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布坎南(Anne Buchanan)是賓州州立大學人類學學院的助理研究員。2009 年,她出版了《美人魚傳說:四十億年生物進化過程背後的秘密》(The Mermaid』s Tale: Four Billion Years of Cooperation in the Making of Living Things)。
1997 年,心理學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心智探奇》(How the Mind Works)一書中寫道:「人類的交配系統與其他任何動物都不一樣。但這不是說人類的交配系統能夠擺脫動物交配系統基本法則的控制。這些基本法則在成百上千種動物的交配系統中都有體現。」在 2004 年出版的《變異》一書中,演化發育生物學家阿曼德·利萊(Armand Leroi)對平克的強硬觀點進行了總結:「野雞和斐濟人的心理學狀態是完全一樣的。」適用於所有動物交配系統的基本法則指的是性選擇——無論何種生物,性選擇都以相似的方式驅使它們進行繁殖行為。傳統理論認為,影響動物選擇性伴侶的因素(比如孔雀華美的尾巴和男人濃密的鬍鬚)實際上是優秀基因的外在體現。換句話說,這些外在特徵代表了個體的遺傳基因能表達出強壯或者健康的性狀信息。因此我們選擇的不僅僅是一個大鬍子的男人,更是一系列能遺傳給後代的有利基因。傳統理論抹殺了人類繁殖行為中的一切獨特性,使我們與其他動物別無二致。達爾文主義者給人類的很多交配行為增添了神聖化的色彩。他們認為這是人類的「天性」,可以類推適用於其他靈長類動物。這個觀點體現了他們對一切正確科學理論的偏見。如此一來,人們便產生了很多奇怪的想法——男人的基因導致他們在社會中佔據統治地位,女人的基因導致她們要不斷尋找群體中的男性領袖,一夫多妻制符合男人的天性,一夫一妻制符合女人的天性…通常而言,人們認為男性的暴力行為是進化過程留給男人的「基因財富」。無論是毆打孩子的繼父還是殺死孩子的雄性黑猩猩,兩者暴力行為背後的動機和誘因是相同的。綜上所述,人類便產生了一些「刻板印象」:雄性動物暴力,雌性動物挑剔。
用擬人論解釋動物的繁衍策略看起來誘惑力非凡。落入陷阱可不僅是新聞業,連科學家也未能倖免。靈長類動物學家薩拉·赫爾迪(Sarah Hrdy)研究了雄性的間競爭和雄性狨猴照顧自己後代的情況。她在《母親和其他人》(Mothers and Others)一書中充滿嘲諷的說:「因為沒進行 DNA 檢測,所以狨猴根本不知道新生兒的父親究竟是誰。」實際上,真正導致雄性狨猴不知道新生兒父親是誰的原因是生殖意識(reproductive consciousness,即交配能繁衍後代)的缺失。也正是因為沒有生殖意識,狨猴才根本沒有「父親」或者「生父」的概念。促使雄性狨猴選擇照顧自己後代而不是他人孩子的原因另有其他。
但正如認知學家、人類學家丹尼爾·波維內利(Daniel Povinelli)在《隱藏在猿猴外表之下的秘密》(Behind the Ape』s Appearance)中所言:「如果黑猩猩不能理解看不見的實體,那我們便經常需要用完全不同的理論解釋人類和黑猩猩的行為。即便有的時候兩者的行為看起來幾乎相同,我們依舊要對其做不同分析。」黑猩猩不知道什麼是重力,不能合理的解釋重力,也不會歸納重力的基本規律,但它們卻能在受重力控制的地球上靈巧穿梭。同樣它們不知道交配行為的後果,但也能分得清哪個是自己的孩子。人類與猿猴的行為本質上非常類似,但我們知道繁衍後代是男性固有的特性。在人類世界里,男性和女性可以擁有後代和兄弟姐妹,我們對親緣關係的信念塑造了社會和政治環境,親屬繼承我們的各種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人類繼承文化的複雜程度堪稱舉世無雙,是動物王國中任何其他成員都不能比擬的。
