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慧「取代人類」的時代，為什麼我們還需要文科專業？

　　2018-03-21 10:00人類/人工智慧/技術

　　

　　長久以來，「學文科到底有用沒用」和「吃咸粽還是甜粽」「冬天北方冷還是南方冷」一樣是全民爭論話題。但凡涉及這類話題，社交網路上都少不了一番論戰。

　　如果說后兩個話題還有勢均力敵的辯論餘地，那麼文理之爭中，文科可謂長期處於下風。一個最簡單粗暴的論據就是：文科生找不到工作賺不了大錢。「錢途黯淡」之餘，更令中國文科生扎心的是文科專業的長期邊緣化。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曾報道過，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全面展開，在學科上大大增強工科，削弱文科，由此奠定了中國高等教育「重理輕文」的格局，導致了當下中國「文科」落後、畸形的發展狀況和公眾對文科的重重誤解。據「浪潮工作室」報道，在大學中，文科專業的研究經費常常不及理工科的零頭，進一步打壓了文史哲研究者的研究積極性。一個簡單的事實說明了文科在中國長期被忽視的狀況：中國設有國家自然科學獎，但文科的國家級獎項近乎為零。

　　

　　來源：視覺中國

　　「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觀念幾十年來屹立不倒，號召著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前赴後繼地投身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專業。在技術變革、知識迭代步伐越來越快的當下，理工科似乎才是能夠產生實際經濟效益和物質成果的領域。

　　所以文科真的沒用嗎？事實並非如此。在急速進化的高科技未來，是那些「人之所以為人」的素質——智性上的好奇心、創造力、同理心、批判性思維和寫作能力——讓我們保持競爭優勢，而這些素質，很多正是文科著力培養的內容。

　　更重要的是，人工智慧的飛速迭代進化極有可能顛覆人類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基石，為人類的生存帶來巨大挑戰。這些問題不是實驗室里的科學家或電腦前的程序員可以獨自解決的，他們需要與人文社科專業人士攜手並進，共同找到答案。

　　當人類面對

　　「弗蘭肯斯坦」式的道德困境

　　《彭博商業周刊》把2015年定為人工智慧發展的元年，因為在那一年，計算智能、感知智能、認知智能發展有了明顯的提升。在人工智慧領域，中國不僅沒有缺席，而且正在積極引領變革。埃森哲技術實驗室（Accenture Technology）集團技術總監Adam Burden在2017年香港RISE創業者大會上表示，面對資本投資和降低勞動力成本的迫切需求，美國和中國是全球範圍內最積極尋求人工智慧運用的國家。

　　在「未來已來」的狂歡氣氛中，《時代周刊》刊發的一篇文章認為，人們傾向於將科技進步視作理所當然，卻對「弗蘭肯斯坦」式的道德困境渾然不覺：

　　「在設計和商業討論環節，我們很少會花時間探討這個項目會給世界帶來哪些潛在的負面影響。相反，我們在進行發明創造時，往往只是本著一個極為簡單的理念：我們之所以創造它，是因為我們能。在多數情況下我們之所以發明了新技術，是出於某種需求，或者是為了解決一個問題。但有時從事後來看，我們反而是創造出了新的問題。」

　　文章指出，呆板的工科思維只會帶來短視的創造，因此所有重視社會道德的科技公司都應該聘用一些具有人類學、心理學和哲學背景的人才。

　　在斯坦福大學獲得電子工程學士學位和計算機科學碩士學位的Tracy Chou在校時曾是一位典型的「工科女」，在方程式和代碼中獲得樂趣，認為人文課程既枯燥又無意義。但在她畢業後進入Quora，成為這一問答網站的早期軟體工程師之後，她發現代碼、計算和數據看似機械中立，實則不然。「技術產品和服務由人類所創造，在創造產品和服務的過程中，人類又把他們的偏見和有缺陷的思想放入其中，這反過來塑造了人類行為和人類社會，某些時候甚至達到了一種令人恐懼的程度。」她在Quartz的一篇專欄文章中這樣寫道。

　　在親自參與建立Quora的過程中，Chou發現技術問題很多時候其實是道德和哲學問題。在樹立網路社區規範時，一個核心出發點就是決定人的本質到底是善良的還是邪惡的、保護社區成員不被騷擾冒犯和保護言論自由孰輕孰重：

　　「如果大多數人本質是善良的，那麼我們就會把產品設計以信任用戶為出發點，在極端情況下控制糟糕的言行；如果他們的本質是邪惡的，我們就最好把所有的用戶貢獻和編輯內容交由仲裁人審核。

　　我們激烈討論了公共討論的含義：如果我們信任用戶，就會有很多『低素質』用戶湧入平台（這樣標籤化用戶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說是合適的呢？），這對我們的社區會帶來怎樣的負面影響？但如果我們不夠信任Quora成員，總是偏向那些我們認為是『高素質』的老用戶，我們是否會變成一個固執己見的、僵化的、守舊的小眾社區，反對新人和新鮮思想？」

