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經濟為何走向失落？（一）

更新於2017年12月1日 07:24 台灣中研院副研究員 林宗弘、李宗榮

編者按：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副研究員李宗榮與林宗弘，邀請26位來自社會學與經濟學領域的學者，合寫《未竟的奇迹：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一書（預計年底出版），從社會經濟學的角度，探索台灣經濟衰敗、社會分岐與政治效應的根源與後果。《FT中文網》取得第一章內文授權，以下是編輯后的摘要，本周先刊出上半部。

台灣在戰後曾經歷長達四十年的經濟成長，創下1963 年至 1996 年平均國內生產總值(GDP)成長率超過9%之紀錄的「經濟奇迹」，並且與新加坡、香港、韓國被合稱為「亞洲四小龍」，違反了馬克思主義依賴理論的預測，引起國際學界關注。這個時期的國外學者主要是政治經濟學或發展研究者，多半將台灣視為第三世界發展的成功典範。

在上述的歷史脈絡下，台灣的經濟社會學伴隨著本地經濟蓬勃發展，累積了大量研究，從歷史的眼光來看，1980 年代以來關於台灣經濟發展的各種研究，或可稱之為「奇迹典範」(miracle paradigm)。然而，從 1990 年代開始，這種經濟發展榮景與學術上的百花爭鳴逐漸退色。
從 1997 年起，台灣的發展受亞洲金融風暴衝擊，2001 年又遭遇全球電子業衰退，GDP 年成長率首次為負 1.26，失業率則衝破 5%。在民進黨第一次執政期間，年成長率平均下滑到 4～5%之間，成為在野國民黨的攻擊對象。然而，在國民黨重新執政之際，2007 年的全球金融海嘯來襲，在這場餘波盪漾的大衰退衝擊之下，2009 年 GDP 年成長率衰退到負 1.57，失業率逼近 6%，到 2015 年為止，年成長率平均下滑到 3%左右。隨著中國經濟成長動力減弱，新一波全球蕭條風雨欲來，台灣的經濟前景堪虞。

1990 年代之後，台灣不僅經濟成長率大幅衰退，也歷經一連串重大的經濟制度變革。1986 年解除戒嚴之後，隨之而來 1989 年經濟自由化，國營事業私有化以及管制手段減少，國家對經濟的直接干預能力越來越微弱。民主轉型、政黨輪替以及民眾權利意識成長的影響下，經濟政策已經難以用強勢的行政權來推動，另一方面，政府效能確實遠遠趕不上市場轉型的腳步，過去以強國家指導經濟發展的模式難以為繼。重大財經政策，例如貿易上對中國大陸投資的「戒急用忍」與後來的積極開放，半導體產業的「兩兆雙星」計劃，以及金融改革與高等教育產業大幅開放的政策，似乎都不見效，說明國家角色在轉型過程中的失能。其次，台灣金融市場對國際資金開放，以及台商大量外移，特別是到中國大陸另闢生產基地，兩岸經濟整合使得台灣中小企業面臨存亡挑戰、勞工就業條件也受影響，逐漸與經濟成長脫鉤甚至惡化。而從市場結構來看，台灣的私營企業正在歷經大型化的過程。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原為中小企業的鴻海集團已經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製造商之一；大型企業早已取代了中小企業的出口份額。所謂高科技電子業逐漸凌駕傳統產業，台灣先是成為全球不可或缺的代工基地，在 21 世紀卻面臨迅速的資本外移，電子業海外生產的產值高達四分之三。大型化、家族化的集團企業，成為台灣經濟活動的主力，也越來越遠離台灣經濟起飛時由中小企業撐起半邊天的圖像。

金融產業結構也面臨巨變。 1991 年的銀行自由化與公有控股集團逐漸釋股改變了間接金融的產業結構，農會與信用合作社的信用市場被新銀行取代，「二次金改」之後形成了「吳辜蔡花」金控體系——也就是新光、中信、國泰富邦與以花旗為代表的外資銀行等巨型金控集團。此外，股市迅速自由化與對外開放，成為台灣企業的重要資金來源，上市櫃公司數目由 1990 年的兩百多家成長到2014 年的一千四百餘家，法人與外資主導台灣股市，企業則歷經「金融化」與「華爾街化」的洗禮，經營策略越來越受到全球競爭壓力與股東短期獲利要求的影響。從發展歷程與結構變遷來看，過去二十餘年來，台灣市場已經變得越來越與全球經濟接軌，遠離早期發展研究所描繪的圖像。

這些 1990 年代之後的新興經驗課題，對原有學術典範形成挑戰。當民主轉型趨於鞏固，而台灣經濟也逐漸面臨資本外移與產業升級時，發展研究學者的興趣，主要轉向資本集中化之下的大型集團與電子產業的升級、以及海外台商的發展，其中有很多發現，與奇迹典範並不吻合，甚至看起來像是反例。例如，台灣的出口成長與人均 GDP 停滯的趨勢相悖、人均勞動生產力上升與平均薪資停滯的趨勢相悖 、創業行為減少與社會流動停滯成為常態、國家發展政策失效，國民營雙元論已經遭受新自由主義私有化政策嚴重衝擊 ，而台灣總合生育率創下世界最低紀錄等，許多新世紀的台灣經濟議題逐一浮現。

