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北京展覽館,參觀「砥礪奮進的五年」

北京9月25日電　在黨的十九大即將召開之際,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25日前往北京展覽館,參觀「砥礪奮進的五年」大型成就展。他強調,要廣泛宣傳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生動實踐、重大成就、寶貴經驗,唱響主旋律,弘揚正能量,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振奮精神、砥礪奮進、再接再厲,深入推進偉大鬥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繼續奮鬥,迎接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

專制政權的合法性問題     鍾其榮
政府行政權力是比國家政治權力低一層次的權力，與國家比較而言，卻擁有更多的社會性，在實踐操作上二者往往合二為一，可以用政權這個詞進行代替。
合法性（Legitimacy）是一個被廣泛使用的政治概念，通常指作為政權被民眾所認可的程度。①在中文裡，「合」是動詞，「法」則是名詞，作合乎於法解。另外，法，用在政權的合法性里，這裡不再指政權為社會制定的法律，而是社會多數人為政權運作制定的規則，這種規則往往與時俱進，並非固定不變。
在政治學里，基於政權的正當性，是民眾對政權作為一種權威所給予的接受程度。正當性事實上代表的是社會多數人，根據當時社會意識環境里設定的「應該如此才是合理的」，如果沒有這種政治正當性，政權就會面臨生存危機，輕者引起抗爭，嚴重時促成政權倒台。
專制政權（despotism），指一個人或一個團體長期獨掌國家權力的組織形式，在這種形式下，個人或團體擁有絕對的權力和支配權力。現代國家專制政權里，有個人專制（君主制）、團體專制（政黨專制）。事實上，個人專制很多時候也依靠團體專制來實現，在現代社會這裡「團體」有時體現出政黨形式，有時又體現出精英階層的形式。這裡須指出的是，專制社會的政黨，並不同於民主社會裡的政黨政治里的政黨，往往名不符實，更多體現為管治社會的工具，並不具有民主國家政黨政治里的政黨涵義。
任何政權都存在意識形態（ideology），意為「理念」，有兩層涵義，一是權力階層維持政權強加於社會的意識宣傳，二是社會對這種權力階層宣傳的意識形態批判而形成的意識。這裡需指出的是，民主社會裡權力階層與社會對政權的合法性看法是一致的，這主要因為權力階層的權力是社會賦予的，民主社會的權力階層更多體現的是行政權力，並不涉及太多的政治權力。
理論上來講，專制社會也會有社會賦予權力階層的形式，但實踐上卻完全走樣。無論行政權力還是政治權力往往與民眾和社會無關，更不存在民主社會裡與掌權階層的制衡權力。因此，專制社會事實上存在兩種對立而且衝突的意識形態，第一種服務於權力階層的意識形態，即通過教育和宣傳的方式，來實現控制社會意識來維持政權的意識；另一種則為社會與權力階層對抗發展起來的意識形態，兩種意識形態相互對立，有時甚至引發社會與權力階層的衝突。
專制社會意識形態的主要類型
1、天命論，在人類蒙昧時代，由於對自然規律不能作出科學解釋，且畏懼於超自然的力量，對自然環境強調絕對服從。例如，殷虛卜辭中的「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就是天命論思想。天命論是比較低級的專制政權的意識形態，宗教出現以後，天命論便向演化為君權神授論。
2、君權神授論 （Divine right of kings），是以宗教的形式主張君王是天神派遣下凡管治世人，是神在人間的代表，對社會擁有絕對的權威，人民只能遵從，不能反抗，其實質為維護政權合法性提供的一套理論。在啟蒙時代以前，這套理論幾乎在全世界各國都出現過，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讓人們思想解放出來，使得其支持者越來越少，在當代社會這套理論實際已經破產。
在中國歷史上，同樣有很長一段時間內君權神授論成為官方意識形態，服務於帝制政權。由於當時人類知識的局限，社會裡反抗者也只能藉助君權神授論來反抗，例如《尚書》記載湯在討伐夏朝桀時所說的一段話，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翻譯過來，就是：「大家聽著，不是我膽敢自行發動叛亂，而是因為夏王罪惡滔天，上天命我替天行道！」。
另外，漢朝的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物故以類相召也」。(《同類相動》)天不僅會降下災異現象來遣告人間統治的過失，同樣會降下祥瑞之兆來預示有德者的興起。
3、血統論，主張祖先的血統影響個人能力高低，並決定個人的前途命運和發展方向，這種思想曾在全世界封建制度國家廣泛流傳，同時為貴族官員世襲制度提供理論根據。這在現代和當代歷史上專制國家裡也有出現，例如朝鮮的萬景台血統和白頭山血統論，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龍生龍、鳳生鳳」血統論等等。不得不指出的，血統論是所有專制政權最核心的內容，也是現代專制政權非常重要的意識形態。
