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奮鬥的悖論：為了長遠目標犧牲當下滿足或是錯的

　　2018年01月05日 10:30 新浪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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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利維坦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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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維坦按：2012年發表於《健康事務》期刊上的研究報告顯示，沒受過高中教育的白人女性，其壽命要比上一代沒受過高中教育的白人女性少5歲；而現在沒有高中文憑的白人男性也比18年前沒拿到高中文憑的白人男性少活3年。也就是說，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壽命差距已經拉開了。有錢的精英階層正忙著如何讓自己永生，比如俄羅斯媒體大亨德米特里·伊茨科夫的2045 initiative計劃，而窮人只能為了一口飽飯在底層掙扎。

　　所以，窮人為了擺脫貧窮的生活，勢必在他們所要達成的奮鬥目標的路上付出更多：沒有家世背景，沒有社會資源，一切只能靠自己。而這些日積月累的精神壓力，正在使得他們快速老去——這不是比喻意義上的措辭，而是真正生理上的衰老。因為貧窮本身就是壓力的來源，一個人努力維持日常開支，食物、住處、醫保、交通——而長期的失眠和焦慮，會提高血液中的一種應激激素，即皮質醇的水平。這已讓窮人更易受到一連串傷害，包括糖尿病、高血壓，以及心臟病這種危及生命的疾病。

　　文/James Hamblin

　　譯/Frocazy

　　校對/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www.theatlantic.com/health/archive/2015/07/the-health-cost-of-upward-mobility/398486/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Frocazy在利維坦發布

　　人們告誡我說，為了長遠目標有必要犧牲當下的滿足。這些人或許是對的。心理學家把這叫做「自我調節」或「自我控制」。再加上「盡責性」，這兩點至少可以用來合理地預判一個年輕人將來能否成功。自控力差的人更可能被命運牽著鼻子走。

　　最惡劣條件下，那些最克制最堅韌的人最有可能戰勝困境。貧窮，爛學校，不良社區好像都不是事兒，無論學術場還是職場，他們總能成就非凡，除了一點：這些孩子正在成功路上迅速衰老。西北大學和喬治亞大學本周發布研究報告說，這些孩子的細胞明顯未老先衰（根據基因甲基化），並伴隨其他身體不良反應。

　　（bmcbiol.biomedcentral.com/articles/10.1186/s12915-015-0118-4）

　　

　　「約翰·亨利現象」：那些以目標為導向熱衷成功的人日以繼夜奮鬥，最終暴斃身亡。圖源：Tes

　　然而，對本身就擁有優越條件的高成就人士來說，身體狀態恰好相反，成功和健康手可以手拉手齊頭並進。心理學上有一種「約翰·亨利現象」（John Henryism），專門形容那些以目標為導向熱衷成功的人日以繼夜奮鬥，他們缺乏必要的支持與資源，最後竟勞碌致死，或至少向死勞碌，就像那個偉岸的19世紀民間傳奇人物約翰·亨利，傳說他徒手用鎚子和蒸汽動力的鑽頭比賽誰打火車道釘多，結果他贏了，但隨後就死於動脈瘤發作。一些健康學研究者對「約翰·亨利現象」深表同情，其中就有喬治·米勒（Gregory Miller），西北大學心理學和醫學社會學教授，正是本周調查報告的主持人。

　　自我控制，或自我控制而來的成功，似乎需要健康付出代價。

　　米勒和同事們在過去幾年中研究了壓力與生理健康之間的關係，自我控制如何將壓力介入生理健康。有些人步步高升，完成了簡直對他們來說不可能的偉績，這些成就對他們身體有什麼影響？該團隊在星期一公布的研究成果中描繪了這種躍層成就將如何有損健康。美國科學院院報上，米勒和余天一（Tianyi Yu），埃迪絲·陳（Edith Chen），吉英·布洛迪（Gene Brody）從以往研究中構建出自己的研究主體，並指出，與那些衝動的（沒有上進心的，也就是說，更少能夠往社會上層攀升）人相比，自制力好的人血壓更高，體脂更多，應激激素皮質醇水平更高。

