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病人——愛國賊

文|黎學文     
      由於公共生活的匱乏，大陸民眾活在自閉性的私人生活領域。人的社會屬性和公共屬性都被極度壓抑、遮蔽在規訓化的生活中。然而人畢竟是社會性的動物，是處在公共世界中的生命。日常被壓抑的公共參與的熱情一旦遇到出口，便會發泄般爆發。意識形態的單向度灌輸在大陸培育了出一種中國病人：愛國賊。
每當中國在國際上出現外交事件時，被洗腦的民族主義衝動就會打扮成愛國的激情，呈現出意淫症的周期性發作。繼上次向肯德基示威后，向韓國企業示威后，愛國賊們近期又開始向澳大利亞發飆，要滅澳賊，要武統台獨，港人靠中國生存。世上所有國家都要摩拜在中國強勁消費力腳下。意識形態默許的愛國主義更像一種病態的意淫症，在國人享受著大量全球化的好處的時候，他們卻幻想出中國被圍堵、欺凌的殖民地奴隸思維。奴隸不敢反抗壓迫自己的奴隸主，卻把壓抑的憤怒發泄於假想的敵人，這種發泄其實是一種刷存在感的表現，以此證明我存在著，作為一個不可忽視的中國人存在著。愛國表演更像一種刷存在的自我證明，以此遮蔽被奴隸主壓迫的醜惡現實。不敢去向奴隸主維權，卻敢去肯德基門口示威，一方面，去肯德基示威是安全的，另一方面，可以告訴別人：你看，我愛國呢！我愛國我存在，以此換來虛假公共參與的虛幻滿足。
網上流傳的一個故事很形象的說明了大陸愛國賊的真實面目：「陰暗潮濕的北京某地下室，一瘦弱青年一手拿了2塊錢一包的煙，一邊看著鳳凰網軍事頻道，愁眉緊鎖的他陷入了沉思：國家下一步該怎麼走？如何突破美國封鎖？如何收復台灣？如何保住南沙釣魚島？如何剿滅反華勢力？一個個難題需要他思索，抉擇。此時，傳來踹門的咣咣聲：開門！查暫住證！」後來網路上有人將故事進一步演化到2003年之前：「隨後該青年便如眾所知地被帶上警車，押往警局，關押於臨時拘禁地。該青年被人私下告知：只要能聯繫到熟人送來兩萬元錢，就立馬可以出去，繼續他在北京的中國夢。若無人送錢，則將被送往昌平收容譴送站，在那裡被強迫從事每天16小時以上的繁重勞動三個月後，才會被送回老家。」專制體制下權利被嚴重剝奪的民眾，渴望獲得公共參與的機會，愛國表演是唯一的被許可的公共表達。當愛國賊們在肯德基門口示威的時候，警察以默許的姿勢假裝站在門口維持秩序。如果換成了某個民眾在政府機構面前舉起一塊要求官員公示財產的牌子，馬上就會遭到打壓。愛國賊們不明白的是：當他們在自以為是的表演著正義的時候，他們其實是在與意識形態合謀。意識形態允許你表演，你由表演獲得虛假公共參與的滿足，發泄被剝奪的潛在憤怒，換取自我在現實中被忽略被無視的虛幻存在感。與意識形態共謀的最大獲利者不是愛國賊們，他們的表演只是獲得廉價的自我滿足，而意識形態卻從這些廉價的表演那裡收穫頗豐：意識形態由此獲得大量素材，收割多年灌輸的成果，藉此可以再度向民眾進行持續洗腦，強化民眾的愛國主義毒素。最重要的是，體制由此獲得其匱乏的合法性，愛國賊們的集體表演夯實了體制的統治基礎，彰顯了意識形態的正當性。在愛國賊們鬧劇似的表演後面，是體製得意洋洋的猙獰笑容。
愛國賊們的表演一方面是自我意淫，凸顯個體的公共存在感，另一方面是意淫境外敵人，沒有敵人也必須製造敵人，昨天是日本，今天是美國，後天可能是菲律賓，敵人最好是越多越好，越多便越發可以激發「我們被包圍」的悲情想象，刺激殖民地奴隸的創傷心理。敵人的存在是必須的且必要的，沒有敵人，愛國賊喪失意淫的對象，敵人越多越壞，我才越正義越偉岸。意識形態需要不斷製造境外敵人，只有境外敵人的存在，才能使民眾忘卻被統治被剝奪的痛苦，統治者可以非常方便的將國內矛盾轉化為國際矛盾，以此來換取統治的繼續和穩固。
當愛國成為一種主義的時候，愛國就成為一種浸透著民族主義毒素的蠱惑意識形態。它必然導致狹隘的排外、製造虛幻的假想敵、在悲情主義宣揚下的虛假的正義。反諷的是：當愛國賊在聲嘶力竭的表演愛國秀的時候，統治者卻在越洋電話中和「帝國主義敵人」溫情脈脈的媾和。愛國賊永遠不懂的是：在國際政治的博弈中，國內民眾的愛國表演不過是政客們手中討價還價的一張牌。在民主國家，民眾的愛國表達是民意的真實體現，是依靠選票獲得合法性的政府不敢無視的，而在專制體制下，民眾的愛國表達只不過是統治者向他國展示的一種談判籌碼：你看，我國人民不答應呢！當統治者需要人民存在的時候，人民才能存在。表演愛國秀的民眾自以為存在，其實他們不過是符合統治者的一種需要，就像顢頇的慈禧太后對義和團的評價：「民氣可用。」在統治者的眼中，可利用價值是民眾唯一的價值。