在 1997 年出版的《性愛的樂趣》(Why Is Sex Fun)一書中,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認為人類的性行為具有特殊性。很多時候我們做愛的動機不是繁衍後代,而是消遣娛樂。不過人們太過於關注書中對於性高潮和性愛技巧的介紹,因此忽視了戴蒙德的核心觀點。動物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交配,快感的確是其中之一。但是除了我們之外,沒有任何一個物種會以繁殖後代為目的進行交配。所以除了《印度愛經》這樣的複雜性技巧之外,生殖意識也是將我們和其他動物區分開來的重要因素。人類不是在偶然間學會性行為的。實際上,我們知道性行為的後果。這甚至可能是導致人類成為地球上獨特生物的重要轉折點之一。具備生殖意識之後,人類知道自己與其他人之間有著各式各樣的親緣關係:我們有祖父母、父母、兄弟姐妹和兒女。我們知道性行為能產生後代,而子孫後代意味著親緣關係。這種認知產生的那個瞬間堪稱生命發展歷史的轉折點之一。
我們不知道人類祖先最早於何時開始用強大的想象力理解抽象概念,也不知道人們祖先在何時靈光一閃,明白了男人+女人+其他想象因素=新生兒。很多優秀的文學作品都描寫了人類出現生殖意識的場景,比如瓊·奧爾(Jean M Auel)的《洞熊家族》(The Clan of the Cave Bear)和此後的續作《野馬河谷》(The Valley of Horses)。撇開科幻作品不提,我們其實不太可能知道當年祖先究竟經歷了怎樣的歷程才擁有生殖意識。不過,人類認知發展史卻能給我們提供一些有趣的線索。
學會使用火給古人類提供了寶貴的學習機會,讓他們能夠觀察到有機物質的形態轉化過程。在這之後,古人類便將從有機物質身上學到的東西應用到交配和繁殖領域。考古證據表明,最早學會使用火的是一群生活在距今大約八十萬年前的直立人(Homo erectus)。他們居住的區域位於今天的以色列境內。五十萬年之後,我們所說的智人(Homo sapiens)才成功完成進化。古人類也許會用火做飯。在覓食過程中尋獲的鳥蛋能讓古人類見證鳥蛋從無固定形狀的液體最終轉變成小鳥的過程。此後這種經驗被古人類用在了新生兒的繁衍過程中。在大約六萬年前的非洲中石器時代(Middle Stone Age of Africa)晚期,人類第一次真正學會利用鴕鳥蛋殼——將其作為水的運輸和儲存容器。但是在那之前,我們的祖先早已擁有抽象思維。
這並不是說亂倫禁忌就是一種徹頭徹尾的文化現象。雖然它存在於我們的 DNA 之中,但這個具有社會強制性的交配規則卻能給不同個體帶來結局迥異的繁衍成果。如此一來亂倫禁忌就不再僅僅是生殖意識的產物,它更是從生理層面對人類產生了巨大影響。亂倫禁忌讓我們放棄眼前的歡愉,轉而關注長遠的未來和交配行為的後果。社會文化就是這樣影響了對生物的進化過程。
鑒於此,早期農業文明中存在大量關於生育能力的故事和神話便不是什麼令人驚訝的事情。兩千多年之前,古埃及牆上的銘文便揭示了陰莖所具備的創造生命的能力。象形文字記述了男性天神阿圖姆(Atum)通過自慰創造出宇宙。兩千多年之前,有人在埃利都(Eridu)的蘇美爾城(Sumerian city,現位於伊拉克境內)用楔形文字記錄了陰莖——尤其是天神恩基(Enki)陰莖所具備的強大創造力。根據記載,恩基自慰時流出的精液創造了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漢謨拉比法典》(Code of Hammurabi)中的文字表明,巴比倫人非常清楚自己可以通過性愛活動實現後代的繁衍。
人類可能在很久之前就對生殖繁衍問題有了基礎性的認識。但是,懷孕過程的具體細節和胚胎的發育卻更令人捉摸不透。來自不同人種的大量考古證據表明雖然人們似乎都知道雄性動物在生殖活動中的作用,但不同文化對雄性動物作用的具體細節有著各自的看法。生活在亞馬遜盆地低谷地帶的人們普遍認為,一個孩子誕生可能是多個男人共同努力的結果——母親懷孕期間,多個男人的精子共同形成了胎兒。二十世紀初,人類學家布羅尼斯拉夫·馬利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出版了《父性與原始心理》(The Father in Primitive Psychology),人類學家道格拉斯·洛克伍德(Douglas Lockwood)則寫成了《土著居民》(Aboriginal)。在各自書中,他們分別記錄了南非人和澳大利亞人的故事。這兩個地區的人都認為性愛能「開發」女性,為懷孕「開闢道路」。
