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思極恐的二戰史

　    來源：鳳凰網文化

　　在知乎上，曾經有人問了這樣一個問題：二戰中有哪些細思極恐的細節？

　　這個問題，問的人沒問明白，答的人自然也就很難答清楚。

　　之所以說沒問明白，原因就在於，提問的人忽視了二戰的複雜性，光是參戰國就是一大堆。同樣一件事情，感受是截然不同的。你細思極恐的，也許恰恰是別人從夢中笑醒的。別人求之不得的，或許正是你細思極恐的。

　　比如，站在德國和日本的角度，細思極恐的莫過於險些被採納的「摩根索計劃」。

　　所謂摩根索計劃，指的是當時美國財政部部長小亨利·摩根索，在第二次魁北克會議（1944年9月11—16日）上，提出的一個處置戰後德國的計劃。其意在肢解德國；並徹底去工業化，讓德國經濟倒退一百年，變成一個無害的農業國家；還要通過強制絕育、甄別移民等方法，將德國人口限制在兩千萬以內。

　　類似的思維也一度準備用在日本身上。只是因為美國最終發現，隨著德、日的戰敗，英、法的衰落，蘇聯將成為新的頭號競爭對手。德國和日本反而有利用價值，要想方設法地將之再武裝。這才有了今天的德國和日本。

　　轉到美、英、蘇的立場上，最細思極恐的，或許就是那個差點被實行的「馬歇爾建議」。

　　1940年，德國橫掃東、北、西歐，英國岌岌可危。羅斯福準備大力援助英國抗德，卻遭到陸軍總參謀長馬歇爾的堅決反對。馬歇爾認定英國很難抗住德國的攻擊，同時指出美國自身的軍備嚴重不足，故而建議：與其浪費寶貴的資產，去援助一個註定滅亡的盟友，不如留下來強化北美防務安全。

　　第二年6月，希特勒閃擊蘇聯，羅斯福準備大力援蘇。馬歇爾再次以相同理由反對。

　　在這兩個歷史關口，馬歇爾的意見有一次佔據上風，人類歷史就將被大幅改寫。如果全部採納，我們就看不到今天的這個世界格局了。隨著英、蘇的戰敗或遭到嚴重削弱，美國將被軸心國陣營全面孤立在北美一隅，空有越來越多的好牌，卻窩在手裡打不出去！

　　好在羅斯福連續兩次否定馬歇爾的建議，大力援助英國和蘇聯，才沒有導致這個災難性後果。

　　順著這個思維，站在咱們中國人的立場上，二戰中細思極恐的事情又是什麼呢？我想，應該莫過於德意日欲與蘇聯結成大聯盟。

　　我們知道，抗戰期間，汪精衛組團投日，是轟動一時的大案。同樣轟動一時的是，汪偽集團投敵未久便內部分裂，汪的兩員大將——陶希聖、高宗武——叛逃香港，披露了汪精衛與日本人的賣國條約，再度震驚世界。

　　促成陶、高叛逃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起初二人幻想中日同文同種，可以共同促進亞洲繁榮，抵禦蘇、美等區外大國的滲透。豈料在接觸過程中，二人卻震驚地發現，日本人的思路完全不是按照同文同種展開的。

　　日本之真意，一在製造中國的全面分裂，將之肢解為六塊；二在要和蘇聯結盟。

　　我們知道，1936年10月25日，德、意秘密簽訂了《德意議定書》，形成了「柏林—羅馬軸心」聯盟。11月25日，德、日締結了《反共產國際協定》。1937年11月，義大利跟著入伙《反共產國際協定》。接著，蘇德在1939年戲劇性結盟。1940年9月27日，又有《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的正式簽訂。條約有效期為十年，目的在於全面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文化新秩序。

　　表面上看，1940年條約似乎就是1937年「三國反共協定」的升級版，是德意日三國深化反蘇合作的量變。仔細研究條約內容，就會發現，實則不然。這次的條約與其看作是德意日三國在反蘇反共道路上的深化合作，不如看做是德意日欲與蘇聯結盟。條約正文第五條明確規定：「德意志、義大利和日本聲明上述各條款毫不影響三締約國各與蘇俄間現存的政治地位。」這顯然是要和之前的三國反共協議劃清界限，為與蘇聯結盟創造機會。日本和德國還互換了幾項秘密協議書。德國答應竭盡全力促進日本與蘇聯結盟。

　　據日本左派學者不破哲三的研究，德日之間關於勢力範圍劃分的秘密協議中，還有特別有趣的一條，那就是約定將印度划入日本的勢力範圍，但如果蘇聯入伙，就將印度轉讓給蘇聯。（不破哲三《從「科學視角」思考日本的戰爭》）

