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其人其文：名士的背影

　　名士的背影

　　——汪曾祺其人其文

　　文｜徐文翔

　　中國歷史上一直有名士的傳統。遠的如魏晉，整個兒就是一個名士的時代，竹林七賢、陶淵明，滋養了一代代中國人的精神；近的就更親切了，民國時期的名士數不勝數，光說汪曾祺的母校西南聯大吧，就彙集了多少有名士范兒的大師級人物！汪曾祺清楚地記得，聞一多講《楚辭》的開場白便是：「痛飲酒，熟讀《離騷》，乃可為名士。」話是這麼說的，但真要做名士可沒這麼簡單。名士首先是士，士是什麼？士要有傳承、有才學、有情調、有操守，還要有那麼一股瀟灑、淡然的勁兒——當然，再加上名氣，方可稱名士。汪曾祺，恰好就是這麼一個人。

　　汪曾祺出生在江蘇高郵一個有著濃厚傳統文化氛圍的士大夫家庭。他的祖父是清末拔貢，寫得一手好文章，同時還兼具一點兒詩人氣質。祖父對汪曾祺極為寵愛，親自教授他古文和書法。而他的父親汪菊生更是一位多才多藝、帶有名士色彩的人。在《多年父子成兄弟》中，汪曾祺這樣描述父親：「父親手很巧，而且 總是活得很有興緻。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他是個畫家，會刻圖章，他會擺弄各種樂器……他養蟋蟀，養金鈴子，他養過花……我的童年是很美的。」不僅如此，這 位興趣廣泛、才華橫溢的父親還很隨和，從不像古板的八股先生那樣教育孩子，而是將他當朋友看待，喝酒時給兒子也倒上一杯，抽煙時給兒子也分上一支，而且先給兒子點上火。汪曾祺初戀時寫情書，他竟然在一邊出謀劃策。這種寬鬆和諧而又充滿濃厚文化氣息的成長環境，深刻地影響了汪曾祺的個性。多年之後，他如此溫情地回憶自己的父親，恐怕不單單是對過往的追憶，更是在飽經滄桑后，對父親生活情趣和人格理想的認同吧！可以說，汪曾祺身上那種富有才情、天真散漫的氣質，早在童年時期便已打下深深的烙印了。

　　

　　抱著「碰運氣的心態」而考上西南聯大，對汪曾祺來說無疑是人生的一個巨大轉折。他後來回憶說：「我到昆明考大學，報了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就是因為這個大學中文系有聞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還有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這個民主而寬鬆的特殊環境里，汪曾祺的名士范兒得以最大限度地顯露出來。據夫人施松卿說，這時的汪曾祺，常年一襲長衫，一雙布鞋，頂著一頭亂髮，喜歡泡茶館，經常白天睡覺而晚上看書。在他最為景仰的三位老師中，聞一多是最可稱名士的。他走進教室，便點燃煙斗，有時抽捲煙，就問學生：「你們誰抽？」於是講台上下老師和學生一起噴雲吐霧，汪曾祺自然也在其中。有一件事汪曾祺最為得意：他為人捉刀寫的一篇評論李賀的讀書筆記，文采斐然，聞一多讀罷稱讚道：「你的報告寫得好，比汪曾祺寫得還好！」聞一多不幸遇難后，汪曾祺沉痛地說：「聞先生是很喜歡我的。」另外一位老師沈從文，好像離名士的形象差得很遠，可是在內在氣質上，他卻對汪曾祺影響甚深。汪曾祺曾這樣評價沈從文：「我覺得沈先生是 一個熱情的愛國主義者，一個不老的抒情詩人，一個頑強的不知疲倦的語言文字的工藝大師。」「沈先生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非常容易動情，非常容易受感動。他對生活，對人，對祖國的山河草木都充滿感情，對什麼都愛著，用一顆藹然仁者之心愛著。」如果說聞一多對汪曾祺名士氣質的影響，更多地表現為外在；那麼沈從文的影響則更多地表現為內在，他後來的為人、為文，都能看到乃師沈從文淡泊、從容、溫情的影子。

