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經濟為何走向失落？（二）

林宗弘、李宗榮：台灣經濟起飛曾受惠於全球化，但1990年代後台商逐漸移往中國大陸與其他鄰近地區，對產業發展與社會後果影響深遠。


更新於2017年12月8日 07:10 台灣中研院副研究員 林宗弘、李宗榮
編者按：本文接續上周已出刊的「台灣經濟為何走向失落？（一）」，繼續從台灣財團崛起、創新網路外移、台商的興衰、社會階級意識抬頭等微觀層次與組織網路面向，分析台灣經濟走向失落的根源與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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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微觀因素：企業大型化與集團家族化之謎
在企業組織分析的中觀或微觀層次上，台灣市場結構轉變里最引人注目的現象，是企業大型化與家族集團的歷久不衰。

台灣企業目前的規模有多大？台灣僱用人數最多的鴻海集團規模曾經高達近130萬人，僅次於美國Walmart（約220萬人）與中國中石化（約160萬人），前十大集團平均近20萬人，與日本或韓國前十大財閥旗鼓相當，幾乎推翻了我們對台灣產業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刻板印象。

林宗弘與胡伯維根據對大型企業排名資料庫分析，發現台灣企業主要是透過兩種顯著的發展模式來擴大規模，一個是透過上市集資或財務槓桿的作用來獲取資金，俾能進一步投資於資本與技術密集的產業，例如台積電；另一個則是透過資本外移至中國大陸或東南亞，追逐廉價的勞動力來擴大勞動密集的生產模式。後者使得台灣企業的營收與僱用人數急速上升，廠商的利潤卻沒有提升。例如鴻海儘管是全球僱員規模第三大的企業，毛利卻未能超過3%，可謂薄利多銷。因此，林宗弘與胡伯維認為這意味著市場政治的邏輯（於此指的是「惰性」廠商僅求市佔規模的擴大與存活），而非新古典的最佳化的生產要素組合而達到利潤極大化或熊彼特式企業家精神，對台灣企業行為提出更好的解釋。

台灣企業大型化之外，企業集團的家族化也令人側目。家族資本主義通常是市場制度缺陷與落後的特徵，然而在台灣，各種研究數據顯示，被家族所控制的公司仍占上市公司的八成左右，集團企業亦然。

此外，李宗榮嘗試從更廣泛的制度與歷史條件來解釋台灣家族資本主義的持續。首先是政權統治的特質。戰後初期，國民黨政權在統治正當性的考量之下，與台灣本地的地主階層與新興的商人與政治家族合作，透過經濟特權交換政治的忠誠，是學術上所謂的威權侍從體制。李宗榮同時指出長久隱伏在台灣社會卻仍未被深刻檢視的現象：亦即，以家族親屬連繫的企業集團，或所謂親控集團網路，逐漸浮現。這個親控集團網路猶如封建貴族，位居台灣市場結構頂層，掌控金融等重要產業，而且彼此結親繁殖血脈，這種強連帶有助於企業內部股權控制，外部結盟擴張。
4. 微觀轉變：中小企業的創意與韌性

企業大型化意味著中小企業整體發展日益艱難。林宗弘與胡伯維研究發現在全球競爭壓力下，台灣市場中大型企業主導而中小企業被壓縮的趨勢。從數據來看，2011 年的製造業部門超過500名員工的企業佔總體收入的 65.9%，相較於 1996 年的43%有顯著的增加；200人以下中小企業生產收入則從 1996年的44.8%降至2011年的25%。縱使如此，台灣許多中小企業「隱形冠軍」仍然頑強抵抗大財團的進擊。

謝斐宇挑戰了台灣經濟發展路徑唯有企業大型化的看法。她透過1996～2011年台灣工商普查資料，計算位於台灣中部的機械與金屬部門產業的附加價值。研究發現，中小企業不僅沒有因為資訊業興起而被擠壓；恰恰相反，它們是產業創新活動極為活躍的一群，雖然營收總和不高，在附加價值表現上與明星產業如半導體等相較毫不遜色，甚至比電腦周邊製造業高出許多。不僅如此，在外銷成長與創新上，包括自行車，工具機以及汽車零組件產業，中小企業分散化的生產結構仍然表現優異，毫無空洞化跡象。

台灣廠商的規模以及特徵，究竟對勞動條件與剝削產生什麼影響？劉正與蘇國賢等整並1991年與2001年的「工商業普查」、「員工動向調查」與「職類別薪資調查」等資料庫，形成以廠商為單位的資料進行分析。結果發現，每三個製造業工人就有兩個受雇於明顯對勞工進行剝削的企業；在「榨取剝削」或「剝削管理不善」的公司中，七成五以上的利潤來自於廠商對它們工人的勞動剝削，而這些製造業廠商多數是中小企業。他們的研究仍顯示台灣小老闆自我剝削、壓低勞動條件與性別歧視的情況，或許有助於平衡對大型集團金權的負面情緒、以及對中小企業的溢美之詞。
5. 全球化與台灣科技網路外移