　　這就是為什麼1940年的條約名稱里去掉了反共。原因就在於，一個超越意識形態局限的新地緣聯盟即將出現。

　　這個聯盟的目標對象非常清楚，就是英美。具體說，就是通過這個橫跨歐亞大陸的聯盟，在孤立美國的同時，集中力量全面肢解英帝國，重新劃分歐亞大陸的勢力範圍，最終形成德、日、蘇、美四強格局。這才是1940年條約的真相。

　　試想，如果這個大聯盟實現，中國的國運焉能不受影響？又如何不讓後人細思極恐？

　　為什麼在1939年蘇德會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為什麼1940年出現了德意日欲與蘇聯結盟的跡象？又為何最終這個同盟未能形成，反而在1941年出現了蘇德開戰、日美開戰，蘇美英對抗德意日的新格局？

　　這一連串問號的背後，隱藏著一個更大的問題。那就是：歷史，尤其是大國博弈史，其實並非單一導演主導下的單一劇情模式，而是存在很多個導演，很多種劇本和很多種結局，最終究竟走向哪一種，是多邊競合的結果。以往，我們過於強調歷史的唯一性和必然性，而忘記了歷史的多變性和動態性。我們又過於站在小國、弱國的單一立場上看問題，而忘記了大國、強國的視角。

　　

　　

　　

　　

　　德國：為美蘇爭霸奠基的國際縱火犯（外交勝利，內政失控）

　　俾斯麥的偉大在於，當普魯士大眾仍沉浸在打敗拿破崙的虛假勝利記憶中時，他已明確了維也納體系必須摧毀的目標且找到了實現的方法。施特雷澤曼的偉大則在於，當德國大眾無不對一戰結局咬牙切齒之際，他已看出了凡爾賽體系的存在價值，並同樣找到了一條新的復興之路。

　　年輕時的施特雷澤曼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鐵血青年，直到經歷了一戰的慘痛教訓后，他才幡然醒悟，逐步轉型成為一名卓爾不群的現實主義戰略大師。

　　1923年1月11日，為了懲戒魏瑪共和國和蘇俄私下進行外交接觸，法國與比利時在沒有和英國進行外交溝通的前提下，突然出兵佔領了對德國經濟至關重要的魯爾重工業區。聯軍不僅要通過佔領謀求經濟補償，而且圖謀將魯爾區與萊茵區永久性地從德國分裂出去。當時的魯爾區出產德國73%的煤炭和83%的鋼鐵。萊茵區則攸關法德雙方的國防安全。這兩地對德國而言，都是絕對不能放棄的棋筋。

　　法國人與比利時人的做法激起了軒然大波。德國國內掀起強烈的反抗情緒，極端分子則身體力行地組織起游擊隊。更有甚者，如當時還名不見經傳的阿道夫·希特勒，已經開始考慮利用外部危機趁機奪取全國政權。德國政府則通過發放補貼的形式支持工人罷工，從而以消極抵抗瓦解法國的入侵行為。而英國則手忙腳亂，既同情法國在戰時的巨大損失，又害怕法國過於強大會損害歐洲平衡。至於蘇俄，自然是樂於旁觀帝國主義國家間的衝突。

　　正是在這種空前的大混亂中，施特雷澤曼形成了一整套獨特的復興戰略，並且以其雄辯引起總統的注意，從而在政府業已癱瘓的時刻出任總理，組建新內閣，力挽狂瀾。

　　接到任命后，四十五歲的施特雷澤曼在三十六小時內便完成了組閣任務，這個速度在當時的德國政壇已是神速。

　　施特雷澤曼很清醒地意識到，問題的關鍵在於，「關係到我們生死存亡的是萊茵區和魯爾區必須留在德國」。可是，此時的德國元氣未復，實力有限。如果此時和法國攤牌，只能是自找苦吃，正好給對手一個絕佳的報復機會。德國的復興必將長期延遲。

　　施特雷澤曼將軍事手段放在一邊，開始從外交上謀破局。

　　他向英、美尋求幫助，並與法國進行緊急磋商。可是，當時的英國儘管擔憂法國擴張過度，但也很擔心德國捲土重來，事情還沒有發展到犧牲英法聯盟的程度。畢竟一戰的巨大陰影還在英國人的心中縈繞。美國同樣不急於表態，而樂得坐觀歐洲列強衝突。至於法國，斷然拒絕和德國談判。

