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快跑！王聖元來了！！！

　　林夕 有病要讀書1

　　

　　腦殘年年有，今年特別多，剛走一個寧願挨揍也不願用內力傷人，慈悲為懷的太極大師，又來一個要用人民的子彈殺光公知帶路黨的警察王聖元。      

　　看王聖元網上流傳的圖片，顯然是個戰爭狂熱愛好者，與那些潛伏在網路軍事論壇的陰暗角落裡，叫囂著「打台灣我捐一個月工資，打日本我捐一條命」的腦殘差不多。

　　這不奇怪，腦殘無論哪個朝代哪個國家哪個階層哪個職業都有，我奇怪的是大天朝的腦殘為什麼特別多。

　　是什麼樣的教育，讓王聖元們以為，盛世天朝一切都沒問題，有問題也都是公知帶路黨給鬧的，以致於在戰爭狀態下，不想著怎麼抵禦外敵，而是先調轉槍頭幹掉自己的同胞？

　　是什麼樣的體制，造成王聖元這樣的執法者，對他們治下的公民有那麼強烈的敵對情緒?

　　據說今天王聖元所在的單位今天出來澄清，王是個精神病患者，已經調離。那更有意思了，他如果是精神病，是怎麼混進警察隊伍的？讓一個精神病拿著槍不危險嗎？我們人民公安的隊伍里還有多少這樣的精神病？  

　　答案不言而喻，但不便多說，原因大家都知道。

　　

　　我在沒搞公眾號之前，也曾在一些媒體上發表一些所謂公知言論的文章，看到「殺光公知」時，也不免心驚肉跳。

　　所以對這個詞是一直耿耿於懷，我只能感嘆一句，對公知這群體的全面污名化，真是我大天朝近年來在宣傳戰線上取得的偉大勝利。

　　這真是一個令人傷心欲絕的勝利，一個好詞的倒掉預示著在觀念較量中，至少在可見的明面上，正義的一方敗給了非正義的一方。

　　他們一方面在網路輿論場上——用他們的話說是「佔領網路上甘嶺」的戰場——投入大量的「網路宣傳員」，另一方面封殺所有異見者的影響力，達到此消彼長的效果。

　　五毛，這種本來活動於地底的、黑暗中的無脊椎動物，就這樣明目張膽地爬上了微博微信，爬上了網路上甘嶺。

　　結果就是我們看到的，新浪微博成了蛆蟲繁殖的糞池，網易評論只見黑壓壓的蒼蠅嗡嗡地大唱讚歌。

　　鷹隼不能高吭長空，獅虎不能吼嘯山林；貓頭鷹卻在黑夜中窺視，蒼蠅在陽光下散播細菌。

　　公知的污名化，與社會整體道德感的下滑是互為表裡的。

　　道德有一內一外、一剛一柔相互滲透的二度交織結構，在外表現為公平正義的樸素的剛性結構，在內孕藏著仁慈博愛的溫暖的柔性結構。譬如雞蛋之蛋殼與殼中的幼仔。

　　殼之不存，生命焉附？公知消退了，社會道德能好嗎？

　　

　　公知，簡單的說，就是公共知識分子。

　　在中國談知識分子，要麼就是挖苦諷刺，好像百無一用是書生，要麼就是過度拔高，一股子道德彌賽亞情節。

　　在我的理解中，凡是以對知識進行發掘，加工和創造為職業的人，都算是知識分子，生產意義上講這跟其它職業的區別並不大。

　　就好像一個木匠，是以對木頭進行發掘，加工和創造為職業一樣，兩者都是生產者。所不同的是，木匠經營的是木頭，而知識分子經營的是知識。一個好木匠有他的專長可以給人們提供漂亮的桌子，舒服的椅子；一個好的知識分子可以給人們提供認識問題的智慧。

　　和木匠一樣，其實知識的創造和傳播也是一個手藝活兒。我們的衣食住行都離不開知識分子的工作。沒有知識分子的工作，人類就不會比大猩猩更高明，就沒有棉紡的衣服、摩天大樓和汽車。

　　在中國古代，讀書人更是受到全社會的尊重，所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士可殺，不可辱」。

　　在西方國家，知識分子也是受到廣泛尊重的，比如舊時英國的地方紳士和牧師，他們收入不見得多高，但被稱為decent job(體面的職業）。

　　這使得知識分子本身都有一定程度的自豪感。

　　而中國自建國以來，知識分子的地位每況愈下。

　　民間至今還殘留著強烈的反對知識分子的情緒，這與文革所造成的影響有很大關係。毛認為，「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分子「不勞而獲」。這不僅是對知識分子的曲解，而且是對知識本身的不尊重。

　　一個社會的勞動形式有很多種。的確，在田間工作很辛苦，但在書房裡仔細鑽研一個問題，雖然腳上沒牛屎，也沒曬到太陽，但其艱苦卓絕程度也是毫不遜色的，做好學問不是那麼容易的。

　　毛的手段是高明的，成功地煽動起了體力勞動者對智力勞動者的仇恨，達到了其目的，但卻對整個中國智識階層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

