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政治史最「貪腐」？

黎 鳴
翻開中國的全部歷史，但凡在「和平」和「盛世」之期，全都會發生最嚴重的官僚「貪腐」現象。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如果中國人的孔丘及其儒家的「文化傳統」不變，未來還將依然是如此。我的答案，其實就已經在我的這個開場白之中了。
中國兩千多年來的政治，實際上全都是孔丘所提倡的儒家政治，儒家政治的價值核心，是「親親尊尊長長」，是「子為父隱，臣為君隱」，是「為君諱恥，為賢諱過，為親諱疾」，是「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更準確地講，是遵循「天命、宗法、血統、人治、極權、專制」的永遠非文明、非理性、非法治的世界上最壞的政治。這樣的政治在「和平」、「盛世」之期，不發生「貪腐」將絕對是不可能的，而且更只會愈演愈烈，甚至最終造成政治權力系統的總的崩潰和毀滅。我的上述結論，在中國的全部歷史之中，事實上已經獲得了最充分的證明，自然也包括中國的近現代史，國民黨蔣介石的政權就是被他們自己的「貪腐」所毀滅的，例如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接管大員們嚴重的「貪腐」，實際上就已經直接預示了後來國共相爭之中國民黨必然失敗的「禍根」；今天中國所發生的種種「貪腐」的現象，事實上也同樣已經嚴重到了形成崩潰之勢的「徵兆」了，作為今天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當局，不可不慎察。
我今天的文章在於告訴我的親們，這究竟是因為什麼？即：中國人的孔儒的政治史，為什麼一定會是最「貪腐」最黑暗的政治史。我的分析、歸納、綜合的理論工具，即老子的「全息邏輯」。具體而言，中國人歷史中的政治，全都是嚴重的「偽」政治，也即嚴重「不真」的政治。用老子的話來說，即嚴重「無道」的政治。政治「無道」，則必然造成經濟「無寶」；經濟「無寶」，則必然造成文化「無德」。而無道、無寶、無德的中國天下，原本就是大量製造「貪腐」現象的天下最腐敗、最黑暗、最無文明的「醬缸」的「天下」。
什麼是人類社會的「政治」？
「政治」的本質即應該是進行全「社會」權力管理的「言治」，「言」之所以能夠有「權」，是因為「言」能成理，而「理」能夠形成精神文明之「勢」，更因為「言」的後盾是潛在的暴行，是可能實施武力暴行的巨大的「國家」機器的強力之「勢」。正是這（一虛一實、一精神文明一物質現實的）兩種大「勢」共同構成了強大的政治「權勢」。然而，中國人的政治，自古以來卻全都是「言禮」之治，而並不是「言理」之治。而「言禮」所造成的「勢」仍舊是等級制的物化「實力」之「勢」，而不是合乎（人性平等的）精神文明心理之「勢」，說白了，中國人的政治，從來就是只有物化的實力政治，而根本不存在絲毫真正理性精神（心理）文明成「勢」的因素。只有「禮治」而沒有「理治」的中國，最後必然是只能有（強人）「貪腐」的結局，而不可能會有其他任何更好的包含「強理」（文明）的結局。
什麼是「禮治」？說白了，就是永遠都只有等級制的物性的強力壓迫的「言治」的政治，中國實際上就是一個世界上最標準的只講「禮治」政治而根本不講「理治」政治的國家。中國人的等級制度的最明顯的現象特徵，就是「言」說的頑固的等級現象。在中國，永遠都不可能會有老百姓最起碼「言政」的權利，「莫談政治」，就是中國老百姓從來的命運。誰想要試一把，輕則入獄，重則喪身。而在中國的朝廷之中，也同樣只能有君主「言政」的權力，除此之外，就是「言政」權力的嚴厲的官階，一級壓一級，即所謂的「官大一級壓死人」。這其實也就是孔丘及其儒家的國家「禮治」政治的最根本的特徵。孔丘關於「言禮」政治的最重要的永恆「教導」是：「一天，二隱，三畏，四非，五常」（「天命」權力，「子為父隱，臣為君隱」、「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天、地、君、親、師」五大永恆的權威），這已經成為了中國人心中永遠雷打不動的「禮治」的「言治」政治的歷史習慣和「規矩」，直到今天，這種頑固的歷史習慣和傳統規矩，一仍如舊。