全球價值鏈的發展是當代資本主義的重要現象。回顧歷史，台灣經濟起飛曾經受惠於此。然而到了1990年代，在客戶要求與降低成本的動力下，急速成長的科技業不斷更新全球布局，將台灣廠商推向中國大陸與其他鄰近國家，也將這種薄利多銷的的大量生產代工模式發揮到淋漓盡致，這個殘酷的事實對台灣產業發展與社會後果影響深遠。

過去二十年來，台灣經濟急遽變遷的兩大特徵是「產業升級」與「產業外移」，所謂高科技的電子業是其中的主角。《未竟的奇迹：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收錄三篇研究，從不同面向紀錄了台灣科技廠商面臨的嚴峻競爭，探討其中的網路特徵，運作與限制。

日本川上桃子教授的論文，呈現了台灣電子業崛起的外部機遇，在美國與日本廠商的競爭里趁虛而入坐收漁利。內部組織方面，台商為了應付不同代工客戶，滿足不同的規格與設計的需求，各代工廠逐漸衍生出能夠個別承接訂單卻又維持獨立的組織結構。由於委任的國際品牌客戶彼此競爭，台灣代工廠如何在內部進行保密與協調，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川上桃子發現，多元客戶委託代工設計，提供台商絕佳的學習機會，藉此吸收到尖端市場資訊，技術研發上也因為跨產品學習與整合，以及代工廠內部的技術人才網路的非正式交流，而有超越日本廠商的製程創新。

多年來，延續網路創新理論，熊瑞梅及其合作者的相關研究證實台灣半導體專利的成長與網路有關。熊瑞梅以網路「結構摺疊」引導跨界創新的理論，來檢視台灣的半導體人才以及中國大陸「海歸」人才在專利發明方面的競爭。台灣的科技業是由矽谷迴流的工程師攜帶技術與網路回鄉、連繫美國科技大廠與台灣製造業而發展起來的，是全球化下人才遷徙尋找就業與創業機會的成功案例；人才的遷徙串起不同產業聚落之間的資源並且造成技術擴散。熊瑞梅等人檢視跨界經驗對科技研發的效果，同時評估兩岸人才與廠商之間的相對優勢，認為無論是台灣或中國大陸的科技人材，只要具有跨國與跨研發團隊的結構位置，都能整合多樣化技術而在專利發明表現傑出。他們的研究也發現，隨著中國大陸半導體投資與市場規模的擴大，以及研發人才的擴張與世代交替，台灣發明人才的重要性被稀釋，其跨界網路仍有用卻逐漸減弱。根據熊瑞梅等的系列研究，台灣科技人材因為豐富的跨團隊經驗所累積的創新優勢已經被迎頭趕上，這也暗示台商對紅色供應鏈的恐懼，並非空穴來風。

與熊瑞梅等以及川上桃子的發現類似，田島真弓的研究呈現台灣LED廠商在日韓競爭縫隙中求生的過程；在日本經濟失落的二十年中， 面板廠不敵台灣與韓國廠商競爭，日本研發人才逐漸外移至台灣，堪稱「產業浪人」。此種技術擴散也是建立在歷史結構的夾縫中，韓商素有與日商競爭的民族意識，讓台商藉機引進日本人才，台日歷史文化的親近性是社會網路運作的先決條件。值得注意的是，田島真弓描繪日本產業衰退與技術外流的前車之鑒，與熊瑞梅發現台灣科技業在中國廠商競爭下逐漸失去優勢的現況，非常類似。
6. 兩岸經貿擴張的挑戰

前述的奇迹典範的核心命題之一，是出口導向策略總能推動經濟成長。開放貿易特別是出口，已經被視為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的重要方式；似乎只要開放貿易就能提高GDP成長率。然而，開放貿易對歐美等已開發國家的產業升級或所得分配的影響，已經出現批判性的研究。
兩岸經貿擴張是從台灣創下經濟奇迹之後，邁向經濟衰退過程里的重要因素。

台商如何進入中國大陸，對台灣經濟發展短期或長期後果為何？他們會帶來什麼政治與社會後果？在《未竟的奇迹：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里，鄭志鵬與林宗弘回顧了過去二十年來台商的發展與相關文獻，認為台商雖然受限於全球商品鏈的半邊陲位置，必須接受國際買主指揮，但是透過地方產權制度創新、政商關係與台灣人排他性的族群網路等多種在地鑲嵌、或不鑲嵌的方式，比其他外資廠商更快且更大規模進入中國大陸設廠，利用廉價勞動力與土地、取得生產規模與外銷退稅等優勢，甚至協助中國大陸廠商整合進全球商品煉，促成「紅色供應鏈」興起。然而，台商似乎過度集中投資於中國大陸，忽視中國大陸與全球經濟衰退的風險，導致高昂的沉入成本，這種「過度鑲嵌」(over-embeddedness) 的結果，最終使台商深陷中國大陸經濟衰退或中共高層與兩岸政治鬥爭的泥淖，不僅改變了政商關係與產權制度，挑戰工廠管理權威，瓦解了台灣人的排他性族群網路與飛地經濟，這些情況直接反映在台商全體營業額、毛利率與僱用人數的下滑。

