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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剛:改革的手術刀應揮向那裡 (萬言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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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國之難,在於治吏;吏治之難,在於治腐。物慾無法根除,但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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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yyj 發表於 2017-10-21 16:27 | 只看該作者 |只看大圖 回帖獎勵 |倒序瀏覽 |閱讀模式
改革的手術刀應揮向那裡——談中共十八大后中國的改革走向
袁 剛(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中共十八大的中心話題是改革,有學者稱是「重啟改革」。自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打出「改革開放」旗號,已持續了30多年的改革成就很大,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在全世界已是「坐二望一」。但政治社會等方面積累的問題也日漸增多,許多矛盾已近臨界點,執政黨自身腐敗冗散等問題嚴重,胡錦濤總書記在十八大上坦陳「有亡黨亡國的危險」。改革必須繼續,不改革沒有出路!在2012年11月21日召開的國務院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上,內定新總理李克強聲言:「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媒體概括李總理講話的核心,若用兩個字那就是「改革」;用四個字無疑是「改革、改革」;若用六個字概括便是:「改革、改革、改革」。
    一、打鐵還要自身硬,改革就是要革自己的命
    改革是時代最強音,也是當代政治關鍵詞。但是,「維穩」一詞在近幾年似乎蓋過了改革,成為當政者的首要任務。20多年前,鄧小平就呼籲「穩定壓倒一切!」強調穩定是改革的前提,沒有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和秩序,一切改革都將無從談起。為求穩定,鄧小平說了不少狠話,也出強力幹了一些狠事,聲言「發展是硬道理!」要穩定20年集中力量發展經濟,對左右兩方面的干擾都堅決拒斥,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鄧後江澤民、胡錦濤兩任「核心」,都是謹慎地沿著鄧小平開闢的道路前進,經濟上破除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搞市場經濟,使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了20年。但是,政治體制改革滯后,許多麻煩問題都是用強力捂著拖著,民眾不滿,上訪者不絕於路,群體性抗議事件每年多達十幾萬次,到如今,「維穩」形勢已日見危艱,代價越來越高而局面益顯嚴峻。可以說問題相當嚴重。
    「維穩」思維使執政黨不敢在政治改制上有所動作,或者說其路線圖就是先經濟,后政治,先脫貧把經濟搞上去了再說。有人甚至說經濟上去了一切都好辦,這不僅使政治體制改革遲遲無法啟動,而且出現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的結合,權錢交易尋租腐敗,出現既得利益特權階層陰奉陽違以「維穩」為借口,暗中阻礙改革甚至反對改革的情狀。
    所謂改革,就是要改變現狀,對既有權力體制和利益格局進行調整,理順公平效率各種關係。改革是十分繁雜的事,改革的主要對象其實就是掌權者自己,這一點應該是十分清楚的。但中國改革的主要對象是誰,卻長期模糊不清,執政黨的執政地位不能撼動,自稱黨雖也會犯錯但能自我匡正,黨政體制本身沒有問題,不允許懷疑,改革只是政策調整,是執政黨領導民眾改造社會。那裡有問題需要改革,就在那個領域加強黨的領導,強化本已很強的黨政機制,而很少將改革的手術刀揮向執政者自身。於是乎改革進程中動不動就高喊「加強黨的領導」!如2011年3月10日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說:「我們始終堅持黨的領導,使黨的主張經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強調人大立法「必須有利於加強黨的領導,有利於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有利於保證黨有效治理國家」。並警告,如果政治方向出現動搖,「國家可能陷入內亂深淵」。連所謂「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人大」,也要「加強黨的領導」,人大立法實際上變成了黨立法。
    其實,強化體制加強黨的領導早已達到極限,已是強弩之末,而如今改革在政治上就是要求放鬆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轉換體制機制,給民眾更多自治的空間,這或許可稱之為「開放」吧!黨的領導自中共建政以來,其實一直就強得很,毛澤東主政時已是強得不能再強,現在還要再加強,一點兒也不肯放鬆,其實就是不肯轉換體制機制,等於不要政治體制改革。我們都清楚,我國經濟大發展就在於拋棄了蘇式集權計劃模式,在於放鬆了黨的領導放鬆了行政管制,在經濟領域轉換了體制機制。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設想,在政治、意識形態等領域,也能放鬆放鬆,更加開放一些。執政黨如果對自身問題動一動刀子,對自身體制、政治行為方式作一些改善,是不是更有利於改革呢?
