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自由之路 1

一 引語
　　無論在網路上，還是現實中，常有人說，你說極權專制不好，自由民主更合理，你說的一切我都知道，但如何才能實現自由、民主與法治？更有甚者會憤怨地說，你把我叫醒卻不明確地告訴我路在何方，那你還不如讓我沉睡在新聞聯播里，起碼我不會如此痛苦。當然，我可以用一句「不要問自由民主何時來臨，要問你自己為自由民主做了什麼？」來搪塞，也可以用「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名言警句來鼓勁。但這畢竟還是沒有回答問題的實質，如何實現民主與自由？
　　自由主義大師哈耶克和波普爾等人只是告訴人們什麼樣的思潮和制度是通向奴役之路，是開放社會的敵人；但他們從未告訴世界，處於極權統治之下的人們如何掙脫專制的枷鎖，奔向自由與光明？活躍在當今中國網路輿論戰線上的一線公知們，在傳播民主自由理念方面功不可沒，引經據典頭頭是道，但在如何實現民主自由方面也是少有論述。宏觀大論正確，但缺乏可操作性的戰略戰術和路線圖，那麼我們始終無法說服人們加入追求自由民主的隊伍。除了極少數理想主義者，誰會跟看似永遠也打不倒的風車進行大戰？本文就如何撕開專制的鐵幕打開通往自由民主的大門進行簡單闡述。以下是我個人的觀察和思考的結果，不說有什麼價值，只是拋磚引玉，希望引來更多關注中國前途命運的人士一起來思考這個命題，並在看清方向認清道路后以愚公移山之志，日拱一卒，朝目標穩步推進。
二 民主革命的模式
　　到目前為止，人類已經進行過四次民主革命，通過一次次的民主革命浪潮，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確立了憲政民主體制，還在堅持專制獨裁或變相獨裁體制的國家寥寥無幾。在這一次次的民主革命浪潮中，經過各國愛好自由的人民的反覆摸索，結合本國的實際情況探索出來幾條道路來，我來簡單總結一下。
　　一， 明君偉人式。專制政權的末期，出現了一位偉大的獨裁者，該獨裁者意識到獨裁統治不可能持久，所以主導了改革，主動革掉了自己的權位，把選擇的權力還給國民。如不丹的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如中國台灣的蔣經國，如前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如西班牙的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
　　二，民眾抗議式。獨裁統治之下的國民聯合起來，通過大規模的遊行示威，迫使獨裁者放下權杖，結束獨裁專制。其中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如羅馬尼亞的獨裁狂人齊奧塞斯庫，自己並不甘心下台，但眾叛親離，軍隊拒絕執行命令，自己不得不倉惶出逃，最終被憤怒的羅馬尼亞人民草草槍決。第二種情況，憤怒的民眾發動抗議集會後獨裁者鎮壓不住，獨裁者只好出逃到他國或在第三方的調節下避難他國，如突尼西亞的本•阿里，如菲利賓的馬科斯，如葉門獨裁者薩利赫。
　　三，武裝鬥爭式。在人民群眾聚會抗議無效，並招致獨裁者殘酷鎮壓的情況下，民眾武裝起來並可能在外部文明世界的幫助下，開始與獨裁者進行武裝鬥爭。這種模式的典型例子就是去年的利比亞。利比亞人民一開始並沒有進行武裝革命，而是和平地進行集會抗議。但卡扎菲用飛機大炮鎮壓抗議人群，反獨裁的利比亞人民別無選擇，只能武裝起來跟卡氏獨裁政權死磕到底。最終勇敢的利比亞人民在北約的幫助下推翻了卡扎菲的獨裁統治，卡扎菲自己也落得被刺刀雞姦命喪下水道的悲慘結局。