在西方世界里,人們一直就男性和女性在繁衍下一代過程中相對貢獻的大小爭論不休。先成論(Preformation)是形成於啟蒙運動之前的觀點,它認為人類的外形早在誕生之初就已經形成,出生之後要做的事情就僅僅是長大而已。換句話說,先成論認為既然成年個體是由單細胞(受精卵)發育而成的,那麼這個成年個體就一定已經在這個單細胞裡面「成形」,也就是人的生殖細胞里有一個「微型小人」。你可以這樣理解他們的觀點:每個女性體內都有一個自己後代模樣的俄羅斯套娃,而且這個套娃連環不覺,無窮無盡。1677 年,安東·馮·列文虎克(Anton van Leeuwenhoek)首次用顯微鏡觀察到了人類的精子。此後,人們又針對男性發展出一套類似的觀點:子宮像是一個容器,能夠孕育來自男性的精子。1870 年左右,人們對懷孕的解釋就和如今的科學理論比較接近了。人類學家史蒂文·貝克曼(Steven Beckerman)和保羅·瓦倫丁(Paul Valentine)根據誕生於十九世紀奧地利的科學發現提出「一個精子,一次受精學說」(One Sperm, One Fertilisation Doctrine)。據悉格雷戈爾·孟德爾(Gregor Mendel)在十九世紀通過實驗發現,將一個花粉粒置於一個胚珠上之後,植物就能結出發育情況良好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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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紐約時報》報道稱科學家幾乎可以「在沒有生身父母的情況下製造出人造生命」。根據科學家的假想,他們將利用在胚胎中誕生的合成人類基因組在人體外完成發育。不過除非科學家能合成卵子、精子(這兩種生殖細胞的作用可不僅僅是為後代提供 DNA 這麼簡單)、子宮和女性,否則他們永遠不可能排除生身父母在繁衍後代的過程中的作用而創造出生命。同樣,克隆現有生物或者剛剛滅絕的物種也適用同樣的道理。無論是什麼樣的合成人類基因組,只要它最終想成為生命,就要符合智人的生物學法則,符合已經在地球上運行超過 37 億年的生物規律。合成基因組只是宏大繁衍過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已。合成基因組的發育受很多因素的影響:製造它科學家的決策、合成基因組時所使用的物質、最終孕育生命的女性、能在懷孕期間影響她生物學特徵的人以及帶來各種生物學影響的新生兒護理人員。所以說除非能從零開始人造生命,否則繁衍生殖過程還是需要生身父母發揮作用。
有些科學家極力想證明文化對人類進化過程所產生的影響。在《並不僅僅是基因:文化是如何影響了人類進化》(Not By Genes Alone: How Culture Transformed Human Evolution)一書中,人類學家皮特·理查森(Peter Richerson)和羅伯特·博伊德(Robert Boyd)指出我們進化出了高於古老靈長類動物社會本能的獨特種族性社會本能:「種族社會中的基因與文化一共進化,最終孕育出獨特的種族性社會本能。它使我們能夠與一大群人或者其他種族展開合作。」另外,兩位人類學家還認為獨特的種族性社會本能「使得我們能夠因為共同的目標而與一大群在文化層面上與自己毫無親緣關係的個體開展合作,形成其他靈長類動物不具備的社會組織形式」。不過,理查森和博伊德針對人類社會性問題提出的觀點還是遺漏了一個關鍵性的元素——生殖意識。
雖然學術界對生殖意識的看法漸漸趨於一致,但有的學者還是想要再次強調獨特的人類親緣關係以及親緣關係對幫助我們了解祖先歷史的重要性。簡而言之,人類組建家庭的方式與其他動物截然不同。 在《早期人類親緣關係》(Early Human Kinship)一書里,人類學家溫蒂·詹姆斯(Wendy James)鼓勵讀者從科學和人文科學角度思考,研究「如何用進化論解釋人類組織的整齊有序」。具體來說,詹姆斯希望人們「用進化論解釋人類如何維持一夫一妻的婚姻關係和家長與孩子之間的親子關係,並進一步利用這兩種關係實現生殖繁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