　　之後在Pinterest工作的四年多時間裡，Chou又在設計信息流的過程中遇到了「什麼是優質內容」的困境——是那些幫助用戶拓展視野發現新知的內容，他們喜歡的內容，還是最能吸引流量的內容？

　　當下企業面臨的道德困境還有很多。被很多人忽視的一個事實是，新技術、新產品的出現不僅在改變人們的生活，也在私人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創造許多前所未有的問題。隨著技術革新的速度越來越快，我們將發現科技進步不僅只是理所當然地賦予人類更多的自由，甚至也是對人類存在本身的質疑和對人類文明與社會基礎的挑戰。

　　理解人性是

　　應對未來挑戰的關鍵

　　當我們還在為「人工智慧搶奪工作機會」感到憂慮的時候，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直接在《未來簡史》中預言了一個近乎絕望的場景：「隨著人工智慧、機器人逐步取代人類的職業，未來99%的人類將變成無用之人，許多人都將會失去經濟價值。更可怕的是，一旦低級智人喪失了軍事和經濟價值，精英階層與政府可能會喪失投資教育、健康和福利的動力，最終導致他們被整個系統拋棄。這將是無與倫比的噩耗。」

　　倫敦帝國理工學院認知機器人學系教授默里·沙納漢同樣在《技術奇點》中警示我們：在人工智慧顛覆經濟與社會前，我們應該更加慎重地思考這一切到底意味著什麼。若是我們創造出一種人類水平的人工智慧，且被看作具有意識，並因此應當獲得權利和承擔責任，那是否意味著亘古至今的人類中心主義不復存在？人工智慧的行為是否會脫離人類的指導，只尋求回報函數最大化？所有權、公民權、民主和責任這樣的根本概念是否會被顛覆？

　　

　　倫敦帝國理工學院認知機器人學系教授默里·沙納漢（Murray Shanahan）

　　這些問題不是實驗室里的科學家或電腦前的程序員可以獨自解決的。它們要求我們重新思考構成人類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基石，找到傳承和創新的最佳平衡點，這些也正是人文社科專業人士能夠通過他們對人類生存狀態的深刻洞察以及與科技創新人士的交流合作解答的問題。從物聯網、人工智慧到區塊鏈、比特幣，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已經被高科技如此緊密地包圍，以至於大多數人已無法理解這些正在進行時的新事物了，然而那些創造了這些新技術的人不一定是如何應用這些發明的最佳決策者。

　　「漫天奇光異彩，猶如聖靈逞威，祗有千隻太陽，始能與它爭輝。現在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毀滅者。」

　　70多年前，有著人類「原子彈之父」之稱的美國猶太人物理學家羅伯特·奧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在目睹了人類史上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時不禁念起了他曾自學過的《摩訶婆羅多》中的《薄伽梵歌》。在那一刻他明白過來，自己所致力於創造的這項新武器將演變為人類的精神危機，這不僅僅只是因為原子彈有使得人類滅絕的可怕威力。指引奧本海默認清這一後果，並促使他發出警告不應將這種武器完全置於科學家和軍人之手及試製氫彈的，不僅是他淵博的物理學知識，還有這首印度教的梵文史詩。

　　在科技的高速發展和無節制運用的當下，我們正在面對的或即將面對的精神危機，或許並不亞於原子彈實驗成功帶來的幻滅和恐慌。此時我們都應該認真思考Chou作為一個科技局內人的反思：

　　「當下如此多的技術創造者沒有花時間思考過這些宏大問題，這讓我感到憂慮。回想起我年輕時對人文學科的屈尊態度我感到悔恨和一絲尷尬。現在我希望我當時能夠接受更合宜的人文教育。那樣我將學習如何批判性地思考我們所處的世界，如何參與其中；那樣我將學習如何辨別和質疑特權、權利結構、體制性不平等和不公；那樣我將有機會和我的同齡人辯論，在哲學和道德領域培養出更開明的見解。比這些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我能夠意識到這些思想值得填入我的心靈——我的工程學知識是和這些話題唇齒相依的。」

　　文科的核心競爭力

　　在於其批判性思維

　　我們可以看到，在理工科背景人士扎堆的科技領域，正在出現越來越多文科生的身影，即使他們在大學里學的可能是存在主義、南明史、性別文學或《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與代碼和演演算法構成的世界貌似格格不入。

　　越來越多的公司開始意識到文科思維對公司發展的重要性。美國雲計算團隊合作工具服務商Slack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家成立於2013年的公司於2017年獲得2.5億美元的新一輪融資，估值上升至51億美元。它的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Stewart Butterfield的教育背景或許會讓很多人驚訝：他在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ctoria）獲得了哲學本科學位，在劍橋大學獲得了哲學和科學史碩士學位。

