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現狀 李延明

      從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起，由奪權成功者組成的官僚特權階級就佔到社會矛盾的主要方面，官僚特權階級同平民階級的矛盾就成為中國大陸社會支配全局的主要矛盾。通過「三大改造」實現的社會生產資料公有化不但沒有取消或弱化這個主要矛盾，反而由於平民階級內部差別的弱化、由於平民階級內部的均質化而強化和凸顯出來。
然而，毛澤東並沒有看出這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在當代中國的第一階段，通過土地改革解決了農民階級同地主階級的矛盾，通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解決了工人階級同資本家階級的矛盾。在這種事實面前，毛澤東從列寧關於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階級鬥爭的理論出發，認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不但沒有結束，而且有時還會很激烈。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壓制稍一放鬆，它就會重新產生。因此，他認為在消滅資產階級實體后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要想在中國建成社會主義，必須不斷開展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不斷開展反對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這種鬥爭構成了毛澤東時代的主旋律。
事實上，毛澤東並非沒有感知官僚特權階級同平民階級的矛盾，並非對它渾然不覺。毛澤東也不是不知道德熱拉斯關於「新階級」的觀點，但是囿於列寧主義[1]，毛澤東不便使用德熱拉斯的概念，於是，就用「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概念代替了「新階級」的概念，並且把不能緊跟毛澤東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幹部說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說成舊的資產階級在新條件下的延續。這樣，就巧妙地把自己從官僚特權階級中剝離出來，而把黨內持不同意見者放到同平民階級相對立的位置上。
中國大陸的官僚特權階級是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用暴力手段奪取全國政權的成果。沒有這個階級的浴血奮鬥，就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全國政權。毛澤東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鬥爭實際上是官僚特權階級內部不同派別的鬥爭，只不過毛澤東在這場鬥爭中利用了平民階級同官僚特權階級的矛盾而已。毛澤東雖然利用平民階級打擊官僚特權階級中與自己持不同意見的部分，客觀上支持了平民階級對官僚特權階級的抗爭，但是他並不認為這是平民階級同整個官僚特權階級之間的鬥爭，並不想推翻官僚特權階級的統治，更無意消滅這個階級的特權。既然拒不承認通過武力自行搶得政權、不受選民制約的階級是個新的特權階級，以為依靠這個階級還可以使我國建成社會主義，那麼我國階級和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的實際狀況在毛澤東的頭腦里就不可能得到正確反映，他無法認識到官僚特權階級同平民階級的矛盾和它在全部社會矛盾中的支配地位。不僅如此，因為他從列寧主義的信條出發，把平民階級內部僱主同僱員之間的矛盾即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說成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也就是把處在從屬地位的矛盾說成處在支配地位的矛盾，弄錯了各個矛盾的主次地位，所以他終其一生也沒有能夠解決官僚特權階級同平民階級的矛盾，也就是沒有解決中國大陸的社會主要矛盾。只要他堅持列寧主義，他就不可能認識到這個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
第二階段，經過改革開放，我國大陸四大階級相互之間均存在矛盾。官僚特權階級同平民階級的矛盾像毛澤東時代一樣，不但依然存在，而且依然是主要矛盾。在平民階級中，民間資產階級同工人階級的矛盾是重新出現的，雖然已經滲出了企業，浮現到社會的層面上，但是尚處在從屬的位置上。
因為我國國家權力機關組成人員不是由選民通過大選決定的，而是由官僚特權階級在自己封閉的小圈子裡暗箱操作、自我決定的，其命運不由選民決定，完全不受選民制約，所以，國家財產如何處置，如何使用，自然也完全由他們自己說了算。結果，社會財富的很大一部分就被黨政機關自己佔有和消費掉了。據有的學者測算，2009年政府行政支出占國家財政收入的比重，高達43.8%，兩年後則高達70%[2]，遠遠高於各資本主義國家[3]。就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大陸中國人養著世界上最貴的政府。別國人民只要養國家機關就夠了，大陸中國人卻除了養國家機關，還要養中國共產黨的機關，是別國人民供養對象的兩倍。在一黨專政的條件下，中國的官、民比例近期達到了1:28（一說1:15），位居世界第一。豪華辦公樓遍布全國。2007年，僅是公車、公款吃喝、公款出國考察三項，公務員們就揮霍了9000億人民幣，是當年國家衛生事業費1800億人民幣的5倍！是當年中央財政教育支出1100億人民幣的8倍！30年來，隨著經濟發展，政府收入已經增長了985倍，而公民收入卻只增長了19倍。從1983年到2005年，中國居民勞動報酬佔GDP的比重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4]。中國的民生支出佔GDP的比例位居全世界倒數第一。2006 年4月初，國務院研究室、中紀委辦、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全國地方黨政部門、國家機關公職人員薪酬和家庭財產調查報告》中披露：黨政幹部已經形成社會特權有產階層，其中地廳級以上幹部已是官僚特權階層。官僚特權階層年收入是當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當地農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
