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追憶西南聯大，蓋因追憶「先生」精神

推薦紀錄片《先生》

《先生》是一部十集大型紀錄片，導演為鄧康延，中央電視台科教頻道播出。紀錄片講述了陳寅恪、梁漱溟、陶行知、晏陽初、竺可楨、梅貽琦、張伯苓、馬相伯、胡適、蔡元培十位先生的生平事迹。

新聞鏈接：

今天，西南聯合大學建校八十周年紀念大會在北京大學舉行，據了解，西南聯大校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雲南師範大學領導、師生代表參加紀念大會。

來源：《中國青年報》

今天，大家在追憶西南聯大的時候，也在追憶那段光輝的歷史，追憶那個時期的「先生」。當然，不僅僅是西南聯大的先生。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先生」是人們對教育工作者的一種尊稱。現如今，當談論中國現代高等教育的早期發展時，有幾位先生對其所做的貢獻往往是我們無法繞過的。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先生」一詞大氣又不失親切，但在現代漢語中，用「先生」來稱呼老師的用法在我們文化語境中已漸漸消失。紀錄片《先生》拍攝的初衷，即為「拍攝一部回溯民國先生的十集紀錄片，以共鳴隔代不相逢的後生們」。怎樣的師者可尊稱為「先生」？蔡元培、竺可楨、梅貽琦、陳寅恪……影片中，這一個個對中國現代大學影響深遠的名字及人物背後的精神，為「先生」一詞作了最好的註腳。

蔡元培：兼容並包 積極探索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受命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當時被戲稱為「官僚養成所」。民國后雖改名為北京大學，但校內衙門作風未改：學生上課帶著僕人，老師思想保守，校園面貌陳舊混亂。而蔡元培的到來，讓北京大學煥然一新。

剛到學校，蔡元培的表現就與眾不同。當時，師生們都到校門口迎接新校長，校役們像以往一樣，恭恭敬敬地列隊行禮。而蔡元培則「脫下禮帽，向校役鞠躬回禮」。蔡元培的舉動向北大人宣告，他不是去做官的，而是去做實事、辦教育的。

蔡元培甫一上任，即致力於為北大招賢納才。蔡元培的選才標準非常具有革命性，他不看文憑、資歷，也不論學術風格或政治立場，唯一的標準就是要有真才實學。在這樣的原則下，蔡元培時期的北大教授團隊里，既有領導新文化運動的陳獨秀，又有推崇傳統文化的辜鴻銘，既有連大學文憑也未曾獲取，僅靠一篇論文（《究元決疑論》）就獲得教授講席的小年輕梁漱溟，又有胡適、錢玄同等一批海歸學者。蔡元培的眼光、雄心和胸懷讓北大一時群星薈萃。即使在今天看來，蔡元培的選人標準也非常具有先鋒實驗性，他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思路：規則是死的，人是活的，大學應該允許一定程度的靈活機變性。這讓筆者想起最近沸沸揚揚的一條新聞——浙江大學規定，如果學術文章在《人民日報》等中央級媒體的「微信公眾號」發文閱讀量達到10萬+，即可定為在一級學術期刊刊發。（央廣網，2017-09-18）雖然目前各方對這一新規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意見不一，但是它邁出了國內高校靈活調整學術評價體系的第一步，是一次有意義的探索。

蔡元培兼容並包的教育理念也延續到了學生培養方面。當時的北大，兩位老師可能同時上課，學生們會聽到不同的觀點，蔡元培希望學生在博採眾家之長的同時，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斷；學生之間、師生之間或許會因為學術意見不一致而對立、爭論，但是都能和諧共存於北大校園。今天我們在大學里提倡跨學科教育和學術自由，而90年前，蔡元培在北大的革新其實已頗得精髓了。

1916年至1927年，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的這十餘年，被視為北京大學校史上的一段輝煌期。直到今天，蔡元培仍被北大人尊稱為「永遠的校長」。