    胡、溫十年執政不可謂不勤勉,但在關鍵問題上想改改不動,政治上因循守成,不敢有所作為,缺乏魄力和開創性,最後兩年推出的兩項所謂「大」的「改革」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和文化體制改革,令人啼笑皆非。改革的手術刀一再揮向社會,而就是不敢對準自己,不敢在關節眼上有所突破。可謂是舉措乖張,進退失據。
    201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黨校隆重舉行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中央政治局9常委都罕見地出席,政治局委員也統統到場,由習近平主持,胡錦濤發表講話。20日又由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發表講話,提出要在新形勢下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鞏固黨的執政地位,保證國家長治久安。其基調還是加強黨的領導,以強化社會管制來「維穩」。9月,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更名為中央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委員會,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擔任主任,對社會民眾的管控又進一步加強了。
    10月18日,為時4天的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結束,全會沒有對自身腐敗等問題提出議題,而是空穴來風地提出了「文化體制改革」。我們知道,思想文化的繁榮靠的是百家爭鳴,應減少思想箝制,保障創作自由,我國思想文化最繁榮的春秋戰國和五四時期,就是因為權力不進入該領域。而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的所謂「文化體制改革」,卻是強調加強黨的領導!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李長春隨后發表題為「牢牢掌握思想文化領域鬥爭主動權」的講話,並作出工作部署,提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設擺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深入研究意識形態和宣傳文化工作新情況新特點,及時研究文化改革發展重大問題,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牢牢把握意識形態工作主導權,掌握文化改革發展領導權」;要「加強文化領域領導班子和黨組織建設」;「要建立健全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宣傳部門組織協調、有關部門分工負責、社會力量積極參與的工作體制和工作格局,形成文化建設強大合力」。一切還都是老路數,「加強黨的領導」,對思想文化意識形態沒有半點鬆綁的意思。
    這兩項所謂重大「改革」,其實都是以改革之名,行「維穩」之實,實際上沒有多大的意義。請問,加強黨的領導,就能繁榮文化嗎?這與其說是文化改革,不如說是文化倒退。果不其然,不久當局就加強了對網路空間的監管,要推行網路實名制,關閉了一些敢提異議的網站,以加強「社會管理」,其實質乃是「維穩」防民。在我國,軍隊之外有武警,武警之外有城管,維穩經費超過軍費。據2010年5月27日《社會科學報》:2009年度全國維穩經費達到5140億元,超過了當年的國防預算4806.86億元。2012年春「兩會」《關於2011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12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又透露:2011年的「公共安全」開支是6293億元,比國防費高出200億元;2012年的公共安全預算達7017億元,比2011年又上升11%。如此巨大的耗費,全都是用在維穩防民上。梁啟超曾說:「我國萬事不進步,而獨防民之術突於先進國,此真可為痛哭也!」
    改革不能停步,下一步改革如何改?各界分歧仍然很大,分歧的焦點,就在於改革對象的確定,改革的手術刀應揮向那裡?是揮向別人,還是對準自己?是改別人,還是改自己?這個問題,30年來其實一直是搖擺不定,改革的手術刀大多是揮向了社會各色人等,卻很少揮向執政者自己。上述兩項所謂重大「改革」即是典型,無論是「社會管理改革」,還是「文化體制改革」,都是只改別人不改自己,不敢對自身嚴重問題動真刀,辦法都是「加強黨的領導」老一套。人們於是期望「十八大」能有所改變,執政黨別自以為是,解剖別人之前請先解剖自已。在「十八大」閉幕的11月15日,新任總書記習近平與中外記者見面,我們聽到了總書記的響亮發聲:「打鐵還要自身硬」!對此各界有很多解讀,聯繫到近一個多月來新的中央常委一再強調反腐敗,我們是不是可以將其看作是新一屆中央領導在明確表示:要把改革的手術刀揮向「自身」呢?
    同樣的話今年廣東省領導人也多次講起,如政治局委員汪洋就坦言:「在解決利益格局影響改革的問題上,首先是要從執政的黨和人民政府頭上開刀!」並說: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氣」。省長朱小丹也明確表示:「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氣!」並說:「政府管了很多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當前改革最大的阻力就是既得利益格局,而政府改革的最大阻力也來自於政府自身」;「革命革到自己頭上,對政府是個考驗」等。改革是革自己的命,這樣的話在改革開放之初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有領導人說,鄧小平就說過「改革是一場革命」,後來朱鎔基總理也講改革要闖雷區。但是,真要將改革的手術刀揮向黨政幹部自己,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又談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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