　　門，一扇接一扇地關閉。似乎德國已經是窮途末路。但是，施特雷澤曼兵行險道，索性將魯爾區的消極抵抗也取消了。只有這樣才能徹底消除英美的戒心，同時放大法國的威脅。

　　反觀此時的法國，其環境也很不好。法比聯軍發現，控制魯爾的成本太高，收入剛好抵消駐軍費用，全無額外盈餘。作為這次出兵的一個直接結果，德國馬克對美元的匯率直線下跌。在此之前，馬克就已經開始貶值，而且速度已經引起經濟學家的驚訝。1921年是75∶1， 1922年就跌到400∶1， 1923年初為7000∶1。而法軍出兵魯爾後，這個紀錄很快被打破。1923年1月，馬克對美元的比值就下跌到18000∶1。 7月1日為160000∶1， 8月1日是1000000∶1。到希特勒發動「啤酒館暴動」之時，馬克對美元更進一步跌到1000000000∶1，此後還跌到天文數字般的25000000000∶1。 馬克廢紙化當然首先對德國的中產階層和底層市民造成了災難性打擊，但同時也讓德國政府「喪失」了賠款能力，從而讓法國騎虎難下。

　　法國已經升到了頂點，德國也退到了極限。可是，誰也無法取得勝利。假如再這樣耗下去，得利的只能是蘇俄，以及法、德國內的親蘇革命團體。

　　此時英國人終於決定出手干涉。

　　麥克唐納（James Ramsay MacDonald）入主唐寧街10號后，新內閣決定充當法德調停人。正是靠了英國的介入，魯爾危機終於以法比聯軍的撤離而和平解決。在之後的六年裡，施特雷澤曼不再擔任總理，而專職擔任外交部長，以有限的資源參與大國牌局。

　　他的第一張牌是美國。

　　將歐洲之外新崛起的美國引入歐洲事務，不僅有助於抵消法國等鄰近戰勝國對德國的偏見，而且能夠從美國得到經濟復甦的助力。1924年，施特雷澤曼與美國財政部長道威斯（Charles Gates Dawes）一起啟動了「道威斯計劃」，這個計劃的最大價值不在於減少了德國的年賠款額度，而在於初步形成了德美間的合作關係。此舉平衡了歐洲鄰國的壓力，也讓德國獲得了經濟復甦的推力。

　　他的第二張牌是蘇聯。

　　作為《凡爾賽和約》的另一個孤兒，蘇聯同樣在為打破孤立而努力。在蘇聯擺出和整個資本主義國家陣營敵對姿態，而絕大多數西方國家又孤立蘇聯的情況下，施特雷澤曼搞蘇德親善，最大的困難就在於合作的尺度與目的不易把握。如果真搞成排他性的蘇德聯盟，必然導致德國被西方世界集體孤立，結果只能說被蘇聯綁架，因為這個時候德國的力量實在是太過虛弱。所以，施特雷澤曼改善蘇德關係的目的仍在於轉化出和西方國家交涉的籌碼。

　　有了前面兩張牌，施特雷澤曼就開始推進法德和解，甚至表示要在法德和解的基礎上，探討成立歐洲共同體的新道路。

　　1925年，施特雷澤曼與英國外交大臣張伯倫、法國外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圍繞德國的未來地位和相互關係，進行了一次鋪墊性的三國外長會談，初步達成德國以永遠放棄對阿爾薩斯—洛林的領土要求，換來英法對德國西部邊疆的永久性承認，並且允許德國恢復大國地位。

　　同年10 月，英、法、德、意、比、波、捷七國在瑞士洛迦諾舉行國際會議，最終簽署了的《洛迦諾公約》（Locarno Treaties）該公約是1925年歐洲七國（英、法、德、意、比、捷、波）在瑞士洛迦諾舉行會議通過的文件總稱，是確定一戰後歐洲國家邊界和領土問題的重要保障，改善了國家間關係。。德國得到了重返國聯的機會，而且是在推卸掉共同對付蘇聯的聯盟負擔的前提下得到了這個機會。當時，英法希望德國能夠承諾在西方國家與蘇聯發生衝突時參加對蘇經濟制裁，甚至允許法國軍隊通過德國領土。對施特雷澤曼而言，蘇聯是他手中不多的幾張牌之一，絕不會輕易放棄。就在洛加諾會議召開的當月，德蘇兩國在莫斯科簽訂了一項經濟條約，該條約的內容遠遠超出了一般通商條約的範圍。

　　1926年4 月24 日，德國與蘇聯又簽訂為期五年的《蘇德友好中立條約》，進一步增強了德國與英法討價還價的籌碼。同年9 月，德國在堅持保留對蘇條款的前提下，正式參加國際聯盟，並擔任了國聯理事會的第六個常任理事國。1928年，施特雷澤曼贊同旨在消除戰爭的《巴黎非戰公約》。1929年，他又同美國律師楊格（Owen D.Young）共同制定「楊格計劃」（Young Plan），再次修訂賠款進度表，並進一步深化德美間的多方位合作。同樣是在這一年，白里安和施特雷澤曼開始探討建立歐洲共同體的可能性，展示了一個新歐洲的願景。

