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特朗普的美國讓我第一次感覺身在異鄉

　　貝佩·塞韋爾尼尼 2017年6月15日     紐約時報中文網

　　

　　Doug Mills/The New York Times

　　周二，特朗普總統在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市登上空軍一號。

　　我第一次到美國是在40年前。那是1977年的夏天，我20歲。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已於數月前入主白宮。我和五個朋友在賓夕法尼亞州伯利恆租了一輛房車，遵從佛利伍麥克(Fleetwood Mac)那專橫的命令——那年夏天傳遍街頭巷尾的金曲《不要停》(Don』t Stop)——瘋狂開往加利福尼亞州聖巴巴拉，再開回去。埃爾維斯·普萊斯利(Elvis Presley)在孟菲斯去世那天——1977年8月16日——我們正駕車穿越南方，離得不太遠。但我們因為英文水平不濟而錯過了那條消息。

　　自那以來，我在英語方面取得了進步，也曾多次重訪美國。我曾以遊客、居民、丈夫、父親和兒子的身份前來——1987年，我的父母命我開車帶他們在亞利桑那州各處逛了兩個星期。我曾以記者、教師、講師和作家的身份前來（我寫了一本書講述1990年代中期在美國無憂無慮的生活。）

　　我為了研討會和長途火車旅行而來——從緬因州的波特蘭到俄勒岡州的波特蘭，從華盛頓特區到華盛頓州。我為總統選舉、巡迴簽售會、體育盛事和採訪而來。我記得在洛杉磯遇到的不喜歡我的麥當娜(Madonna)，還有在水牛城遇到的布魯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調音期間他讓E大街樂隊(E Street Band)「為我們的義大利客人」表演《迷失於洪流》(Lost in the Flood)。

　　這一次，我為一場旨在促進歐洲和北美開展對話的年度大會而來。共有來自30多個國家的百餘名政治領導人以及工業、金融業、學界和媒體界的專業人士到會。我們一起度過了美好的三天。你一眼就能分清美國人與歐洲人——穿襯衫和輕盈夏裙的主人，與穿毛衣和風衣抵禦猛烈的空調冷風的客人。主會議室很大。但還不夠大。裡邊有一頭金色大象，其身影令人揮之不去。他的名字叫唐納德·特朗普。

　　40年是一段很長的時間。常常到訪美國的我本以為，自己已經體驗過這個國家的每一種氛圍。但我錯了。我從未見過如此以自我為中心的美國人。一個在此刻身處美國的歐洲人趕上了一個古怪的時機。人人都很友好，議程中也有一些跨大西洋議題。但美國人的心思似乎在別的地方——往東幾英里處的白宮周圍。由於種種原因，他們似乎仍在設法慢慢習慣自己的新總統——不論是敵是友。大會第三天關於歐盟未來的討論，就像某個周五下午的數學課一樣激起了興奮之情。

　　不管你怎麼看特朗普，他都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很難被約束。他正利用去年11月的意外收穫做他猛然想到的任何事情。他完全不可預測。他的支持者享受這一點；他的反對者則不然。但每個人都感到迷惑。我曾經或許有些天真地以為，這個國家，或者至少是大多數與時俱進的國人，眼下應該已經歸於平靜。錯了——我遇到的人和七個月前一樣茫然。

　　我們相遇之時，特朗普總統正宣布會讓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那是在他未表態支持北約第五條的幾天後——該條款規定，對一個締約國的攻擊會被視為對全體締約國的攻擊。阿肯色州的一些選民或許並不在意，但我們與會的大多數人都很在意。

　　我試圖傳遞一個歐洲人對特朗普的說辭的觀感。美國人或許會討論「美國優先」這一讓人聯想起法西斯主義的字眼是否妥當，但歐洲人更關心的不是措辭，而是措辭背後的意圖。如果美國優先，那歐洲是處於第二位或第三位嗎？還是說排在後邊？

　　一種新的美國例外主義？更有可能的是，一種反覆重現的美國式虛妄：要自給自足。特朗普的國家安全顧問、陸軍中將H·R·麥克馬斯特(H.R. McMaster)和國家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席加里·科恩(Gary Cohn)在《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上撰文稱，「這個世界不是『全球社區』，而是各國政府、非政府力量以及企業為了利益參與其中、相互競逐的競技場。」真的嗎？你們如何看待美國和歐洲——攜手——擊敗了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它們如何發展壯大、為本國公民創造財富？是相互幫助還是「為了利益而在一個競技場上相互競逐」？

　　或許這僅僅是一種修辭，或許歐洲人的反應更加感性而非理性。但如果你和某人——可以是一個合作夥伴，一個朋友，或者一個友邦——相識已有40載，情感是很重要的。當我思及這些情感，思及跨大西洋地區團結一致的精神時，我會回想起從9·11事件到註定沒有好結果的入侵伊拉克之間的那些歲月。北約成員國曾一道進駐阿富汗，同仇敵愾地應對我們共同的安全——更重要的是我們共同的價值觀——所遭遇的挑戰。

　　那種情感已經褪色，但我一直希望它在挑戰降臨之際重現：鑒於我們有太多共通之處——歷史和民主，自由和法治——而世界又如此混亂，精誠團結至關重要。現如今穿行於美國，我擔心那種情感已經消失了。但我隨即意識到——我來這兒待這麼長時間，有著充分的理由。

　　最後那個晚上，我和幾個新認識的美國朋友聊天。「美國時不時地忘記歐洲這個老夥計，和世界上的一些新夥伴墜入愛河，」我說。「在1980年代是日本，在1990年代是俄羅斯，在2000年代是中國。去吧，儘管去風流快活！但別忘了——跟你們結婚的是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