　　（www.pnas.org/content/early/2015/07/08/1505063112.abstract）

　　「我們討論的孩子家裡都需要各種政府援助，往往是高中甚至以下學歷的單親家庭，」 米勒解釋說，「這些孩子，雖然出身非常非常艱苦，卻仍然取得了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不過，他們才二十齣頭，身體部分細胞看起來已經比實際年齡衰老得太多。」

　　這種現象涉及到一種觀點，即長期的精神壓力會影響到身體的各項進程，並且在不知不覺中引發或催化許多疾病。最近的一個案例比較廣為人知，研究對象是496名居住在喬治亞州鄉村的非裔美國青少年，他們大部分來自勞工階層，人生可以說始於一連串不幸——種族，地域，階層——按照傳統學術標準來說，在人口統計意義上表現得差於其他州孩子；身體和心理健康存在更多問題；更頻繁地接觸青少年司法體系。

　　但是在這個群體中，卻存在著一小撥另類的孩子，研究者稱他們「不懼困難，在學校表現出色，心態積極向上，從不作姦犯科，也不胡亂嗑藥」。「這一小撥兒孩子的存在，讓所有人都為之興奮不已，」米勒說，「他們拿了一手爛牌，卻打得非常精彩，這絕對是不可思議的。」

　　是什麼心態促使他們成功，而形成這樣的心態要付出怎樣的代價？作為一名心理學家，米勒對這些問題產生了興趣。然而興奮之情並沒有讓他們忘記，在他們所設想的研究環境中，這些艱難困苦都是不應該存在的，現實狀況與理想的實驗環境相去甚遠，但是他們研究的對象是身體健康的心理調節機制，又不能（像理科實驗一樣）用實驗室直接創造出實驗環境。

　　同時，弱勢群里中那些不另類的、沒有超強責任心的人最後並沒有成為承受高壓的「成功人士」，所以他們的身體也沒有受到不良影響。很顯然，他們不會因為上進心而身體受損。「我們發現，」米勒說，「自我控制，或者說自我控制所帶來的成功，是要付出代價的。」

　　

　　圖源：Whole Human PLLC

　　事情進展不如意，只會使我更加用功。

　　我總覺得我可以把生活過成我想要的樣子。

　　這兩條陳述和其他一些表達可以被用來診斷約翰·亨利現象，根據JHAC-12標準（John Henry Active Coping scale），從人數規模來看，至少在弱勢群體當中是這樣。一位當今著名的社會流行病學家在上世紀80年代的北卡萊羅納州教堂山分校正研究著公共政策學，他開始想弄明白，為什麼北卡萊羅納州的黑人更容易患心臟病和中風，這種比率非常反常。他的名字叫舍曼·詹姆斯（Sherman James），他選擇的著眼點是「約翰·亨利現象」，這是指非裔美國人在面對日常生活中的壓力時，態度堅決、渴望成功，「不僅僅是為了維持生計，還要在身後留下一些東西。」

　　舍曼激發了研究者長達十幾年關於階層躍升所需健康成本與相應社會經濟收益之間的比較熱情。執教42年後（目前是杜克大學榮譽退休教授，埃默里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兼職教授），他很高興下一代的科學家正重新拾起這個概念，開始闡述這些健康問題背後的生理學原理，繼續研究他當初作為一名學生觀察到的現象。

　　「一些人在實現目標的過程中付出了高昂的健康代價，這是公共政策造成的，」詹姆斯告訴我，「不同社會經濟背景的人，有著不同的人生軌跡，這個案例都體現出來了。有些年輕人在攀登並不是那麼陡峭的山峰。有錢的白人甚至根本就不必登山。」

　　老化加速與自我控制的函數關係

　　

　　圖源：米勒等，美國科學院院報/大西洋月刊

　　對詹姆斯來說，這裡面體現出來的種族和階層不平等是影響巨大的。這反映出我們的文化把不同的價值強加在外貌和生活方式不同的人身上，並稱之為「種族」。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近期發現，從事高水平工作的人群中，黑人和白人睡眠時長上懸殊最嚴重。高收入和高社會地位對白人來說能夠促進睡眠，而對黑人正相反，有害於睡眠。研究人員在去年的《紐約時報》中寫道：「睡眠問題在美國非裔高管之間普遍存在，部分原因在於缺乏提供物質和情感支持的社會關係、職場歧視和小衝突、高度職業道德所引發的過度警覺，或鄰里、家庭關係緊張。」