回到中國社會的現象，政治權力的實施是靠「言」說，政治權力實施的後果的監督，依然必須依靠「言」說；然而中國人一級壓一級的「規矩」，則使得上層的官僚，永遠都能夠言而無信，更是為所欲為，而惟一有可能加以制動的「權威」，則只能來自更上層。然而更上層是什麼？是人數愈來愈少，最後是惟一「塔尖」上的個人，例如皇帝，主席，等等。他憑什麼來監督下層官僚的行為？只能靠特務，眼線，親信，如果這些特務、眼線、親信也全都與下層官僚沆瀣一氣，那麼整個政治體系的腐敗，就將是必然的，而且是不得不然的，實際上是，它的未來連最起碼的希望都不可能會有，而只能以最後的崩潰告終。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人的政治史，永遠是世界上「最貪腐」的政治史的理論上的證明。這裡還完全沒有考慮到最高權力者——皇帝、主席，等等本人的人性、人格和人品，如果他也原本就是一個混蛋，一個壞人，一個傳統的「尊孔」者，那麼這樣的「中國」，將何以堪？
總覽世界歷史，中國自古以來的政治史，實際上全都是最黑暗的，李宗吾的《厚黑學》實質上是反映了中國人專有的《厚黑政治學》。造成這種《厚黑政治學》的最最關鍵的原因，即在於中國人的政治永遠都只能是孔丘及其儒家的「禮治」的「政治」，而絲毫都沒有半點「理治」政治的可能性。沒有「理治」，即是沒有「理性」的政治和沒有「人人平等」真理信念的政治，這樣的政治，絕對不可能會有導致「人人自主、自律」的「法治」的任何可能，就更加絕對地不可能會有達到「人人精神自由」的政治的最高境界的任何的可能。
什麼是「理治」？理治的全稱應該是具有高度真理信仰的國家或社會「憲政」的「法治」。什麼是人類最高的真理信仰？即對於「人人平等」的真理的信仰。只有在「人人平等」真理的信仰出現之後，人類歷史之中才可能出現國家的「憲法」，才可能出現國家的「憲政」，才可能出現真正人類「平等、民主、自由」的「理治」社會的雛形。在「理治」的社會，雖然仍然保留了權力實施的「言」說的方式，但同時也具備了廣大「公民」的監督權力實施效果的「人人平等」的「言」說，即所謂公民「言論自由」的言說的可行性。如此全社會公民對權力實施進行監督的廣泛性、深入性和親歷性，使得「憲政」社會中官僚們貪腐的「任性」、「懶惰」和「忌妒」之人性「原惡」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強大的抑制。這就是為什麼在今天西方人類社會中的官僚的「貪腐」現象會比中國的官僚「好得多得多」的最根本的原因。
今天中國人的「反貪腐」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對於中國傳統「禮治」政治的改革則是更加必要的，而改革中國政治的最關鍵的途徑，就是必須徹底地告別永遠製造最「貪腐」現象的孔丘及其儒家的「禮治」政治的傳統，而堅決地興起「理治」政治。說白了，即是必須走「人人平等」的真理信仰基礎上的「理治」的、「憲政」、「法治」的道路。更說白了，即是必須走中國老子「人學」的「道治」的政治之路，簡言之，即「道法自然」的「無偽而治」的「道治」的政治之路。想要做到「道法自然」的「無偽而治」的最關鍵的步驟，就是必須確立人人言論「平等」的權利，必須立即徹底打開當下中國所有的「報禁」、「言禁」，從此讓中國所有公民的眼睛、耳朵和嘴巴全都可能親自參與對於社會政治權力實施的監督。
我堅信，只有這樣才可能真正把「最貪腐」的中國傳統的政治歷史徹底地翻轉過來，而這也才是未來中國文明歷史真正的崛起之道。
中國統治者上千年關心的就是如何對民眾洗腦，更利於統治搶掠。為什麼中國統治者喜歡在外國開設孔子學院？無羞無恥對外輸出專制奴隸價值觀，而不開設老子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