此外，雖然過去台商研究經常強調台商建構地方連帶的能力，學者鄧建邦卻發現地方連帶造成台商進入中國中西部省分的經營困境。早年台商主要是在中國大陸沿海省分投資，依賴具有強烈工作動機的外來農民工；由於勞動力供給相對充裕，數萬人以上集中管理的工廠與宿舍結合體制，讓台商成功剝離農民工的社會關係並使其原子化——這也是造成富士康工人自殺的因素之一。隨著工資與土地成本上升與東南沿海勞動力短缺，台商逐漸往中國大陸內陸省份遷徙，逼迫其面對更多勞動體制背後的社會鑲嵌。鄧建邦研究顯示，內陸勞工有在地社區網路以及原生家族資源的依靠，可以辭工甚或集體抗爭來表達不滿。季節性的農忙，在地勞工平衡家庭生活，甚至是工作與休閑時間的權衡，都讓內遷台商無法實施泰勒式的專制體制，管理權威難以隨意施展，顯示脫離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前往中西部投資，其實無法挽救台商衰退的命運。

台商跨海投資貌似純粹自由市場活動，隨著兩岸越來越糾結的政治關係，日益顯現政治意涵。長久以來，中國大陸對於台商投資的「惠台政策」被視為推動兩岸政治整合的重要政策槓桿。然而，晚近尤怡文等人研究發現，雖然早期台資企業稅率的確相對低於其他跨國甚至中國大陸企業；然而從2006年起，台資企業的稅率即不斷上升，失去其相對優勢。中國大陸本土企業的崛起，及地方政商聯盟所形成的經濟民族主義與地方保護主義，早已使惠台政策虛有其表。矛盾的是，台商反而更受制於中國大陸投資的利益，而且對台灣政治影響越來越大。隨著 2005 年以來，國共會談平台形成，一群以國民黨高層與台商網路為核心的政商聯盟逐漸興起，成為太陽花運動所對抗的服貿黑箱幕後的利益團體。在《未竟的奇迹：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中以及其個人系列研究里，吳介民從政治權力的角度提供了深入的觀察。
7. 階級衝突與社會創新

最後，奇迹典範成功預測經濟奇迹之後的社會與政治後果：是國民黨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對抗所造成的族群政治、以及黨國威權主義與自由派中產階級之間的衝突。相對於此，衰退典範則發現新的社會分歧正在湧現。

林宗弘與李宗榮的分析暗示台灣的資產階級正在自我複製，中下階級社會流動與創業機會衰退，觸動了台灣民眾的階級意識。國家與市場的權力與資源集中在戰後嬰兒潮的企業家世代，觸動了台灣社會裡的世代衝突。當馬英九總統執政期間推動兩岸經貿開放、卻無法抑制貧富差距與世代分化的局勢之下，2014年爆發的太陽花運動成了台灣政治版圖巨變的轉戾點。對經濟社會學者而言，太陽花運動不僅是對國民黨政權的不滿而已，它代表了公民社會對奇迹典範的信心破產，「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等運動口號所隱含的時代精神與衰退典範更具親和性。然而，反省或批評奇迹典範雖然重要，在後太陽花時代，台灣應該建構何種調和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政策？這是經濟社會學者所面對的迫切挑戰。

在分析台灣現況時，我們應該同時面對過去，解釋在太陽花運動爆發前夕，台灣社會何以缺乏對抗大財團的政治力量，或者說是左派政治勢力的貧困。從各種宏觀歷史與制度條件來看，由於白色恐怖時期國民政府對左派政治勢力的清剿、對公部門工人的列寧式黨國與工會控制，私部門中小企業與城市新興中產階級崛起，各種外銷產業與內需非正式部門裡的創業機會豐富，創下國際研究數據里最高的社會流動比率，以及相對平等的所得分配，加上微觀層次勞動過程里黑手變頭家的經驗，使勞資階級意識極為模糊。結果，台灣的快速工業化並沒有催生一個強大且自覺的工人階級，1990年代的調查顯示多數受薪者認為自己是中間階級。時至今日，儘管貧富差距惡化與社會流動停滯使一般民眾的階級意識提升，甚至逐漸影響他們的投票傾向，工會組織卻持續衰退。

尋找資本主義外的另類出路

與奇迹典範相對應，《未竟的奇迹：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一書收錄的研究關注國家失能、財團崛起、隱形冠軍的奮鬥、創新網路外移、台商的興衰史、乃至於工運蕭條與另類經濟等論文，雖然作者們各有文獻對話的脈絡，從編者的角度來看，這群新經濟社會學作品確實比較接近「衰退典範」。從經濟奇迹到衰退的年代，台灣的經濟社會學者前仆後繼，為理解台灣製造的崛起與失落的歷史經驗，提供了深刻的圖像。

在新世紀的全球資本主義大衰退時期，經濟社會學所強調的國家能力、社會鑲嵌與文化價值等，可能有助於批判新自由主義或發展主義的舊思維、回應台灣社會對經濟轉型的焦慮，並且在學術與政策對話中尋找邁向未來的經濟方案。我們期待對在地文化與社會創新的學術探索與實踐，能塑造台灣經濟轉型的前景、並且擺脫全球資本主義最具毀滅性的一些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