　　在接受Forbes的採訪時，Butterfield說哲學教會了他兩件事：

　　「我學會了如何清楚明了地寫作，我還學會了如何緊盯著一個論點，這在開會時非常有用。在學習科學史的過程中，我了解了人們是如何對某些謬誤的事情深信不疑……直到他們發現那不是事實。」

　　Slack的核心員工之一、編輯主任Anna Pickard則畢業自英國曼切斯特城市大學（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戲劇專業。她的工作是幫助完善Slack的虛擬助手Slackbot，在用戶輸入「我愛你，Slackbot」之類的對話時，給他們提供好玩的答覆。「她（Slackbot）的任務就是給用戶創造驚喜和快樂。」Pickard說。

　　

文科的擁躉常常稱文科的核心競爭力在於其對批判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的培養。在分析了美國大型企業發布的數千份年薪10萬美元以上的優質職位招聘廣告后，《你能做任何工作：「無用的」人文教育的驚人力量》（You Can Do Anything: The Surprising Power of a 「Useless」 Liberal Arts Education）作者George Anders發現僱主也非常重視批判性思維，而他們眼中的「批判性思維」實際上包含五個方面：探索未知領域的強烈意願、獲得有力洞見的分析能力、高效決策能力、理解他人的能力以及有影響力的溝通能力。

　　

　　《你能做任何工作：「無用的」人文教育的驚人力量》

　　優秀的文科生會發現他們對這些僱主孜孜以求的能力並不陌生：撰寫課程論文所需的核心技能就是根據一個主題完成指定的閱讀材料，尋找新素材，從紛繁蕪雜的信息中提煉出觀點，形成洞察——放在商業環境中，你或許要做的是一項新產品的用戶調研，根據過往商品的市場反饋判斷新產品的前景；衡量不同觀點，在避免偏見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立場亦是文科生熟悉的思維方式——這就是商業決策能力；閱讀文學作品，理解人性善惡和人物動機，學習社會學，分析人與社會的互動是如何塑造人類行為的——在管理團隊時你正需要理解團隊成員和他們的潛在利益衝突點；寫作與演講是文科生幾乎每日都在操練的技能——這樣的溝通能力，在團隊協作、彙報工作、會見客戶時也至關重要。

　　在對未知的探索中

　　構建新的意義

　　在美國文化評論家Leon Wieseltier看來，文科面臨的困局很大程度上是由當下這種科技至上的文化氛圍造成的——我們過於重視速度和結論性答案，輕視了自由思考和提出複雜問題的重要性。「谷歌帶來的即時滿足把知識降低成信息狀態，但信息本身其實是非常低等的。知識需要的是探究精神、研究方法，以及最重要的，時間。」

　　從宏觀層面來說，文科的重要性在於「自由思考和提出複雜問題」無論在過去還是現在都是我們迎接種種社會挑戰的前提。

　　無論是赫拉利這樣的歷史學家還是科技行業領袖，現在還沒有人能夠準確預測未來技術是將幫助人類還是毀滅人類。我們或許可以計算出有多少工作崗位會被自動化，卻對未來將出現哪些新的工作機會無甚頭緒。在技術革新造成結構性失業、引發社會動蕩，甚至動搖人類認知的根基時，我們應該怎麼辦？

　　未來的挑戰甚至不僅僅如此。1949年，埃莉諾·羅斯福（第32任美國總統富蘭克林·D·羅斯福的妻子）受邀前往美國最負盛名的私立女子文理學院史密斯學院發表講話。在講話中，她準確地預言了直至今日我們仍在面對的問題：

　　「我們是否準備好生活在一個越來越小的世界，與來自不同國家、有著不同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遵循不同的法律體系、說著不同的語言的人摩肩接踵地生活在一起？」

　　在經濟發展不確定性增加、民粹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勢力抬頭、輿論和觀點日益兩極化的此時此刻，我們或許更加需要文科，因為人文知識能夠為我們提供一個探索和理解人類經驗的理想基礎。

　　學習不同的哲學派別也許能幫助你更全面地思考道德問題；學習另一種語言也許能讓你開始欣賞不同文化間的相似之處；聽一堂歷史課也許能幫助你更好地理解過去，展望未來；讀一本外國小說也許能讓你學會從他人的角度思考……通過學習文科，我們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更容易理解領會複雜的道德爭議和人性幽暗之處，亦能夠為解決複雜問題做好更充足的準備。

　　很大程度上來說，文科生一直以來接受的教育就是要習慣沒有確切答案、探索未知領域，並在模稜兩可中構建自己的意義，所有針對文科的質疑，不過是人生的未卜航行中激起的浪花。但在當今世界，誰知道其他人就無需面對這些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