相對於奇迹典範專註於經濟起飛時期的動力來源，我們將最近十年來的經濟社會學文獻稱為「衰退典範 (recession paradigm)」，這些文獻更關心某些政治與社會條件下「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分析台灣面臨的經濟衰退、社會分岐與政治效應，探索其根源與後果。

以下我們將《未竟的奇迹：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一書所收錄或間接涉及的衰退典範文獻，區分為「宏觀的國家制度轉型研究」與「微觀的組織或網路研究」兩大類。

1. 宏觀因素：國家與金融的轉變

自 1980 年代中期以來，國家理論大行其道，無人能否認一些基本國家能力，例如產權保護、國防、治安與反貪腐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戰爭與國家能力崛起的過程、尤其是國家財政與貨幣政策的歷史進展、福利國家的興衰、乃至於國家債務累積與其經濟效果等，均涉及發展國家的核心論證。然而新世紀以來，研究發現國家介入產業發展的成敗，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例如在陳水扁政府時期的兩兆雙星留下企業與銀行的沉重債務，而馬英九政府時期國民黨財經官僚班師回朝並持續發展生技產業，卻無法改變經濟衰退的趨勢。如今看來，發展國家理論更像是倒因為果：廉價勞動力推動經濟發展提供豐富的稅收，使得威權國家能投資公共建設同時收買一些追隨者，而非國家干預帶來經濟發展。可惜的是，除了中國學者巫永平對台灣經濟發展相當精準的批判，以及少數台灣學者對台灣產業政策的失敗經驗提出反省，台灣學界在國家能力的一般理論上缺乏進展。
研究者王振寰，李宗榮與陳琮淵回顧台灣戰後不同歷史時期的產業，企業組織，科技研發以及政策擬定等面向，政府機構以及官僚所扮演的角色。研究發現在國家能力相對弱化、民主化與政商關係改變之下，傳統發展國家由上而下駕馭市場在政治上不可行、也容易失敗。未來發展國家的角色會更趨向平台的搭建者，而不再是行動的引導者，它將為企業提供強化競爭力的制度性支援，由市場決定企業的存亡。在超級資本主義的全球市場競爭下，有能力的國家將順應之而非駕馭之。

發展國家弱化所涉及的議題不僅是對產業或科技創新的投資能力，也包括其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力。學者鄭力軒的研究主要從台灣股市發展來探討台灣產業金融化的問題。他發現國家對金融體制的壓抑，造成股市以散戶為主，這種結構特色讓新興科技業積極透過金融市場來擴張其資本，同時集團化企業也高度仰賴股市來設立子公司擴張，而國營事業在自由化的過程中積極釋股，同時維持政府對經營權的控制。所有這些過程共同促成了台灣股市的高度成長，也創造了市值上兆的超級公司，使 1990 年代成為台股的鍍金時代。鄭力軒的研究說明台灣金融市場的發展深深地嵌入政治制度環境的命題，也對於台灣大型家族集團的蓬勃發展提供了補充性的解釋。由於股市主要是以散戶為主，缺少法人與外資等協商能力較強的力量，家族企業的控制鮮少遇到購併的挑戰，讓股市成為家族企業擴張時汲取資源的渠道，而非遭受市場競爭的試煉場。然而， 2003 年金融自由化、國家允許外資進入市場，再次改變了股市的結構，由散戶主導市場，演變為外資與法人掌控，交易次數大幅下降。金融市場資本集中化、全球化與會計規範的改變，給上市公司越來越大的經營壓力，以滿足投資者短期套利的需求，甚至出現家族企業遭敵意併購的案例。
2. 宏觀因素：人口紅利的逆轉

雖然在巴西、印度、印尼等國經濟崛起之際，儒教文化決定論已經黯然失色，台灣父權家庭文化與人口的角色，卻成為衰退典範的焦點。張晉芬的系列研究發現，從平均數據來看，台灣的性別間薪資差距好似逐年縮小。然而即使女性教育程度大幅提高、勞動參與率也逐年增加，與男性的薪資差距仍高達兩成。性別間的職業隔離有顯著的解釋力，女性從事中高階白領工作的比例和人數仍遠低於男性，同一職業不同性別的薪資差異明顯，在控制教育和工作經驗等因素后，兩性仍同工不同酬。

鄭雁馨的系列研究則探討了從高結婚率到低結婚率、以及人口紅利到人口負債的逆轉過程。鄭雁馨呈現了 1980 年代中葉起，台灣時期生育率跌破人口替代水準 2.1 人，開啟了長達三十年快速下滑的生育率軌跡。死亡率的下降與平均余命的增加使人口迅速老化。在二十世紀進入尾聲之際，台灣人口金字塔的型態，已由 1970 年代高出生高死亡的典型金字塔，逐漸轉向「中廣而上下窄」的紡錘型，日漸萎縮的新生兒人口更預示勞動力短缺的未來。新世紀邁入后工業化的台灣社會，面對全球化競爭下的經濟變動所帶來之新的勞動市場結構和社會不平等，其引發之日益惡化的貧富差距，也進一步牽動家庭行為的變遷，導致超低生育率與人口老化；而勞動力短缺所導致的經濟動能不足，將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的嚴峻考驗。鄭雁馨也指出改革職場性別歧視與降低婚育成本，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將是挽救台灣經濟的重要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