　　有的名士是鋒芒畢露的，剛硬而決絕，像一支劍、一團火，比如嵇康。而有的名士則是剛柔並濟的，溫潤而堅毅，像一杯酒、一塊玉，比如陶淵明。汪曾祺固然也有「年少輕狂」的歲月，但他的名士范兒，離後者更近點兒。說「近點兒」，是因為他和陶淵明還略有不同。陶淵明是徘徊在出世入世之間的，而汪曾祺則完完全全是入世的。入世和名士放在一塊，好像有點兒不和諧，但汪曾祺恰恰就是一個入世的名士。他入世，但不佞世。汪曾祺自己說：「我追求的是和諧」。此和諧不是政治術語，而是一種生活情調，一種人生境界。我們見慣了那些佯狂詩酒、抱膝高吟的名士范兒，突然就碰到了汪曾祺這麼一位，真得好好琢磨一下。

　　

　　實際上，汪曾祺追求和諧的這種「另類名士」氣質，同他儒家為主、道家為輔的人格構成有很大關係。他坦言：「我不是從道理上，而是從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認為儒家是講人情的，是一種富於人情味的思想。」何為儒家的人情？最根本的當然是濃厚的現世關懷情結。但不可忘了，儒家的現世關懷，和與自然的和諧是分不開的，二者融合在一起，便是一種「詩性人格」。汪曾祺說：「我喜歡《論語·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我以為這是一種很美的生活態度。」這種詩性人格對汪曾祺的影響幾乎是終其一生的，這從他親近自然、隨遇而安的生活態度，從他寫作中體現的浪漫主義和人文情懷就能看出來。但與此同時，汪曾祺又極為講原則，儒家思想中士的堅守、自重，在他身上體現得非常明顯。他從不肯利用朋友為自己謀取方便。著名文字學家朱德熙是汪曾祺在西南聯大的同班同學，兩人一直是莫逆之交。在20世紀60年代的艱難日子裡，有一次家中遇到難事，妻 子半開玩笑地對汪曾祺說：「德熙是北大的副校長，咱們朋友中最大的官兒，托托他去？」孰料一貫溫和的汪曾祺竟大發雷霆，向妻子吼道：「別添亂！」作為一名作家，他的這種堅守更體現在對文學標準始終不渝的獨立見解上。擔任《民間文學》主編時，他別具慧眼，發現陳登科來稿錯字下埋藏的「金子」，又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對不佳作品不留情面，寧可得罪上級。這種對信念的堅守、深藏在骨子裡的傲氣，與他的詩性人格合在一起，便是儒家思想在汪曾祺身上的獨特體現。

　　儒家思想對汪曾祺的影響是深遠的，但如果僅僅是儒家，還不足以成就他的人生境界，也不足以玉成他小說、散文創作的田園風格。人之一生，所得有限，而慾望無窮。再詩性的人格，只要「愛人」、「入世」，便不得不有所追求——不管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而有所追求，便容易為得失掛懷，陷入煩惱困頓中。汪曾祺一生淡泊名利、瀟灑從容，尤其在最艱難的歲月里，始終以從容、樂觀的心態去面對煎熬和折磨，這與道家的影響有很大關係。他自承「年輕時很愛讀《莊子》」，還說：「有評論家說我的作品受了兩千多年前的老莊思想的影響，可能有一點。」不論何種境地，汪曾祺都能保持一顆平靜、曠達的心，並積極去創造詩意、優美的文學與人生。待到艱難的日子過去后，大家從他「重操舊業」創作的《葡萄月令》《受戒》《大淖記事》等作品中，驚喜地讀到了一個更加淡泊、從容、溫情的汪曾祺。這與其說是汪曾祺給予讀者的饋贈，倒不如說是生活給予汪曾祺的饋贈。

　　