血統論又建立在個人崇拜論基礎上，個人崇拜論（Cult of personality）又脫胎於君權神授論，在18至20世紀，隨著民主自由和世俗思想在世界的傳播，君王的權力來源神授的理論很難自圓其說。戰爭誕生的勝利者，充分利用大眾媒體和公共教育技術，使得個人崇拜在20世紀迅速發展起來。
專制政權里反血統論的觀點非常之多，例如遇羅克的《出身論》利用唯物主義觀點對此進行批判和駁斥，他通過對當時一副著名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剖析，指出了血統論的荒謬本質，並認為「不曉得人的思想是從實踐中產生的」，得出他們不是唯物主義者的結論。但最終因其在文匯報發表反對姚文元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言論，被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
現代歷史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發展使君權神授論、個人崇拜發生了一些變化，一般都採用空泛的內容如用「人民」、「民族」和「國家」來代替「神」的作用，有些個人崇拜也轉為對整體權力階層比如轉向政黨，家族等的崇拜。
政權合法性理論
薩繆爾·亨廷頓認為（Huntington·Samuel·P 1927－2008年美國當代政治學家，因主張《文明衝突論》而聞名於世）一個合法性基礎牢固的政權須具備三重合法性。一是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即政權所代表的價值主張必須被社會成員普遍自願認同。強制的意識形態灌輸不能維持這方面的合法性。二是程序的合法性，政權的產生、更迭和組成、運行方式，必須得到選民以投票的方式來進行檢驗，統治的權力是有限的，並受到憲法法律和政治程序的約束。三是政績的合法性，一個得到民眾支持的政權必須有良好的政績。
　一個政權依靠三根支柱來進行支撐，專制政權在意識形態與程序合法存在天然缺陷，政權的合法性只剩下政績的合法性唯一的一根支柱。眾知，三根支柱（點）成面，具有穩定結構，可使政權保持長期的穩定性。即便其中一根或兩根支柱出現問題，還有機會和時間來加以解決。在民主政權里，這三個支柱形成獨立的三權：權力賦予(立法）、權力監督（司法）和權力實施（行政），因此民主政權具有長期穩定性。
在專制政權里，因意識形態和程序合法性的問題使其支柱三去其二，僅僅依靠政績合法性的支持政權的合理與合法性，這時發展GDP成了最核心的考核指標。經濟增長越高越好，合法性越強，其合法性越牢固，就很自然形成所謂的GDP主義。②
李景鵬把政績合法性③進行了細分，並認為：政府作為比國家低一層次的權力，能夠比國家體現出更多的社會性，然而在這種社會性體現得如何，則取決於政府自身的狀況。因此在實際政治過程中，一個政府能否被社會所接受，需要一些基本條件。這些條件是：
1、政府能否保障多數人的經濟利益和物質生活，使之在不同的水平上有所改善和提高。
2、政府能否保障多數人的一定的政治利益，包括包障一定的政治權利和政治生活的相對穩定等等；
3、政府能否保障多數人的一定的社會利益，包括社會秩序的穩定、人身和財產的安全等等；
4、政府能否較好地維護民族利益；
5、政府自身工作質量的高低等等。
現代專制政權具有不可持續性
現代專制政權依靠高速的經濟增長來獲取其政權的合法性，這就意味著只能放鬆對權力實施過程的監控，由於不受監管的權力必然產生腐敗，同時又無法杜絕權力實施過程中對社會各群體利益的侵害。這使得不僅滿足不了李景鵬提出的五項條件，甚至相互惡性影響。
GDP主義這種高速經濟增長，往往依賴於付出巨大的社會成本，社會因經濟發展承受的代價越來越高昂，比如環境的惡化，不完善的公共服務，便促使社會矛盾激化，民族分裂運動興起，依靠國家機器維持穩定的成本越來越高。這種成本必然由社會承擔，同時又反過來影響經濟發展，勢必需要給政府更多的自主權，這樣又造成更多的腐敗，再引發更大的抗爭而惡性循環，使其政權的合法性越來越低。
這也印證比較政治的研究成果：當一個政權沒有經過民選的程序合法性，在遭遇經濟衰退時，會遇到更大的社會動蕩④。即便永遠不發生經濟危機，但隨著公民意識的提升，意識形態和程序合法又與社會格格不入，這些都是專制政權跨不出去的政治門檻，更無法用政績合法性去遮蓋和彌補在意識形態與程序合法性的缺陷，因此專制政權註定具有不可持續性。
引用：
①孫關宏《政治學概論》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3年7月: 54－63. ISBN 7309036611.
②裴敏欣：美國克萊蒙麥肯納學院政治學教授《中國經濟增長和政權合法性》
③李景鵬 《權力政治學》，北京大學出版社，p45 2008年3月，ISBN 978-7-301-13001-8/D·1901
④ 南風窗《虛擬訪談：亨廷頓視中的中國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