2014年7月25日，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布《中國民生髮展報告2014》，顯示中國貧富分化越來越嚴重。報告認為，1995年中國財產基尼係數為0.45，2002年為0.55，2012年家庭凈財產的基尼係數達到0.73，頂端1%的家庭佔有全國1/3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被「毛左派」罵為「資本主義罪惡世界」的美國是0.408（1997年），英國是0.361（1991年），法國是0.327（1995年），德國是0.3（1994年），日本是0.249（1993年）。他們的基尼係數都低於共產黨治下的「社會主義中國」。媒體2014年1月報導，蓋洛普公司經過6年時間、覆蓋全球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調查顯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國這兩個地方，2%最富裕者的收入，分別相當於63%和60%最貧窮者收入之和。這表明，中國貧富差距世界第二，只比撒哈拉以南非洲略小一點。
在經濟發展進程中因下崗失業、征地拆遷等引發的利益衝突連綿不絕，過去10多年間「群體事件」以幾何級數增長，每年達到數萬起[5]。對此，政府本應站在超脫的立場上公正處理。然而，各地政府對利益受損者的訴求卻普遍採取敵視態度和壓制方針。結果，官民矛盾不斷發展，許多勞資矛盾也往往轉化為官民矛盾。為了維護一黨專政，官僚特權階級對平民階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利權一味壓制，無情打擊。以侵佔國家財產和買官賣官為核心的腐敗現象愈演愈烈。現在，人民群眾對於極權制度越來越難以忍受，對於一黨專政已經越來越不滿。官僚特權階級與平民階級的矛盾空前尖銳，平民階級對官僚特權階級的仇恨已發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目前雖然還算風平浪靜，但熱帶風暴的基本條件已經形成。
官僚特權階級是依託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而存在的，也是依靠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而享有特權的。因而，官僚特權階級同平民階級的鬥爭就集中體現在政治體制上，體現為專制與民主的鬥爭。堅持官僚階級的特權還是取消官僚階級的特權是雙方鬥爭的焦點。前者要維護一黨專政條件下自己的特權，後者要取消前者的這種特權，由全體選民決定由誰來執政。1957年在幫助共產黨整風時民主人士反對共產黨對權力的壟斷；1977年由西單「民主牆」開始的對人權、自由、民主的持久呼籲；1989年春夏之交以「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平反」為核心內容的「民主運動」；近年來在杏林山莊會議上出現的要求共產黨進行社團登記；《炎黃春秋》刊出的「民主社會主義救中國」的主張；以及對「普世價值」和「憲政」的宣傳；等等，貫穿著一條前後一致的線索，就是認為任何政黨都不應該高踞於憲法之上，不應該高踞於社會之上，要求由全體選民來決定執政者，所有的政黨都要接受選民的挑選，每一個黨派、每一個人都有權通過競選成為國家權力機關組成人員。而共產黨官方發動的「反右派」、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近些年來民間「毛左派」發動的「批判西山會議」即批判杏林山莊會議，「批判民主社會主義」即批判多黨競爭制（在民主社會主義的四個主要主張——混合所有制、市場調節、福利政策、多黨競爭制中，我國已經實行了其中前三項，因而這場對民主社會主義討伐的重點實質上是多黨競爭制），「批判普世價值」（主要是針對其中包含的「民主」），否定「憲政」、「公民社會」、「新聞自由」、「司法獨立」等觀點，則是維護共產黨一黨專政，維護官僚階級特權，要求黨高踞於憲法之上，不受束縛，為所欲為，要把黨維持在像黑社會老大一樣的地位上。為了置對方於死地，還把「異見分子」與「敵對勢力」、「反華勢力」聯繫起來，指鹿為馬，肆意誣陷，並製造了「一旦民主，就會天下大亂」的謊言。
官僚特權階級同平民階級的矛盾支配和影響著我國社會的其它矛盾，它的發展、演變和解決決定著我國的命運和前途。如果官僚特權階級不肯放棄特權，兌現憲法承諾，把國家主權還給全體公民，讓全體公民通過大選決定執政者，而是對民主要求一味壓制，把人民群眾逼向暴力革命，則中國勢必分裂。分裂后的中國要想不淪為大國的附庸是相當困難的。

[1]列寧同考茨基的論戰已經使毛澤東無法承認、容納這個觀點。
[2]  據黑龍江省經濟幹部管理學院院長陳永昌的測算。
[3]10年前，當中國行政管理費（或曰公務支出）在財政支出中的比重是25.7%（2000年）時，德國是2.7%（1998年）、英國是4.2%（1999年）、韓國是5.1%（1997年）、印度是6.3%（2000年）、加拿大是7.1%（2000年）、俄羅斯是7.6%（2000年）、美國是9.9%（2000年）。
[4]楊光斌：《社會權利是大多數國人的優先選擇》，載2011年11月10日《社會科學報》。
[5]同上。孫立平在《社會失序是當下的嚴峻挑戰》（2011年5月3日《經濟觀察報》）一文中，引用了官方的《社會藍皮書》和《瞭望東方周刊》的數字，即，群體性事件從1993年到2003年，由1萬起增加到6萬起；從 2006年到2010年，由9萬起增加到18萬起。

===再過十年, 再議兩岸建設統一對立制衡共同治國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