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順章叛變后潘漢年受命隱身中央特科

　　2017-06-02 大眾文摘雜誌社

　　1931年，對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是經受嚴峻考驗的一年，也是潘漢年的人生出現決定性轉折的一年。這年5月，潘漢年受命在最短的時間內移交原來的工作，斷絕與自己保持密切往來的同志和友人的聯繫，去接受一項他從未想象到、也極不熟悉的工作……

　　周恩來調潘漢年參與中央特科

　　1931年3月，時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科負責人的顧順章，在完成護送張國燾、陳昌浩赴鄂豫皖蘇區的任務后，沒有及時返回上海，而是逗留漢口，並化裝登台表演魔術，結果被叛徒識出，隨即被捕。顧順章被捕后，立即叛變。

　　由於顧順章在中共黨內負責安全保衛工作。所有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最高首腦的保衛工作，他們的辦公地點及住所，所有反敵特的工作，包括安插在敵人營壘的諜報人員，都是由顧順章掌握的。他的叛變，對中共首腦機關不啻滅頂之災。

　　幸運的是，由於打入國民黨「中統」的錢壯飛及時截獲情報，周恩來果斷採取措施，將顧順章叛變帶來的損失降到了最低點，但所有由顧順章掌握的中央特科情報系統，卻從此幾乎陷於癱瘓。如此一來，中央特科特別是情報系統必須重組，補充新的領導骨幹。

　　

　　周恩來

　　在1931年6月10日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就中央特委的工作進行了總結，檢討了顧順章叛變一事，對特委以後的組織、紀律、工作方針提出新的建議。時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的陳雲、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康生、任江蘇省委宣傳部長的潘漢年，被調來參與中央特委下轄的中央特科的領導、重組工作。

　　潘漢年在文化宣傳領域歷練經年，理論積澱日厚；走上更高領導崗位后，審時度勢，政治上更趨成熟。考慮到情報工作的發展，要獲取更核心、更高質量、更準確的情報，必須同敵對營壘的上層、社會名流建立曲折的管道和廣泛的聯繫，因此，除了政治立場堅定外，具有非凡的溝通交際和社會活動能力的、智力型的博學儒雅之士，方能在今後更趨複雜的特殊戰線遊刃有餘。周恩來慧眼相中潘漢年，正是基於對未來情報工作趨勢的敏銳感覺。

　　中央特科新來的情報科長

　　在上海誕生的中央特科，是一個人們迄今談及猶覺神秘的機構。作為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的潘漢年，雖說對特科的存在是早已知之，並與特科的某些人打過交道，但對其內部構成和如何運作，卻不甚了解。

　　

　　潘漢年

　　潘漢年接手特科情報科工作后，劉鼎成為他的主要幫手。此前，劉鼎作為陳賡的助手，協助陳賡建立了上自青幫大亨杜月笙，下至國民黨軍、警、憲、特中的普通工作人員的情報網系。特別是與陳立夫、張道藩有著特殊關係的楊登瀛，就是由劉鼎直接負責聯絡的。有這樣一位出色的特工人員輔佐，使初到隱蔽戰線的潘漢年，在熟悉和展開工作上受益匪淺。

　　潘漢年新接手情報科長不久，新組建的中央特科領導班子根據中共中央的有關精神，對如何展開工作做了認真籌劃。作為新班子領導的陳雲認為在這個時段，適當地採取一些反擊措施，打擊敵人的囂張氣焰，十分必要。

　　陳雲、康生和潘漢年經研究決定，在近期組織一次突擊行動，鎮壓一名在敵特機構中有一定影響、又對中共構成威脅的人物，以消除顧順章叛變后給革命陣營內部帶來的心理上的不利影響，顯示革命的力量不僅依然存在，而且仍能進行有效的鬥爭，同時為組織新的內線工作創造有利的條件。

　　任務意向確定后，首先要由潘漢年負責的二科在最短的時間內，選擇出合適的鎮壓對象，並做好一切偵察準備工作，協同行動部門制定實施方案。但作為新手的潘漢年，對敵情尚不了解，對選擇誰為鎮壓對象心中茫然無緒。此時此刻，作為副手的劉鼎給了潘漢年非常有力的支持和協助。

　　劉鼎提議，以當時的上海警備司令部督察長王斌為鎮壓對象。劉鼎向潘漢年介紹說，在租界區，國民黨當局不能隨意地捉人，所以，中共的機關及領導人寓所，都安排在租界區內。如果國民黨方面偵知設在租界區內的中共機構或中共人員在活動，必須先同上海租界當局交涉，由租界當局出面查辦或實施逮捕，然後，國民黨當局再向租界當局提出引渡。而警備司令部督察長王斌，就是專門辦理與租界當局交涉和引渡事宜的主管。劉鼎之所以提議組織考慮將王斌作為懲處目標，是因為過去國民黨當局在租界上逮捕共產黨員或破壞革命組織的許多案子，都是通過王斌交涉和引渡的，他是個窮凶極惡的反革命頭面人物。