　　小說《受戒》插圖

　　有一點，道家與儒家是殊途同歸的，那便是儒家講究與自然的和諧，而道家同樣推崇天人合一。一種思想文化對個體生命的影響，並不表現為簡單的對應性接受。所以，我們非要刨根問底兒，弄明白汪曾祺所追求的「和諧」到底有幾分為儒、幾分為道，是毫無意義的。但是其人格的形成，乃是受儒、道的共同作用，卻是毋庸置疑的。說到這，話題又回到汪曾祺的名士氣質上。在前邊，筆者把他這種追求和諧的名士氣質稱為「另類」，那是因為千百年來，我們的文化慣於將名士的人格獨立同對抗性來一塊兒看待，名士被崇高化成另一種意義上的英雄，而汪曾祺這個「老頭兒」，哪兒有一點英雄的影子呢？可是反過來尋思，嵇康、陶淵明們選擇出世，以決絕的捨棄為代價來換得精神的解脫，固然是一種崇高；而汪曾祺在入世的滾滾紅塵中，始終保持著那份詩意與浪漫，堅守與溫情，精純如玉，溫潤如玉，又何嘗不是更為普世化的崇高呢？套用德國浪漫主義理論家諾瓦利斯的說法，汪曾祺的這種名士氣質，是一種「超越了世俗性低級自我、淡化了社會功利目的，把普遍的東西賦予更高的意義，使熟知的東西恢復未知的尊嚴，使有限的東西重歸無限」的境界。

　　可嘆的是，汪曾祺這位名士，大半生都活在一個「去名士化」的土壤里。他的可貴在此，他的落寞也在此。讀汪曾祺的文章，經常會感到時代背景的淡化，或者向已經消逝的過往的偏向。汪曾祺自己也承認：「我的小說多寫故人往事，所反映的是一個已經消逝的或正在消逝的時代。」這恐怕不能簡單地以懷舊情結來解釋。汪曾祺的散文里，有好大一部分是寫飲食的——關於他的飲食，下邊正要說，這兒筆者只想強調，時代背景的淡化也好，消逝的過往也好，就散文來說，沒有比寫飲食更適合的題材了。李國文在《文人美食好文章》里說汪曾祺寫美食「其意似乎並不在吃，而在於往事的回憶，看來懷舊比那些食物更令他陶醉」。誠哉斯言。

　　

　　該說說飲食了——談論汪曾祺的名士范兒，怎能離得開飲食呢！近幾年，飲食作為一個雅俗咸宜的話題是越來越流行了，前不久《舌尖上的中國》所掀起的飲食熱便可見一斑。可是，若真將飲食上升到文化的高度，談論飲食文化，卻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兒。同樣，也不是隨便哪個饕餮之徒都可以稱得上是美食家的——可要說汪曾祺是位美食家，估計沒有人會提出異議。同為美食家的陶慕寧說：「竊忖欲以哺啜家(今稱美食家)名世者，當先具四質素。一者，識見廣博，兼采並蓄。須味覺靈敏，足踐四方，雅俗精粗，親嘗遍歷。二者，腹笥稍豐，涉筆成趣。須讀書多且雜，善言談而有味，擅屬文而能盡飲饌之趣。三者，窮達亨困，諳練世情。須命途有舛，曾經沉浮。四者，心境沖和，無欲之欲。須斥去功利，但求審美。」這四條標準，哪一條汪曾祺都當之無愧。