　　在米勒所研究的細胞衰老和自製之間的關係里，反面觀點也是有可能存在的——細胞衰老和身體不健康有可能增強了自制力，而不是自制力導致細胞衰老和身體不健康。雖然米勒認為這不太可能，因為即使你的收入或教育水平只提升了一點，你的衰老速度會變慢，身體也變得更健康。這種反面觀點只適用於出身優越的孩子，他們的自制力使身體各方面都變得健康。只有在弱勢群體中才存在這樣的悖論：自制力讓孩子在行為規範、教育和心理方面都能獲得好處，卻唯獨犧牲了健康。

　　

壓力來自哪裡？各種各樣的假說大體上都歸結到生理壓力（physiology of stress）上。

　　一種假說認為，天底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你爬上梯子就需要付路費。成功道重任遠。如果你來自屬於弱勢方的階層/種族/地域，你就得克服更多障礙。很可能你讀書的學校缺資金，缺師資；你來自一個小鎮，這裡資源和機會都很貧乏；你父母正掙扎在溫飽線上；你沒有富家子弟的家教和課餘資源。所以說，抵達同一個地方——譬如說大學畢業——你需要努力更多，應付出更多。「一種似是而非的解釋是，」米勒說，「人們覺得環境極端不公平才是問題，而不是自控力。」

　　當你和那些孩子聊天時，你會發現他們極其熱情而專註，有時候繼續談下去，你會發現好像進入某種類似學校里的競爭狀態，隨後，競爭愈演愈烈，這些孩子加倍地專註，堅持不懈，個個渴望取勝。他們這麼做完全不考慮社交生活怎麼樣，身體有沒有得到鍛煉，吃得好不好。他們如此專註於自己定義的成功，忽視了一些對那些日子過得好的孩子們來說很自然的生活方式。「另外還有別的研究成果表明，朝著目標堅持不懈地努力，也是要付出成本的，」米勒說道，「那些為了實現特定目標而全身心投入的人往往要承受損害健康的風險，我們很早就認識到這一點了。」

　　另一種假說認為，成為一個群體的「另類」本身就是壓力的主要來源。除了應對種族歧視和排斥以外，在職場要應對激烈的競爭，回到家還要適應大家庭生活，這兩種場合是截然不同的，他們必須遵守不同的規範，迎合不同的期望。他們不僅要承受本群體的歧視與排斥，還要承受其他高成就群體的歧視與排斥，壓力之大無以言表。

　　「雖然這當中還湧現出一些新奇的發現，但大方向已經基本確定了，」米勒說，「這使我們能夠理解其他研究者所觀察到的現象，然後把這些都糅合在一起，漸漸就能勾勒出一個故事。」故事核心在於一種歸屬感。「我們發現，如果在研究時只關注那些最弱勢的孩子，就會看到那些最健康的、血壓、肥胖和細胞衰老方面最沒有問題的孩子，往往在學校表現不好，而且不時因為攻擊行為或藥物濫用而觸犯法律。」 米勒說。

　　這意味著，在最弱勢的群體中你必須在擁有一個好身體和做一個好學生之間取捨，兩者不可兼得。所以，即便考慮到貧困和教育缺乏也是健康的風險因素，這些隨大流的孩子仍然是最健康的。這或許提示我們「永遠不要當一個另類」，但這樣的提示是沒有意義的。

　　「我真心覺得自我控制這種設定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甚至有點問題，」詹姆斯說，「因為大多數人認為自制力是有益的，所以要表達『在某些情形下並不是有益的』這個觀點時，需要用委婉的言辭。自制力並沒有錯，錯的是那些極端不公平的環境。」

　　詹姆斯還是一個學生時，就渴望了解這些心臟病背後的原理，而通過這次研究，像米勒教授這樣的學者正一步一步揭開它的面紗。「受害者都是殫精竭慮想要成功的年輕人。」詹姆斯說道，語氣中透著發自肺腑的擔憂，一如他在多年前撰寫的論文中所表露出來的那樣。「這就是我感謝米勒教授的原因，也是我一直以來的心病。我們口中的這些年輕人，好不容易能有機會追求夢想，卻不得不付出健康的代價。所以這樣的研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