　　四，外力植入式。該國的國民尚處於愚昧之中，或覺醒者的力量弱小得還不足於對獨裁者造成任何影響，完全由外部力量主導，推翻獨裁者，為該國植入民主制度。二戰後的日本，菲利賓，近期的如伊拉克，阿富汗等。植入上層建築的結果由於各國的經濟基礎的不同而大為不同。譬如日本，戰後由美國植入民主制度替代了實權君主立憲制，結果使得日本煥然一新，邁入了文明國家的隊伍；而同樣由美國植入民主的菲利賓，後來卻遭遇了馬科斯獨裁政權復辟，以至於菲利賓人民不得不在八十年代重新走上街頭爭取民主權利。伊拉克幾經恐怖活動干擾后終於穩定下來，國民經濟政治生活開始步入正軌；而阿富汗民選政權已經建立多年，卻依然在部落政治和恐怖活動的牽制下舉步維艱。
　　三 四種模式與中國現實
　　首先從以上這四種由極權專制走向民主自由的模式，結合當今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形勢和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外力植入式對中國而言不太可能。為什麼這麼說？當今世界自由民主的主導力量美英等國有兩面性，一個是經濟層面上，一個是道德的層面上的。經濟層面上的發達國家想賺更多的錢，讓國民過上更舒適的生活；道德層面上的發達國家想給全世界帶去民主與自由，維護世界的公平和正義，同時也減少一些國家和地區因政治混亂經濟蕭條對自由世界的威脅。發達國家的兩面性也是人性兩面性的集中體現，既想要正直的精神生活，安全的社會生活，也想要舒適的物質生活。但現實中兩種目標很難一致，時常衝突，鬥爭，博弈，彼此妥協。因為全球化，中國與美英法等發達民主國家的經濟緊密相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所佔的經濟當量遠非伊拉克、利比亞、突尼西亞、敘利亞、埃及可比。經濟制裁會使得這些國家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用飛機大炮給中國植入民主就更不可能。戰爭一起，十三億難民湧向世界，絕對是世界各國的災難，是這些國家不可承受之重。況且美英等國為解決阿富汗和伊拉克已經把國庫掏空，債台高築，如果要攻打中國，給中國植入民主，他們得準備多大的犧牲？這代價是只想過自己好日子的美英普通民眾所不能接受的。這些政府都是民選的，無論是制裁還是戰爭，當為給中國帶去民主和自由而使得自己身陷困頓時，經濟利益的考量一定會戰勝道德的高度，政府離下台也就為時不遠啦。哪一位國家領導人決策時會不顧民意及自己的位子而與中國政權為敵呢？起碼在中國國內沒有足夠的反對獨裁專制力量的時候，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是絕對不會犧牲自己國民的利益對中國動手的。完全指望外部力量來替中國植入民主是不現實的。
　　接下來再說第一種模式明君偉人式，這也是當今主流輿論界最期待的一種模式。但如何才能出現明君偉人呢？我承認有的人是天生的具有悲天憫人的偉大情懷，如不丹的吉格梅•辛格•旺楚克。他在自己的國民還很愚昧的時候，主動革除自己的王位，說服國民接受民主，推行民主政治。但更多和平轉型的國家和地區是在外部世界的外交壓力和內部國民的政治壓力或經濟壓力下不得不開啟的變革，如前蘇聯和台灣。這個專制體制讓他難以為繼，雖然還可以撐一陣子，但他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財力去面對此起彼伏的問題，所以主動改革以化解國內矛盾和仇恨。蘇聯當時的高層都知道戈爾巴喬夫是個改革派，上來必然推動改革，動極權的乳酪，但他們別無選擇。龐大臃腫的極權官僚體制已經無法處理各加盟共和國層出不窮的問題和矛盾，也無法挽救持續下滑的經濟形勢，唯有推動體制改革以適應國民政治經濟生活的需要，儘管最初包括戈氏自己在內也並未想到一定要徹底終結極權體制，是時勢造就了共產極權蘇聯的坍塌。