的中國的水土不服，是中國患者無法對這種神奇小藥丸放下戒備的重要原因。可以說，在偉哥與中藥的市場爭奪背後，是中西醫建構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性倫理在當代中國的撕扯：中醫認為，性關乎一個人整體的健康與活力；而西醫的性倫理則聚焦於生殖與性愉悅。因此，對於許多當時的中國人來說，「保養」一種性能力，或者保持性活躍，更多地是出於一種養生的要求，而並非單純的享樂。

　　陽痿「流行」背後：

　　與生育解綁、又與資本捆綁的性

　　回顧中醫的歷史，早在先秦時期，陽痿就已經被視為一種疾病，但中國的第一個男科卻直到1983年才誕生。也就是說，兩千多年之後，治療陽痿及其他男性性功能障礙的醫學實踐才正式被制度化。男科的創立不僅意味著中醫體系中出現了一個新的分支，它還成為了中國社會劇烈變革的一部分。

　　這種變化的第一方面，體現在性與生育的解綁。在漫長的封建時期，性的首要目的是生育，其次才是愉悅，傳宗接代在儒家倫理佔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在傳統中醫的觀念中，陽痿常常與不育聯繫在一起，這導致在許多國人的印象里，性無能（impotence）與生殖障礙的界定一直是相對模糊的。毛時代對於個人慾望的壓抑和對生育的鼓勵，更使得生育成了治療陽痿的唯一正當理由，換言之，尚未生育的陽痿患者幾乎是那個時代唯一可見的陽痿患者，不論他們的不育究竟是否是陽痿造成的。

　　即便有了生育做幌子，陽痿依然是難以啟齒的。在男科出現之前，陽痿患者只能求助於中醫內科醫生。根據一位醫生的回憶，陽痿患者在主訴自己的病情時，經常「繞彎子」，他們會先說自己頭、胸和背部的不適，告訴醫生自己失眠、沒有食慾，甚至不會主動提出他們想要尋求治療陽痿的藥物，這種情況在當時是十分常見的。但有了男科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當一個患者走進男科時，便不再「繞彎子」，非常直接、明確地說出他們陽痿的問題。也就是說，男科創造了一種空間，讓陽痿患者可以沒有顧慮地坦露他們的困擾。

　　在上世紀90年代的男科門診做田野調查時，張躍宏發現，男性的生殖問題更多與精液質量有關，而並非陰莖穿透陰道的能力，而後者才是陽痿的問題所在。與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相比，以生育為目的治療陽痿的患者明顯減少了（大約只佔到20%左右），患者對於治療效果的評價也是基於他們和伴侶對性生活的滿意度。

　　

　　男科門診

　　男科的出現反映了國家在生命政治層面治理術的轉變，這種轉變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計劃生育帶來的空前嚴格的人口控制，另一方面，則是對性壓抑的放鬆。這兩者既是同時發生的，也是密切相關的。性學家潘綏銘就曾指出，政策制定者也許並沒有意識到，計劃生育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性與生育的解綁，從而讓性慾本身被合法化了，因為「過去幾千年以來，以生育為核心的性一直被當做反對享樂主義的有力武器」。

　　因此，在許多關於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研究中，像一種流行病一樣爆發開來、並在公共空間內——無論是物理上的還是話語上——能見度極高的陽痿，都被視作個人慾望覺醒的表徵之一。性慾開始被視作一種正當、積極的追求，毛時代那種對性的唯恐避之不及已經成為了過去。

　　這並不意味著，關於陽痿的道德警戒被徹底解除了，事實上，圍繞著陽痿的羞恥感，從來都沒有徹底消除，只是改換了形式。在毛時代，對性的關注和追求，被認為是資本主義腐朽墮落的生活方式，無論一個男人是否陽痿，滿足個人的性慾望和性快感都是不道德的。因此，對於陽痿患者而言，尋求治療的羞恥感（也就是意圖恢復縱慾的能力所帶來的羞恥感）甚至超過了陽痿本身的羞恥感（即喪失男子氣概的羞恥感）。而改革開放以後，性無能被認為另一種「無能」的身體表徵，這種「無能」是適應新時代的無能，是參與市場競爭的無能，更直白地說，是一種賺錢的無能。換言之，隨著時代更迭，革命主體被替換為了新自由主義主體，而無論在哪個時代，性無能都是一種對時代要求的背離，一種不合格。

　　在性與生育解綁的同時，它又深深與資本捆綁在了一起，這是變化的第二方面。

　　人類學家馮珠娣通過分析1994年的一部電影《二嫫》來解讀這種捆綁。影片講述了一個靠賣麻花面和編筐子為生的農村婦女（二嫫）一門心思想買一台全縣最大、縣長都買不起的電視機的故事。她的丈夫是昔日的村長，因為腰傷失去了勞動能力，同時也失去了性能力，二嫫賣面賣筐的所得，是全家唯一的收入。

　　

　　電影《二》海報

　　二嫫之所以發神經一樣地想要一台電視機，是因為她的鄰居「瞎子」（並不是真的盲人）靠著一輛破卡車成了村裡的富戶，他家就有一台電視機，「瞎子」的女兒每次都喊二嫫的兒子虎子去看電視，但「瞎子」的媳婦卻因為猜忌「瞎子」與二嫫的曖昧關係而對虎子沒好臉色，為了不受「瞎子」媳婦的氣，二嫫答應兒子給他買一台全縣最大的電視機。

　　在這個故事中，二嫫丈夫的陽痿只是一個不重要的支線劇情，除了反覆出現的熬藥、喝葯的畫面之外，並沒有過多著墨。但這個連名字都沒出現，一直被全村人稱呼為「村長」的男人，與二嫫的情人「瞎子」之間，卻構成了一組有趣的對照，前者代表了集體主義時代的秩序和權威，後者則是改革開放成就的農村新貴，在馮珠娣看來，前者的「無能」（無論是性無能，還是勞動能力的喪失）象徵著中國劇烈轉型下社會身體的去勢。

　　而二嫫的命運則像是一個更宏大的「國族寓言」，她既無法治好丈夫的陽痿，又因為不想被當做一個「賣炕」（賣淫）的女人而與「瞎子」分手，從她的個體命運中，可以投射出轉型期中國農村的困境——舊的秩序已經宣告失敗，無可救藥，新的希望依舊渺茫，並且意味著更為沉重的代價。

　　如今，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已經過去了30年，偉哥進入中國也已經18年了。通過不斷地教育市場，它在中國的銷量有了顯著的提升，與此同時，各種類似效用的替代葯，也陸續加入了市場爭奪，這其中有外國進口的，也有本土研發的。我們從一個慾望萌發的時代，進入了一個慾望過剩的時代，但焦慮和無力感卻不曾真正退去，對症的「神奇小藥丸」也許還沒有找到。

　　參考文獻：

　　Everett Yuehong Zhang, Switching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Viagra: Cosmopolitanism and Medical Pluralism Today

　　Everett Yuehong Zhang, The Birth of Nanke in China: The Making of the Subject of Desire

　　Judith Farquhar, Technologies of Everyday life: The Economy of Impotence in Reform China

　　馮珠娣，《饕餮之欲：當代中國的食與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