　　今天，我們並不要求說知識分子的地位能回到中國古代的地位，但起碼社會應當告別這種不理智的態度，既不要過度拔高，也不要過度貶低以知識為職業的人。

　　那麼什麼是「公共知識分子」呢？

　　從字面來理解，顯然就是指具有「公共性」的知識分子，那「公共性」從何而來呢？

　　在我看來，知識分子之所以能在社會上生活，是因為社會需要知識，而社會的現代性促使人們將大部分精力都放到自己最善於做的事情上。

　　如果有人有跨界的興趣，也完全可以，比如說一個木匠喜歡寫詩，他完全可以做一個業餘詩人，一個大學教授喜歡木藝，也可以在家做個業餘木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馬克思所講的人的全面發展，上午釣魚，下午打獵，晚上哲學批判。

　　但對大多數人來說，這種生活可遇而不可求，大多數人一輩子干好一件事就不容易了，專研知識就得考慮怎麼吃飯的問題。

　　為了更好地理解公共知識分子，我用和尚這個職業打個比方。

　　和尚有兩種。一種是寺廟和尚。做寺廟和尚的好處在於，他們是有單位的。這種商業模式是社會信眾把錢捐給寺廟，寺廟再給他們「發工資」，照顧他們的生老病死，所以好處是這些和尚餓肚子風險很小。

　　壞處在於，寺廟和尚就像金庸小說里的少林寺一樣，是有級別的，一個和尚的地位和收入是直接和「職稱」掛鉤的，而且寺廟的體制僵硬，上升通道單一，因此寺廟裡的和尚，除了有很強的願力，很容易養成吃大鍋飯、混跡別熬年頭的壞習性。

　　如今中國很多寺廟裡的和尚就存在這種腐化墮落的現象，他們一個月領幾萬塊錢的工資，但就是不肯專研佛法，只想在體制內爬到一個位置，然後就可以衣食無憂了。職位的大小跟修為的高低沒有關係，一個不懂佛法、不懂佛法價值的和尚，只要混夠了年頭，搞好了關係，也能身處高位。

　　在中國大學，社科院都是政府包辦統管的，這些機構再來養研究人員，就像少林寺養和尚一樣，總體而言，靠他們追求佛法是不靈的。

　　在我看來，最好的和尚是第二種和尚，也就是遊方和尚。遊方和尚需要像釋迦牟尼時代一樣，托缽化緣。這些和尚直接面對信眾，靠施主進行供養，不依附於寺廟。

　　做遊方和尚的危險在於收入不穩定，可能飽一頓飢一頓，但好處在於這些和尚要對得起信眾的供養，就必須艱苦修行，更有可能修成正果。

　　我們可以試著考慮這兩種和尚不同的心境。當一個信眾到寺院里燒香拜佛捐錢的時候，寺廟和尚會覺得我拿這個錢是理所應當的，甚至可能在心裡偷偷嘲笑這些信眾。

　　而當一個信眾在給一個遊方和尚捐供養錢的時候，是完全沒有其它所求的，只希望他好好修行。

　　我曾親耳聽一個和尚說，每次看到那些善男信女在寺院里燒香拜佛求保佑，就覺得很可笑，就是當有些居士把錢交到他手裡，沒有任何所求，就是供養和尚的時候，他就會起了真正的慚愧心，覺得要對得起施主的施捨，就要專研佛法，勇猛精進，這種願力是最強的。

　　在我看來，公共知識分子就相當於這些不依賴寺廟的體制而托缽化緣的和尚。公共知識分子也是直接面對社會知識需求，只是他們佈道的舞台是媒體，書本，或是朋友的傳播。

　　當一個人因為作者的文章買了一份雜誌或報紙，就相當於在作者的缽里投入一枚錢幣，因為他覺得作者所從事的知識研究和探索是對社會有價值的。

　　聖西門在《寓言》中講道，假如法國突然同時損失了50名優秀的化學家、生理學家……藝術家和手工業者，馬上會變成一具沒有靈魂的殭屍。……

　　假如法國把科學、藝術和手工業方面的這一切天才人物都保存下來，同時只不幸地失去全部的高官顯貴、國家大臣、國家參事……

　　雖然會使善良的法國人懊喪，但並不會因此給國家帶來政治上的不幸。

　　這段話體現了知識分子的重要性，他們並非直接種糧食的人，但需要被社會供養，社會需要這些知識生產傳播者，否則一個國家就沒有靈魂。

　　

　　雖然現在有很多人將公知污名化了，但我還是樂意承認我就是一個公知（雖然還不夠格），一個享受過社會（我的讀者）供養的公知。

　　我沒有種過莊稼，沒有織過布，也沒有販運過貨物，但我在鑽研問題上的勤奮專註和付出的心血汗水，並不遜於任何種莊稼，織布和販運貨物的人。

　　再打個比方吧，中國假如有一萬個種莊稼，織布和販運貨物的人願意給我每個月貢獻一塊錢，因為他們覺得有病要讀書里的文章有些意思，我說的話對他們有所啟發，我就可以活得非常自在。同時我也願意花錢去購買或者支持別人的服務，這就叫做：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在可預見的將來里，我想公知的污名化只會愈演愈烈，但我還是願意做個臭公知，我就是要消費時事，我就是要消費熱點。

　　當公權力能被每個人安全消費的時候，就是天下太平的時候。

　　每個人都應該關心這個現世，毒膠囊出來的時候譴責，貪官進去的時候慶賀，哪怕是故作姿態，甚至騙粉騙妞騙讚美，那又如何呢。面對強權你不消費它，他很可能就消滅你。

　　安蘭德說，不要把這個世界讓給你所鄙夷的人。

　　我也不會。而我的武器，就只有不停的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