但也正因為是蘇共自己主導了改革，所以蘇聯雖然解體了，共產黨並未因此遭到清算，而是獲得了人民的諒解，到現在俄共依然是合法政黨，在國家杜馬有少許席位，延續了該黨的祚命。台灣跟蘇聯有相似之處，這裡我並不是要貶低蔣經國的豐功偉績，而是事實求實地評價一下，如果台灣不是外部有盟友美國施加的壓力，島內有此起彼伏的民權運動，如「美麗島」事件引發的抗爭等等，蔣先生是不是會順水推舟解除戒嚴，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也是未可知的。同樣開放黨禁后，國民黨並未遭到清算，相反，在一度失去政權之後，馬英九帶領國民黨通過競選又重回執政黨寶座。
　　那麼這種模式有沒有在當今中國進行複製的可能性？有，但可能性不大。明君偉人主導下的政治轉型模式，除極少數案例外，多是政治、經濟與國際輿論壓力下，民眾抗爭與極權者妥協的良性互動的結果。為什麼說這種模式在中國成功複製的可能性不大？原因在於當今中國大陸與台灣及前蘇聯都有顯著區別。一，當今中國沒有像蔣經國一樣的獨裁強人，不可能用獨裁的方式結束獨裁。當今中國的政治格局準確地說是集體獨裁，是以幾百個家族為基礎幾十個人為核心的集體獨裁。他們彼此牽制，誰都沒有一言九鼎一錘定音的能力。任何危及此小團體利益的人都可能被其他人聯合踢出局，哪怕是貴為主席或總書記。二，中國進行了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單兵突進式改革的結果為各大家族積累了驚人的財富，這些財富細究起來可能都不太乾淨。這樣一來，他們擁有龐大的既得利益之後害怕失去，更害怕政治轉型后遭到清算，因此對可能損害他們既得利益的實質性政治體制改革沒什麼興趣。而前蘇聯沒有此類問題，他們在開啟改革前還是計劃經濟體制，他們的高官個人或家庭物質上雖然比普通人豐富得多，但基本上仍屬於由權力計劃分配得來的「合法」財產，無需擔心被清算，除了權力也沒有什麼可失去的。由以上兩點區別決定了拋開民眾的抗爭不談，任由由中共高層自行運轉的話，中國無論誰當政，都只能在不危及幾百個權貴家族集體利益的邊緣進行修修補補，而很難由中共自己主導大刀闊斧的政治體制改革，習基因寧願像卡扎菲落得被刺刀雞姦命喪下水道的悲慘結局也不會有大刀闊斧的政治體制改革。除非這幾百個家族和他們的七個代理人中的絕大部分都良心發現，為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計，勇於革除自己權和利。這種可能性有多大？
　　再來說第三種模式，武裝鬥爭式。利比亞的勇士們已經為自己贏得了自由，而敘利亞的自由軍還在勇敢地戰鬥，巴沙爾還在做困獸之鬥。那麼這種模式有沒有在中國實現的可能性？有，但可能性不大。無論是利比亞還是敘利亞，他們都是各部落聯合起來的國家，各部落都有自己的武裝。儘管單一的部落相對於中央政權來說都很弱小，但當他們聯合起來抗爭，爭取自由民主的時候，外部世界再給予適當幫助，他們的力量並不比獨裁政權弱小很多，具有與中央專制政權武裝鬥爭分庭抗禮的實力。而在這個連買把菜刀都要實名的國度，不滿的民眾要與武裝到牙齒的政府軍搞武裝奪權，無異於以卵擊石。除非如同辛亥革命一樣，從內部瓦解他們的專政武器，用極權的軍隊來武裝自由的人們。而這可能性有多大？我不敢妄言。而且我對軍人干政十分擔心，一百年前仁人志士運動軍人參與政治，結果使得各軍閥坐大，阻撓正常的政治活動，爭權奪利，連年混戰，民眾流離失所，最終辛亥革命催生的民主來不及生長便迅即夭折。武裝鬥爭，無論誰勝誰敗，流的都是中國人的血，摧毀的都是中國人的建設成果，破壞的都是中國人的生產生活。不到萬不得已，不到大規模抗議被當權者用飛機大炮坦克鎮壓之後，絕不談用暴力改造社會的命題。
　　既然我否定了外力植入式的可能，對明君偉人式也不抱太多期待，又不到萬不得已最後關頭不談武裝鬥爭式，那麼我們回過頭來重點談談第二種模式：民眾抗議式。
