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其榮
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社交媒體和自媒體的出現,在威權社會裡控制輿論變得困難重重,人們對官媒的態度從以前的仰視變成平視,再由平視變成俯視,這背後的原因一方面取決於社會的開放,使信息源的渠道變得多元;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的信息化,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和城鎮化,使專業知識很難被統治階層獨享,公民社會與威權政府因利益而針鋒相對。據此,樂觀者認為,社交媒體和自媒體的發展,將是推動威權社會政治改革的靈丹妙藥,悲觀者也強調,社交媒體和自媒體經常會屈服於審查和管控,甚至成為威權社會統治者管控社會的幫凶。
韓笑在《政見》發表《威權政府為什麼要玩轉社交媒體?》一文,提出了一些觀點,引人深思。文中認為威權政府在快速適應社交媒體之後,已經將重點從單純的打壓轉向收編后的「為我所用」。在鞏固政權合法性方面,以愛國情緒、意識形態和單純信任政府的普通民眾來鞏固政權,同時以金錢收買博主、記者和評論員在社交媒體上涮屏親政府言論。除進一步加強對要求政治改革的聲音打壓外,精心策劃並引導網路輿論,把社區媒體和自媒體變為政府的發聲筒。
文章還指出,統治者通過社交媒體獲取民意並相應地調整政策走向。同時,在社交媒體上曝光官員貪腐等消息,可以一定程度上解決統治者和官僚機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另外,統治者在享受技術發展帶來的經濟增長,同時將信息流動帶來的維穩風險牢牢掌控。甚至於,網際網路的日益地域化(territorialization of the internet)和威權國家之間的相互學習,正在使威權國家對社交媒體的收編成為「最佳實踐的擴散」(diffusion of best practices)。
無疑,韓笑所提的這些觀點是正確的,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講的就是這個道理。事實上,威權體制統治者一直靠槍杆子、筆杆子和嘴皮子來維持權力,本沒什麼大驚小怪。一旦矛盾激化,收槍、收筆和收嘴,都在情理之中。所以,你不能去指望權力者怎麼做,而在於社交媒體自己要怎麼去做。那麼,我們要怎麼做,才能避免社交媒體和自媒體淪陷呢?
首先要避免淪陷,就要教會民眾學會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而盲目衝動被人利用。在任何社會,利益始終處在核心地位,政治是手段,通過手段來實現目的。同樣,民眾要維護自己的利益,也必須通過政治來實現。愚民政策無非是表面上站在你的立場上為你說話,再謀你財害你命。和平年代是謀財,戰爭年代就變成了害命。他們依靠阻斷信息來源,無法讓你兼聽則明。在如此情形下,要讓民眾學會思考,就要圍繞自己利益得與失去思考。每一項政策制定的背後,是否讓自己的利益受損了,如果受損了,自然就要反對,這其中就要求社交媒體從多個角度去分析利益問題,得的是小利?失去的是大利?不光要站在政府的立場上去分析,他們想要什麼,還要站在民眾的立場,我們不能失去什麼。這其中對「為什麼」的分析和闡述是重點。民主是啟民智,讓民眾變聰明,專制是愚民,讓老百姓變成一群傻瓜,便於他們掌控,因此只要讓民眾學會了思考,會分析,素質便有了質的提高,愚民政策自然失效失靈。
其次要避免淪陷,就要避免落入到因為是自己支持的人而支持,因為是自己反對的人而反對的怪圈。任何歷史與現實人物,他們做過的事或說過的話,只能代表過去,過去的事情我們支持的,是因為他站在民眾的立場講過話或做過事,但不代表我是他的「粉」,也不代表我認可他過去所做的一切,是錯誤的要糾正,是正確的要支持,反之亦然。只要我們不仰視任何人,不去崇拜任何人,根據民眾的利益理性思考,該支持就支持,該反對就反對,以自己獨立人格獨立思考,不附和任何人,再發出自獨立的聲音。我們要記住,一個人會變的,可能由好變壞,也可能由壞變好,這裡面的原因很複雜,無法一一陳述,但只要明白此節,即便他們收買了一些人,也無濟於事。
再次要避免淪陷,就要避免被人左右,他們說的有些話雖然是對的,但是不是在模糊焦點,偏離主題,我們也要對此警惕。一些公共事件中,它最主要的問題是什麼,要死死抓住問題的核心去刨根問底,不能讓人輕易的轉移焦點,模糊主題,不能把一些枝節問題當成主要問題去窮追猛打。最後要避免淪陷,就要把問題歸於體制,不能把責任僅僅去歸於個人。事實上,在過去這麼多年裡,這麼多的公眾事件,就因為壞的體制依然存在,出事的人先銷聲匿跡一段時間,最後復出,甚至陞官的人比比皆是。一個好的體制出來了,這些做惡的人想跑都跑不了,即便是跑到國外,一交涉,就把他抓回來了,該怎麼判就怎麼判,只要沒取消死刑,該殺頭的還是要殺頭。一個好的體制,社會一舉報,一個都跑不了,一個也少不了。公眾把怒氣發泄在個人是不得其法的,就算把趙二給殺了,還有張三,甚至還多冒出個李四來,我們很多時候也要把這個問題想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