　　潘漢年認為劉鼎的分析很有道理。在與陳雲、康生的碰頭會上，潘漢年將劉鼎的建議和自己的思考都端了出來。三人很快就首選王斌作為鎮壓對象達成共識，隨後即將他們的意見報請中央予以批准。

　　 中央特科處決敵特首腦人物

　　不久，陳雲就得到中央批准特科行動計劃的反饋。他與康生、潘漢年又聚在一起，對具體實施的計劃和人員分工進行了商議。商議的結果是：此次鎮壓行動的總指揮由兼管三科的康生擔任；潘漢年分管的二科負責查明王斌的具體地址、起居行蹤。

　　二科的任務已經非常明確，但一著手操作，潘漢年立即感到事事棘手。以潘漢年昔日積累的經驗和所有的關係，在調查王斌這件事上皆無可利用。幾經輾轉，潘漢年終於掌握了王斌的基本情況。在這之後，潘漢年布置有關人員，進一步觀察了王斌每天乘車出入的必經路線，經綜合分析，連同設法拍攝的王斌近照一起交給了行動部門。

　　行動部門立即根據潘漢年提供的情況，對王斌的住所環境和行止規律，進行實地勘查和摸底。不久，一個在龍門路狙擊王斌的方案縝密地制定了出來，並付諸實施。敵特首腦人物王斌，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處決，頓時成為報界熱炒的新聞，上海的街談巷議一時皆以此為話題。

　　顧順章投敵後曾經吹噓，說以他曾是中共保衛機關首腦人物的身份，必能說動一些中共重要幹部投效南京政府。他還誇下海口，說有了他的參與和相助，定能在短期內破獲中共首腦機關，即便不能一網打盡，也將使上海和幾個重要省市的中共組織元氣大傷，在一定時期銷聲匿跡。

　　不料，話音未消，王斌殞命，可見，中共依舊保有相當的活動能量，加之中共重要幹部投效南京政府的預期遲遲不見兌現，顧順章在敵特眼中價值遂急劇下滑。

　　王斌被鎮壓，給敵特心理造成一定的震懾，上海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的高級華人警探，淞滬警備司令部的一些專門對付共產黨的要員，從南京派到上海來專事破壞革命組織的叛徒、特務，不得不稍稍收斂了一度抬頭的張揚與狂妄。

　　敵特的惶恐情緒，為中共特工部門爭取、收買、利用和分化敵特，建立新的情報關係，創造了較為有利的氛圍和機遇，也使中共保衛機關得以騰出手來部署反特防奸工作。

　　 緊急恢復和重組特科

　　在執行鎮壓敵特任務的同時，中央還急需恢復和重組特科的工作。包括物色一批新的骨幹，接手被迫撤離幹部的崗位，並迅速完成交接工作；在舊的關係再難發揮作用的部門，發展新的關係；在特科人員撤離的敵特機關，設法重新打入，使殘破的情報網路得以修復；此外，還要重新選擇總部辦公地點，設置新的基層情報網點。

　　選擇機關地點，設置工作站，對隱蔽戰線來說是非常有講究的。潘漢年進入中央特科后，就由他重新選定租賃了總部辦公的房屋。那是在五馬路(今廣東路)上的一個寫字間，為做掩護，掛出了煤球製造廠的招牌。又由潘漢年出面，在中山路賃了塊廠基，訂購機器，組織煤球生產。在那段時間裡，幾乎每天上午，陳雲、康生和潘漢年會堂而皇之地到五馬路的「煤球廠」上班。

　　為了防止再次出現類如顧順章一人叛變就導致中央主要機關幾乎全部遭到破壞的危險，潘漢年擬定了一系列更為嚴格的防範措施：所有辦公地點、每個工作人員的住所，都安置了警號，安全與否遠遠一望便知；每個工作人員的住所，嚴格限制人員往來，不得將住所地址隨意透露給非指定的人員；每個工作人員都有化名、代號，並且不時地變換，工作和聯絡時，必須使用化名或代號。

　　這一切更為嚴密的規定和措施，都是在中央主管中央特科工作的周恩來親自提示指導，陳雲具體操作下快速成型的。對及時扭轉顧順章叛變帶來的巨大威脅和不利局面，頗見成效。

　　(摘自《黨史博採》　文／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