印度思想家克里希那穆提曾說：「對那些覺得自我擴張是重要的人來說，與更大的東西認同，在心理上是一種必須」。汪丁丁闡釋到：「因為你覺得渺小由此而覺得自卑，所以你自卑的靈魂要尋求與一個更大的『自我』結合，那就是民族和民族國家。」大陸的愛國賊就具有這種心理病症，為了掩飾自身在現實中的渺小和自卑，必須尋找到更大的東西來依附和臣服，藉此來擺脫自身的自卑。這種沒有健全的個人主義的權威型人格特徵，是大陸愛國賊的共同特徵。大陸愛國賊是極好的精神病理學標本，是具有典型特徵的「中國病人」，是全人類中被意識形態病毒深度侵入、俘獲的奴隸新變種。


憤然離開中國的德國助教：你們的教育是犯罪！
       西洛特是蘇州一所私立學校的外教，在中國呆了八年，他從德國過來，原本是抱著對中國神奇文化的嚮往和對中國人的質樸過來的，遺憾的是，最後他還是回國了。
他說他真的不願意離開，他不想接受這種失敗，帶著挫敗感回國是一件影響一生的事情，但他不得不回去，在他看來，他這一輩子也無法在中國看到真正的教育，他為中國的未來深深擔憂。
中國的預防教育
他說：中國這個國家最初的教育動機就把所有孩子想象成即將變壞的一個人，從幼兒園就灌輸一些不切實際的理論和思想。不停地灌輸愛國、愛黨教育，就是沒有人性關懷的教育。
這些政治教育對幾歲甚至十幾歲的孩子來說，簡直是天書，就連很多政治老師都搞不懂。這些教育的功能僅僅是為了應付試卷上的標準答案，除此別無用處。真正的人性教育、邏輯教育是空白的。人性是人格的基礎，缺乏人性認識的人，肯定缺乏人格。他拿什麼愛自己？愛家人？愛社會？更談不上再愛其他。所以，當下中國糜亂也就不足為奇了。愛，是一種成長感受，不是靠說教獲取的，這是基本原理。這種認識西方700多年前就已經認同，而有著五千年文明的中國卻彷彿停留在原始社會。
除了預防外，貫穿中國教育思想的還有仇恨。據我所知，歐洲和美國從沒有哪個學校給學生灌輸仇恨，他們更不敢灌輸，這在大多數國家是犯罪行為。在歐洲和美洲，人們強調的是反對而不是仇恨，仇恨在西方思想里是魔鬼的特徵。比如你們與日本之間關於釣魚島的爭執，在我們看來，這與仇恨無關，用證據談判即可解決的事情，非得仇恨。我們與法國領土戰爭大小不下30次，儘管是戰爭，但沒有仇恨，戰爭結束后，雙方還是公平談判。就像現在歐洲各國、猶太人，不仇視我們，他們只是反對法西斯暴行。
整個西方的教學思想是建立在愛的基礎上的誠信、敬畏教育。沒來中國前，我很難想象一個十多億的大國，從小接受的是仇恨教育。馬克思儘管與我是老鄉，但我知道的，我家鄉的人，沒誰認為他說的是正確的，因為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一樣，允許不同聲音，馬克思的聲音只不過是成千上萬種聲音中的一個，而這種聲音目前幾乎不存在。而在中國人的邏輯詞典里，只要能說出來的，就是真理，正因為這種對西方的誤會，大多數中國人到現在還以為馬克思說的很有市場，其實不然。這就是不同的認識偏差造成的錯誤理解。在我經驗看來，中國人愛的西方人不多，馬克思、恩格斯、白求恩，其他的呢？而我們從小愛很多人，父母、家人、社會上所有的人，當然還有上帝。
中國教育失敗的另一個證明還體現在安全教育方面。很多學校實行無縫對接管理，從學生進校門到出校門，每一分每一秒都有老師看著，下一個老師不到，上一個老師不能離開，就像看管羊圈一樣。放學時，離學校不足50米的地方是密密麻麻的家長及形形色色的車輛，孩子到家后又是圈養在房間里做作業、吃飯、睡覺，這個循環過程一般持續15年之久，剛來中國時，小學二三年級以下的孩子有家長接送，現在就連中學生也要接送。孩子終究要離開學校離開家庭，終究要獨立生活，到那時怎麼辦？
中國教育是把人最珍貴的年華付之毫無意義、毫無發展價值的學習內容上，而不捨得花費一點點時間去討論和思考。記憶成了學習的唯一方法，高壓成了教育的唯一手段，保護成了成長的唯一措施。這種負成長的教育模式其實是對人性的一種摧殘，是對人類的極大犯罪，當我認識到這一點時，我很內疚，我現在甚至每天起來都在請求神的寬恕。（文章來源：網易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