注

蔡元培並未參與西南聯大任何建設。

梅貽琦：無為而治 力挽狂瀾

清華大學前校長梅貽琦不喜說話，人稱之為「寡言君子」。他擔任校長期間，提倡「教授治校」。清華大學的「教授治校」體制始建於20世紀20年代末，梅貽琦上台後，不惜削減自己的校長權益，全力加以扶持。當時清華校內設有教授會、評議會和校務會議。教授會由全體教授組成，評議會相當於教授會常務委員會，是學校的要務決策機構，二者相互制衡。校務會議是處理日常事務的行政機構。梅貽琦執掌清華的實踐過程中，從制度建設和完善上賦予了「教授治校」真正的地位，使「教授治校」成為教師心目中一項不可侵犯的原則。「教授治校」在清華園內營造出了一種民主自由的氛圍，人人都有權利、有機會對學校事務發言；另一方面，校領導班子中沒有了外行濫竽充數，校務始終井井有條。而作為校長，梅貽琦則不愛對校務指手畫腳，通常的態度是「吾從眾」。他曾有一句名言，說校長的任務就是給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梅貽琦的治校理念，頗有上古時期無為而治的意蘊。

但關鍵時候，寡言的梅貽琦又不失一位校長的擔當。梅貽琦擔任清華校長的第七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清華師生幾經輾轉，逃到了雲南昆明。在這裡，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南開大學組成了西南聯大。這一時期的梅貽琦雖然保持了一貫寡言溫和的風格，但在處理大事時顯得異常果斷。他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清華就好像一條船，漂流在驚濤駭浪中，有人正趕上負駕駛他的責任，此人必不應退縮，必不應畏縮，只有鼓起勇氣，堅韌前進。」在梅貽琦的帶領下，西南聯大成就了戰火中弦歌不輟的教育奇迹，至今為世人所樂道。

陳寅恪：學貫東西 行為世范

1926年，一個既沒有文憑又不出名的學者到了清華園，成為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但很快，清華的師生們就驚嘆於他的博學。課堂上，他的講課風格不拘一格，講授的學問貫通中西，連葡萄酒原產何地、流往何處這樣的冷僻知識都能給學生講述得一清二楚。他授課時，連教授都會前來聽課，於是有人稱他為「教授的教授」。他就是國學、史學大師陳寅恪。

陳寅恪出身世家，其祖父為洋務運動代表人物陳寶箴，父親陳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陳寅恪本人曾在海外遊學13年，足跡遍及日本、德國、瑞士、法國、美國。東西方文化都在陳寅恪身上刻下了深刻的烙印。陳寅恪每次在清華上課，能夠聽懂的人不多，但只要是從陳寅恪師門下走出來的弟子，後來都成為了大家。作為教授，陳寅恪深厚的學術素養是其最大的優勢，他的知識儲備化作養分不斷地滋養著身邊的學生。

作為文史教授，陳寅恪對學生有一個特別的要求，那就是數學一定要好，他認為數學所訓練的邏輯思維能力對於史學研究同樣重要。陳寅恪做學問如同自然科學一樣，也一定要精確推導。這和我們一般觀點大相徑庭。的確，理科知識對於文科學生來說不是必修課，但是其訓練的思維方式卻是不可缺少，反之亦然。這或許就是通識教育的意義所在吧。

而後的歲月，陳寅恪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擊。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后，父親絕食而死，自己兩目先後失明，在南遷流亡途中，珍視如命的研究書籍丟失。面對人生中接連不斷的打擊，陳寅恪始終沒有停止前進的腳步。在昆明時，物質極度匱乏，陳寅恪一家住在茅屋中，他日常研究和寫作都是趴在木箱上完成。雙目完全失明后，他在助手的幫助下，繼續授課、研究。晚年，陳寅恪花了10年的時間，艱難地完成了著作《柳如是別傳》，這本書煌煌85萬言，濃縮了他一生的學養和志趣。陳寅恪的一生跌宕起伏，充滿艱辛，但是他對學術的執著和追求始終如一，堪為天下讀書人的表率。

學為人師，行為世范。這句話點出了為人師者最本質的兩點要求。陳寅恪成為清華百年歷史上受人尊敬的先生，歸根結底，一靠學識，二靠精神品質，二者皆做到極致，如此而已。

昔日，在波瀾壯闊、戰火紛飛的歲月里，先生們的學識和精神猶如燈塔，照亮一方河山；如今，先生們的背影已日行漸遠，而中國高等教育事業仍然任重道遠。事業未竟、前路漫漫，高教行業呼喚新時代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