　　汪曾祺喜歡吃是出了名的。他從小生活在高郵，大學時在昆明，工作后在北京，走一地吃一地。從《故鄉的食物》《雞鴨名家》等散文里，我們能深切地體會到他對故鄉鹹鴨蛋、薺菜、蘿蔔、鴨掌、鴨肫的喜愛與懷念。在昆明，每到星期天，他就和同學上街吃館子，什麼汽鍋雞、油淋雞、過油肘子、腐乳肉、鍋貼烏魚、紅燒雞樅、過橋米線……全都嘗到。解放初他在北京文聯工作，和同事把北京有名的飯館也吃了個遍。汪曾祺不但會吃，還會做。這一點很可能受家學影響，他的父親就燒得一手好菜，最拿手的是蝦松和賽螃蟹(瓜魚)。汪曾祺擅長的菜就更多了，據有幸品嘗過其手藝的人(如聶華苓、陳怡真)講，那簡直是「好吃極了」。在《食道舊尋》中，汪曾祺評價自己做的菜說：「學人所做的菜很難說有什麼特點，但大都存其味，去增飾，不勾濃芡，少用明油，比較清淡，和館子菜不同。北京菜有所謂『宮廷菜』(如仿膳)、『官府菜』(如譚家菜、『潘魚』)，學人做的菜該叫個什麼菜呢？叫做『學人菜』，不大好聽，我想為之擬一名目，曰 『名士菜』。」

　　

　　汪曾祺不但會吃、會做，還會寫。寫飲食文章也是門大學問，如果單寫如何做、如何吃，那便和菜譜沒有兩樣。好的飲食文章，重在飲食之外的情趣和意境。周作人曾評論李漁和袁枚飲食境界之高下說：「若以《隨園食單》來與『飲饌部』的一部分對看，笠翁猶似野老的掘筍挑菜，而袁君乃彷彿圍裙油膩的廚師矣。」汪曾祺筆下的飲食，素多葷少，小菜多，大餐少，野菜、豆腐、苦瓜、蠶豆皆可入篇。文如其人，正如他的「名士菜」清淡、樸拙一樣，他寫飲食的「名士文」，讓人讀來也感到平中顯奇，淡中有味，性靈獨得。在手法上，慣用白描，只寥寥數筆，便境界全出。就拿《釣魚的醫生》里他寫王淡人舉個例子吧：

　　你大概沒有見過這樣釣魚的。

　　他搬了一把小竹椅，坐著。隨身帶著一個白泥小灰爐子，一口小鍋，提盒裡蔥姜作料俱全，還有一瓶酒。他釣魚很有經驗。……釣上來一條，刮刮鱗洗凈 了，就手就放到鍋里。不大一會，魚就熟了。他就一邊吃魚，一邊喝酒，一邊甩鉤再釣。這種出水就烹制的魚美味無比，叫做「起水鮮」。到聽見女兒在門口喊： 「爸——」知道是有人來看病了，就把火蓋上，把釣竿插在岸邊濕泥里，起身往家裡走。不一會，就有一隻鋼藍色的蜻蜓落在他的魚竿上了。

　　

　　更難得的是，汪曾祺的飲食散文里往往又蘊含著豐富的風俗人文、歷史考據，名士的情趣與文人的素養二美得兼，一時並見。若問，名士和美食家有必然聯繫嗎？如果一概而論，並非如此；可是要說汪曾祺，那二者的聯繫確確實實是必然的。如果沒有美食家的這層角色，汪曾祺的名士氣質就失色不少；如果沒有這種名士范兒呢，那汪曾祺也就只不過是個過得去的美食家而已——而「過得去」，顯然不是我們對汪曾祺能夠滿意的期許。

　　屈指一算，汪曾祺離我們而去已經16個年頭了。讀者並沒有忘記這個「老頭兒」，他的書一印再印，尤其以飲食散文最受歡迎。相信很多人像筆者一樣，把汪曾祺視為自己最喜愛的當代作家。其實仔細想一想，如果不是因為他這個人，我們還會如此喜愛他的文嗎？當我們推崇什麼的時候，往往也就是我們缺乏什麼的時候。當今並不缺乏作家，甚至也不缺乏美食家，可是汪曾祺走後，我們放眼四望，卻難得再覓一位如此率真、瀟灑、從容而又有才情的名士了。汪曾祺離去的 「后名士」時代，我們看到有些人打著名士的幌子，但他們若站到汪曾祺的背影后，儘管這背影漸行漸遠，也一定會如魯迅在《一件小事》中所寫的那樣，被「榨出皮袍下面藏著的『小』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