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焦慮從哪裡來？

　 文丨鳳凰網主筆 張弘
    以勤儉為美德的中國人對於未來有著強烈的不確定感，大部分人拚命儲蓄，不敢花錢。正因如此，我們都在焦慮，甚至無暇思考生活的目的、生命的意義等形而上的問題。
　　
　　朋友小凌子生於1980年，幾年前她開始創業，為了公司的生存，她成天忙得不可開交。

　　生於1983年的圖書編輯小陳一直想做好書，卻總是擔心選題無法通過。

　　前同事小王生於80年代中期，他剛生了一個兒子，兒女雙全的他因為戶籍不在北京，為孩子上學而揪心不已。

　　生於1989年的同事小葉即將結婚，在北京買房可能性不大，在外地買房和結婚的資金也讓他和父母壓力山大。

　　賣給我君王A15大音箱的淘寶賣家，生於1973年的牛牛電器老闆黃衛平向我大倒苦水，感嘆做實業的艱難。

　　前同事小肖生於1978年，本來準備換房，不料工作出現變故，預付的10萬元押金也血本無歸，如今奔波於杭州的創業公司和北京的家庭之間。

　　市場賣魚的大嫂，每天精心計算著攤位費、稅、水費、電費、人員的工資和當天的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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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80后還是70后甚至60后，絕大多數人都在焦慮。甚至連剛剛踏入職場的90后，也已經開始了「預焦慮」。

　　這些焦慮，與「中產焦慮」無關。按照2016年益普索金融服務團隊的調查，1000個中國內地的受訪者，自認為是中產的平均家庭月收入達到了45202元（6858美元）。該調查顯示，「這些月入4.5萬元的中產家庭生活究竟如何？數據顯示，他們普遍比較自信，85%的人很滿足當前的生活。同時，他們對未來生活預期最為樂觀，普遍認為未來一年的生活將優於當下。」如果以此為標準，絕大多數家庭的收入都無法達到以月入4.5萬元。因此，所謂的「中產焦慮」，在中國是一個偽命題。

　　那麼，大家的焦慮從哪裡來？仔細分析之後，答案是明顯的：小凌子的創業公司，黃衛平的音響生意，既取決於行業總體狀況與個人的努力，同時也取決於稅收。目前中國的稅收，已經被財稅專家李煒光命名為「死亡稅率」，除此之外還有隱性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小葉和小肖的焦慮，實際是因為房產價格過高所致，這與現行的土地招拍掛制度以及稅收制度有著直接關聯。小王的焦慮，則是因為北京的戶籍藩籬所致。

　　

　　現代國家的出現，時間並不很長。按照錢乘旦《世界現代化歷程》的觀點，一個國家要真正實現現代化，它首先要克服專制，實現經濟上的騰飛。這一過程，在英國也同樣經歷了漫長的歷程。在法國的現代化歷程中，更是反覆多次，才最終確立了共和制度。而英、美、德、法等國的現代化過程，都是先實現法治，然後逐步確立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的經濟制度。

　　在中國，國家壟斷和干預經濟有著悠久的傳統。早在春秋時期，法家管仲就提出了「利出一孔」的策略。《管子•國蓄》說：「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所謂「利出一孔」，即國民只有一個獲利的孔徑。國家採用政治、經濟、法律等手段，控制所有人的基本生計，並壟斷社會財富的分配，民眾要想生存和發展，就必須事事依賴於君主的恩賜。

　　管仲的策略，經過商鞅的實際運用，在秦國大獲成功，其《商君書》至今仍是研究法家的基本典籍。「百代皆行秦政制」，正是由於現代化的衝擊，中國的王權專制制度受到有力挑戰。最後，因為清政府改革失敗，辛亥革命爆發，中國的帝制走向終結。

　　然而，建立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的經濟制度並非易事。大集體時代，政府利用戶籍制度以及嚴密的社會控制手段，將農民牢牢限制在土地上。為了發展工業，從農民那裡予取予求，形成了所謂的剪刀差，導致了農民在建國三十年後仍然處於赤貧。

　　開始於70年代後期的改革開放，迄今為止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在經濟上，也正是打破利出一孔，還權於民的結果。然而，普惠制的改革雖然持續一時，國企的壟斷卻使得民營經濟的活力近年來逐漸減弱，民營實業領域陷入困局。在思想領域，對中國經濟發展長期追蹤且態度友善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臨終之前一直呼籲中國建立一個自由而開放的思想市場。

　　就現在的中國而言，深層的焦慮存在於大部分國民身上。養老、醫療、子女上學和住房等，都讓當下的國人感到壓力山大。中國人以昂貴的代價，供養了一個規模超大的政府，卻並沒有享受到最基本的公共服務。在首次財富分配不公的結果之後，二次分配后的基尼係數不降反升，清華大學教授秦暉稱之為「負福利」。在此狀況之下，以勤儉為美德的中國人對於未來有著強烈的不確定感，大部分人拚命儲蓄，不敢花錢。

　　在我看來，「汲取性制度」之下，民眾普遍性的焦慮實屬正常。如果想不焦慮，除非成為月入4.5萬元的中產家庭，或者步入強勢群體。然而，當下的階層固化日趨嚴重，要想實現階層的上升已經十分困難。正因如此，我們都在焦慮，甚至無暇思考生活的目的、生命的意義等形而上的問題，而焦慮卻如影隨形，難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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