　　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不利於出現明君偉人自我改良，而有利於民眾抗議式在中國取得成功。為什麼這麼說？如前文所述，中國現行的政治體制實為以幾百個權貴家族為核心的輪流坐莊集體獨裁的政治體制。這種體制下任何危及小集團利益的自我改良，因為小圈子中大部分的抵制和反對，改革不是胎死腹中就是舉步維艱，改革的倡導者甚至可能被其他既得利益者聯合起來趕下台，因為改革侵犯了權貴集團的集體利益。但是當這種體制面對民眾大規模抗議的時候，也正是由於江山社稷不是任何人或任何一家的，很難有人站出來替圈子的利益出頭，與民眾刀兵相向，結下血仇。相反，當抗議的規模足夠大力度足夠強時，只要反對力量有足夠的容忍度，能從國家民族的長遠考慮保證權貴家族的身家性命安全和保障其正當利益，各大家族將紛紛與反對派媾和，為自己留下後路。體制內負隅頑抗的力量會被贊同妥協的力量所牽制所裹挾，無法興風作浪，只能一塊兒向反對力量妥協，專制土崩瓦解。
　　民眾抗議一定要是大規模的，諸如個人自焚之類的抗議是難以撼動頑固的既得利益者的。多大規模？至少是百分之一以上的國民挺身而出，走上街頭。當民眾的怒火被某件事而徹底點燃，數以千萬計的人群湧上街頭，在一線大城市聚攏起百萬以上，二線城市十萬以上的抗議人群的時候，當權者只有兩個選擇，投降或殺戮。如果，我們把自由民主的思想宣傳得更深入人心些，那麼，他們想動手的時候就會發現，沒人聽他們指揮了，齊奧塞斯庫和馬科斯就是先例。當他們下令屠殺民眾時，他忠心耿耿的軍隊在面對用胸膛直抵冰冷槍口的數以百萬計的抗議人群，拒絕執行開槍的命令，反而加入到抗議人群的隊伍。記住軍人也是人，他們也是父母生父母養的，當他們面對人山人海的抗議人群，一定會放下屠刀。或是圍援打點，包圍軍隊，其它捉拿紅色基因封建家族，就地斬首，瓦解軍隊。
　　在此，我必須先回答疑慮者的一個問題，如果民眾抗議有效，那麼為什麼二十年多前的那場運動沒有成功？我的回答是人數太少了，就一些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而已，你知道同期在菲利賓的馬尼拉聚集了多少人嗎？幾百萬，整個菲利賓才有多少人口啊？那麼為什麼同期我們的捌玖運動參與的人數那麼少，成份那麼單一？一方面是因為民智未開，自由民主的理念只在少數精英中獲得認同，多數民眾不知自由民主為何物。另一方面當時的國人除自耕自種的農民外，或多或少都依靠著體制或體制的外延如國企和集體企業活著，極容易被黨組織所挾持。經歷過那場運動的人可以證明這一點，當時各機關各單位各個企業員工都被打了招呼，不許上街。外面沒有充分的自由就業空間，全家的口糧都捏在黨組織所掌控的機關或單位手裡，有多少人敢不顧領導的警告而奮勇上街支援青年學生的抗議？而現在，民營經濟體、三資企業及和自由職業者的人數要遠遠多於靠體制和體制內經濟體活著的人，想靠基層黨組織來挾持這些人已經不可能，這就是市場經濟帶來的好處。如今的農民也遠非昔日的農民可比，經過幾十年經濟浪潮的洗禮和城市化運動的改造，早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問世事的自耕農，轉變成政治經濟社會一支重要的力量。況且經過十幾年的基層民主選舉演練，他們比城市貧民更懂得自由民主的含義。農民的責任意識固然還不濃郁，但權利意識已然蘇醒。當抗爭再起，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民企員工，三資企業員工，新型農民和農民工，下崗工人，青年學生，都是反對力量的堅實群眾基礎，絕不會重演捌玖學生上街工人看戲農民懵懂的少數人孤獨抗爭的那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