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一場什麼樣的革命

鍾其榮
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刊發了一篇網友來信《文革是失敗了的反腐敗運動》，文中通過作者身邊人的經歷，來重新認識文革，以一個普通人的視角來看文革，透過作者周邊人的經歷，文革似乎不再那麼猙獰可怕，甚至還有些正義凜然，讀來大有為文革翻案的味道。以出身成份而論，若按江青同志的標準，筆者也算是三世根正苗紅，即便思想歪了點，充其量也就是無產階級的草，大問題也沒啥，所以不妨斗膽來談談文化大革命，來看它究竟是一場什麼樣的革命。
眾知，毛澤東通過領導的一場革命，推翻了國民黨政權，這場革命讓他獲得了巨大的聲望，居功至偉，也就成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五六十年代，由於個人崇拜、反右和大躍進等一系列的錯誤，使其在黨內權力鬥爭中處於極為不利的地位。反之，六十年代初期，劉鄧通過改革把一些權力下放到社會，使中國經濟獲得了扭轉，劉鄧用事實證明，帶有一定私有制的經濟比絕對平均主義的共產式經濟更能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而絕對平均主義只會給中國造成餓死數千萬的災難。劉鄧的改革也因此得到了社會和黨內的認同，在政治上就形成權力競爭，直接衝擊到毛澤東的地位，這也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背景。
毛澤東害怕黨內有人以公開透明競爭的方式來危及手中的權力，便通過控制媒體來製造個人崇拜，另外也通過反右、打擊知識階層( 比如說教師是臭老九)，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用勞作代替思考，嚴格控制書籍和影視作品的傳播(比如樣板戲)，甚至直接宣揚知識無用論，知識越多越反動等觀點。愚民政策讓社會認為毛澤東的利益便代表著自身的利益，自下而上以批鬥、告密政治甚至武鬥等方式奪取權力，為毛澤東重塑起一個忠於自己的官僚體系，達成維持其權力與地位的目的，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具體內容。
文化大革命有一個鮮明的特徵，即為階級鬥爭為綱，對黨內高層權力者，毛澤東通過指定，選擇性的把不忠於自己的人定性為資產階級，在社會則按以階級成份、血統論和相互揭發(以是否對毛主席忠為標準)的方式來實現政治甄別。這裡順便解決一個問題，有人認為文化大革命是為反腐敗不得不搞的一場革命，這是一種誤解。其實，腐敗是威權體系的共性問題，也即權力只要不被制約都會產生腐敗，極度威權的社會是腐敗最為猖獗的社會，例如朝鮮一直是當今世界最腐敗的國家，在國際清廉指數排行榜中也處於墊底的位置，這些可以從朝鮮的一些新聞里去得到了大量的印證，總之它比中國腐敗得多。更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任務並不是要去解決腐敗問題，而是要去達成重塑忠於毛澤東的權力體系的目的，這才是其中的關鍵之處。
這裡，筆者把發生文化大革的環境和動機再梳理一遍：權力者的地位在受到如競爭等衝擊時，為加強自己的權力基礎，大肆製造個人崇拜，加強其執政合法性和合理性。但中國官僚體系過於龐大，囿於既得利益，團團伙伙，拉幫結派則是必然，即便自上而下以反腐、反官僚或階級鬥爭等方式，不足撼動權力體系的現有格局，而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權力者的權力與地位便朝不保夕。由此，權力者便打擊知識群體，讓他們噤若寒蟬而失聲，嚴格控制影視、媒體和書籍的傳播來完成愚民，最後以社會的力量自下而上，通過告密政治、批鬥或武鬥等方式來奪取權力，重新構建起一個忠於權力者的官僚體系。
由此，我們把目光再移到《人民日報》刊發這篇文章上，文中把文革說成是失敗了的反腐敗運動，接合到當前轟轟烈烈的反腐運動，《人民日報》刊發這篇文章的目的雖然不得而知，但以文革的背景和動機來稍加揣度，一股涼意則直襲心底。

毛太祖在遵義兵變掌控黃鵝邪教軍隊后就一直利用土匪和黃鵝兩支力量打江山，1949年毛太祖建立鵝國人的屬國China第二共和國，但鵝國人不斷打壓毛太祖，將毛太祖的勢力排擠出朝鮮和越南並直接命令多名高官直接聽命於屎大淋，毛太祖忍無可忍發動文革是為了清除黃鵝勢力從鵝國人體系中獨立出來。所以文革不需要平反，打到的官員不是可能日後有可能搞割據的就是日後可能聽命於鵝國人的，沒幾個是冤枉的，而提拔的都是盲目崇拜毛太祖的，毛太祖帶走所有能造反才有現在的穩定發展。沒有文革的話鵝傳邪教早在1989年就會被推翻了，所以文革又是推遲中國民主進程的主要因素之一。但鵝傳邪教遲早會消亡，下一個王朝肯定會收復另一半中國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