　　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逐步瓦解以德國為假想敵的英法同盟，進而不動聲色地經略東歐，伺機解決德國與波蘭之間的歷史遺留問題。最終通過對東歐的影響，奠定德國在歐洲事務上的影響力。可打可談，攻防兩便。

　　這一路走來，真是冬日飲水，冷暖自知。施特雷澤曼用了六年時間，給新德國打造了一個全新的外交天地。對一個戰敗國而言，堪稱奇迹。環境如此有利，德國理應是最不應該成為顛覆凡爾賽體系、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國家。只可惜，自命偉大的德國人民卻在同一個地方連摔了兩次！

　　當年德國最大的問題就是激進主義泛濫，宣傳過頭，欺人的宣傳武器變成自欺的精神鴉片。德國人不去想一戰末期軍隊瓦解的事實，不去想如果戰爭持續的後果是什麼，更不去想如果德國戰勝可會提出「十四點原則」。他們只一味宣稱當年德國是不敗而敗，是內部出了猶太陰謀集團。熱愛和平的德國軍民本來可以武鬥獲勝，卻因為這內外勾結的國際陰謀而放下武器，決心用「十四點原則」的精神共造和平。結果，和平沒有來，敵人卻舉起了屠刀。於是，德國就不幸淪入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慘境。

　　今天看來，這個宣傳真是漏洞百出，錯謬不堪。但是，當年的德國人普遍相信這些宣傳，很多外國人也相信。

　　施特雷澤曼雖然得到外國對手的尊重和理解，卻始終無法得到國內政客和大眾的理解。他成功地處理了魯爾危機，卻被國人當做窩囊廢，他只當了一百零三天的總理，就被人們用不信任投票趕下了台，從而留下了「百日總理」的綽號。時任總統弗里德里希·阿爾貝特（Friedrich Ebert）為此深表惋惜：「你們只要過六個星期就會把趕走總理的理由忘個一乾二淨。但是，十年後，你們會對自己不負責任的行為深感後悔。」

　　施特雷澤曼在外交部長任內的舉措，也從來沒有得到過大眾及軍隊的理解和支持。他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德國的損失，最大幅度地提高了德國的國際地位，但是，卻被國內輿論指責為沒有爭取到更多的利益。

　　與美國的合作使德國受益匪淺。在「道威斯計劃」啟動后的五年內，德國支付了十億美元的賠款，卻得到了二十億美元的貸款。「楊格計劃」則帶來了更有利的經濟環境。可是，激進分子吃飯砸鍋，一邊享受經濟復甦，一邊把「楊格計劃」當成靶子，肆意發泄非理性的不滿，痛罵華爾街金融家剝削德國人民的血汗，卻忘了一個基本事實：所謂有用的國家就是有資格被利用的國家，能相互利用然後才能雙贏。如果處處只是單方面得利，就永遠不會形成合作。

　　德國通過承認阿爾薩斯與洛林的現狀，換來了西部疆域的安全，卻同時保留了修正東部國界的自由。這同樣是一個重大勝利。可惜，日後的激進主義卻利用這一點，急不可耐地要對波蘭動武。

　　同樣重要的收穫還在於爭得了時間，讓德國軍事力量逐步走出低谷，甚至在德蘇合作的基礎上開始進行新一輪的軍事改革。以當時法德兩國的實際力量對比，法國陸軍隨時能夠扼殺這種韜光養晦。問題是，法國人始終沒有找到動武的理由，更沒有找到爭取英美蘇三強支持的外交籌碼。

　　與當年的俾斯麥一樣，施特雷澤曼在不知不覺間成了新的國際核心人物，德國與美英法蘇任何一國的關係，都親密於四國間任何兩國的關係。唯獨國內的媒體、政客和日趨騷動的大眾，卻把他當敵人看待。

　　1929年10月3日，施特雷澤曼在數小時內連續兩次中風後去世，年僅五十一歲。同一個月，美國股市暴跌，引發全球經濟危機，德國經濟也未能倖免。新的危機面前，德國人很快就徹底忘掉了施特雷澤曼，因為他們自以為已經找到了真正的救星——阿道夫·希特勒。

　　

德國反的的是共產國際，從來沒反過共產黨，因為希特勒的的黨就是德國共產黨本土派，希特勒的德國是社會主義德國。社會主義德國要建立德國聯盟成立羅馬第三帝國，而共產主義鵝國建立蘇聯也是要成立第三羅馬帝國，英米看到兩個共產黨國家為爭奪歐洲肯定會大戰一場，所以要等到兩敗俱傷再出手，出手就要扶植弱者控制強者才能達到最大利益。在亞洲米國也是同樣戰略，等看出日本快要戰勝China時再出手援華。米國英國沒想到的就是鵝國趁亂佔據東歐和中亞很多並沒有允許其佔領的地方，而且鵝國人在China打代理人戰爭使米國突然丟了China直到1967年China才重回米國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