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農奴制從達賴而來(圖)

自由亞洲電台曾播放文章《「西藏農奴制」何從來？》說：「只有中共一家指稱從前的西藏是農奴制，而所有其他史料，尤其藏人的描述，都截然迥異。」   
這話說得太武斷了，達賴在1998年告訴茉莉女士：「雖然舊西藏社會是落後的，但是絕不像中國共產黨所說的最黑暗、最殘酷、最野蠻，絕對不是這樣。在舊西藏社會中生長的人，如果你去看他們的臉，絕對是充滿快樂的、笑眯眯的。中國的農奴制度、印度的農奴制度和西藏的農奴制度不一樣。這裡面的不同，西藏人之所以充滿快樂，主要是由於宗教的因素。但是也有一些人，一些有錢有勢的人，欺負自己的農奴，這樣的現象是有，不是沒有，各個地方總能找得到。但是從總的說來，舊西藏的制度是比較好的，其中有一些仁慈、以善待人的觀念，與中國和印度及其他國家，特別是與歐洲中世紀的農奴制相比是沒有辦法比較的，好多了，這主要是有一些愛和慈善的因素在內。當然個別的危害人的現象不是沒有，是有的。」（茉莉，《達賴喇嘛訪談錄》，《北京之春》，1998年5月號）
由此可見，說舊西藏是農奴制，正是從達賴而來。達賴恰恰是農奴制的總頭子。
美國著名藏學家、凱西保留地大學藏學研究所所長、文化人類學系主任、教授戈茨坦因的巨著《現代西藏史：喇嘛王國的覆滅》——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1991)——毫不含糊地指出，舊西藏的農民是世襲的被束縛於領主的農奴，農奴主有權對農奴行使司法權。「除了大約三百個貴族家庭，所有西藏俗人男女都是農奴，他們通過莊園以及對應的遺傳關係歸屬於具體的領主，也就是說兒子生來就屬於他父親的領主，而女兒屬於她母親的領主。」
美國另一藏學家、紐約州立大學教授戈倫夫的著作《現代西藏的誕生》—— 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也說：「絕大多數藏人都是農奴……農奴被拴在他們主人的手中。為了能在地里勞動，他們必須納稅和服勞役。他們毫無權利，即使要走進寺廟要結婚，也要徵得主人的同意。如果分屬於不同領主的兩個農奴結了婚，所生的男孩要歸父親的領主；如果是女孩，要歸母親的領主 （注意，這裡的「歸」字，原文是 reverted，在英文里是表明財產歸屬的法律術語——引者）。農奴要想離開莊園，哪怕是一小會兒，也要得到領主的許可。（7）」
連堅決支持西藏獨立的法國記者董尼德，也在其著作《西藏生與死》——Donnet, Pierre-Antoine, Tibet mort ou vif （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1990）；Tibet：Survival in Question，Translated by Tica Broch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里承認，舊西藏是「做得太過分的封建農奴制」。
而清朝欽差大臣張蔭棠則說：「藏中差徭之重，刑罰之苛，甲於五洲，應一律廢除，以蘇民困。」（《張蔭棠治藏19條》，吳豐培等編撰，《清代駐藏大臣傳略》，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88年）關於舊西藏的酷刑，戈倫夫上書說：「一位在西藏住了20年的英國人說，她看見了無數挖眼睛和使人致殘的事件……西藏喜歡使用的另一種懲罰是拷打和斷肢。佛教禁止殺生。於是西藏的官員把犯人鞭打得快要死時放走，讓他死在別處。這樣他們就可以說這是神的旨意。其他殘酷的刑罰有割斷犯人的手腕；用熾熱的鐵鉤挖去他們的眼睛；捆住兩個大拇指將人吊起來，使犯人致殘；把他們縫在一個袋子里，然後扔進河裡。」
1950年11月13日的美國雜誌《生活》（LIFE）刊登了一組照片，是美國外交官在拉薩實地拍攝的，其一是當眾鞭打犯人的裸臀，其二是帶枷示眾。戈茨坦因的《西藏現代史》第109頁（英文版）也有一張1936年拍攝的照片，照的是拉薩街頭帶頸枷和腳鐐的犯人。
這種對酷刑的濫用連上層人物都不能倖免，13世達賴的藏軍總司令龍廈1934年在權斗中失勢后，竟被剜去雙眼。這是「西藏流亡政府官員」達瓦才仁也無法否認的，雖然他不認為此舉野蠻（達瓦才仁的原話是：「龍廈被剜眼是事實，但是否野蠻就另當別論了。」《再論中國民運與西藏問題》，《北京之春》，1998年1月號。）
此人還說314事件是藏人的「和平請願」。可是當年3月18日BBC記者問達賴怎樣看待藏族示威者襲擊漢人和商店時，他曾表示：這是錯誤的。他還說：如果局勢失控，那麼，他的選擇就是完全隱退（見BBC該日中文網）。
事實勝於雄辯，筆者無須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