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只反貪官不反皇帝」與「只反皇帝不反制度」

　　「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之說，有人以為出自毛澤東對《水滸傳》的評論。實則毛的談話已經道明了出處，即魯迅《流氓的變遷》一文。魯迅此文，從俠談起，至強盜，至流氓，至「革命文學家」，筆墨雖簡，卻清晰勾勒了中國流氓史的千年脈絡。此後朱大可寫《流氓的精神分析》與《流氓的盛宴》，敬文東寫《流氓世界的誕生》，皆可溯源至這篇短短八百字的文章，足見分量之重。文中，魯迅談及《水滸傳》，其時俠氣漸消，強盜群起：

　　……他們的旗幟是「替天行道」。他們所反對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們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將相。李逵劫法場時，掄起板斧來排頭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

　　這段話的落腳點，在於最後一句。只反奸臣，不反天子，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使反對者淪為奴才；反過來講，也許反對者本來便是奴才，深受奴性桎梏，生在了「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才導致只反奸臣，不反天子，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企圖經由造反，通向「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是謂「殺人放火受招安」。

　　事實上，「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不僅指造反的理念和路徑，還是一種思維，一種政治文化傳統。拋開《水滸傳》的小說家言，直接說宋史。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岳飛被殺於大理寺獄中。追究罪魁，秦檜首屈一指，奸臣（貪官）模式適逢其時。儘管千年以來，不缺直言和洞見，如官修的《宋史》不為王者諱，借秦檜之口指明了兇手的身份：御史中丞何鑄奉旨主審岳飛案，察其冤，告之秦檜，秦檜答：「此上意也。」何鑄不願脅從作惡，遂被万俟卨頂替。如文徵明《滿江紅》痛斥宋高宗趙構包藏禍心，才是殺害岳飛的主謀：「……念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然而這樣的聲音，終究邊緣，乏人問津，《說岳全傳》之流的忠奸敘事，才是官方和民間共同追逐和捍衛的主流。秦檜夫婦、張俊、万俟卨四人，已經在杭州西湖棲霞嶺岳王墓前跪了近千年，同理，中國的老百姓，已經在貌似搖搖欲墜卻始終屹立不倒的奸臣（貪官）模式之前跪了近千年，甚至更長。

　　不難理解，為什麼官方熱衷於宣傳「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對執政者而言，最好民眾永遠不要造反，這樣治理成本便可最小化，江山便可千秋萬代，固若金湯；退一步講，倘若民間造反，那麼「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則是最不壞的局面，古時皇帝慣用貪官，一為斂財，二為頂缸，必要之時，正好殺之，絕不手軟心疼——這裡的貪官，有時可換作奸臣、腐儒、太監、女人等，其手法無非是嫁禍於人，轉移矛盾，以平民憤，以收民心，這可謂古往今來最流行的治理術之一，是一個公開的秘密。費人思量的是民間，他們為什麼對官方祭出的替罪羊深信不疑，為什麼「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呢，連皇帝一起反掉，豈不痛快？這背後的原因，有時表現為思維的局限，如皇權專制對國人頭腦的禁錮，使他們輕易不敢質疑皇帝的神聖性，再如清官情結、忠臣情結，如今依然大有市場，大行其道，可見對人心的蠱惑力之強，穿越千載而不衰；有時則是一種政治策略，好比「清君側」，再如「挾天子以令諸侯」，此刻，縱然號稱「不反皇帝」，其實皇帝的處境已經岌岌可危。

　　我們的追問可以更進一步：如果貪官也反，皇帝也反，那將如何？

　　毛澤東談《水滸傳》，批判宋江等領袖搞修正主義，屬於投降派，稱道李逵、阮氏三兄弟等。李逵便是連皇帝也反，動輒高呼「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在那裡快活」。那麼，如狄馬兄質疑的那樣，奪了鳥位又如何？「晁蓋哥哥便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吳先生做個丞相；公孫道士便做個國師；我們都做將軍……」如你所知，讓宋江之流治國，未必能好過趙官家，從本質上講，還是一丘之貉。老話說：換湯不換藥。魯迅詩云：城頭變幻大王旗。

　　

　　這是一種可能。背景也是宋朝的小說《杯雪》（小椴著），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書中有一要角，名叫耿蒼懷，被譽為「中州大俠」，實則此人「心中骨中，俱可稱為一個儒人」，他對皇帝的態度，襲自儒家：

　　耿蒼懷雖殺昏官，但心中其實是忠君的：他衷心地希望朝廷上有個好皇帝；如果不是好皇帝，他寧願殺身成仁以將他改造成一個好皇帝；實在不行，他寧興義兵，擁立一個好皇帝。在大事上，他只想朝廷之上儘是賢臣，勸出一個好皇帝，那時帝在廟堂，龍行布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整個天下也就太平了。小小金人，何足為患？如果賢臣少，奸臣多，那麼，他殺盡奸臣如何？

　　這活脫是儒家的口吻。耿蒼懷反貪官，不反皇帝，有時迫不得已，「寧興義兵，擁立一個好皇帝」，雖反皇帝，卻不是為了自己當皇帝，而是要改造皇帝，使皇帝符合他心中的模樣。在其頭腦深處，清官情結與明君情結共存，聲應氣求，相映成趣。基於此，耿蒼懷雖然鐵骨錚錚，慷慨激昂，卻也適用於魯迅的感喟：終於是奴才。

　　《杯雪》還寫到一個人，即稱耿蒼懷為「儒人」的袁老大袁辰龍，他身在廟堂，手握重權，對皇帝的態度，反不如耿蒼懷忠誠：

　　他雖擁護朝廷，但在他心中，並非忠於君上的。他想：皇帝總不過是這樣的，換個人又如何，如果換的代價太大，不如不換。宋室天下已如患病入膏肓之症，大手術是動不得的。他不忠於君，而是忠於事，如果他認為天下還需要這麼一個昏君來做做招牌，他就不許任何人動他。

　　袁辰龍不反皇帝，甚至不許他人反皇帝，不是因為他忠於皇帝，而是基於他對皇權的疑慮。相形之下，李逵、耿蒼懷反皇帝，恰可證明他們在乎皇帝，袁辰龍不反皇帝，則因他不在乎皇帝。換言之，制度如此，誰當皇帝都一樣，既然無所謂誰當皇帝，何必換來換去，王旗變幻，受苦的終歸是老百姓。

　　這便接近了憲政主義的門檻。憲政主義對人性與權力的徹底懷疑，使它們更相信制度的力量：若是專制，聖人執政，照樣荼毒眾生；若是憲政，庸人執政，國家機器如常運轉，甚至地方政府破產，地方長官缺席，人民的生活卻不受絲毫波及。憲政主義者不會計較誰來當皇帝，他們的心思，一是如何打造法治鐵籠，二是如何把皇帝關進去。籠中的皇帝，不都一個熊樣么。

　　最後重申一下結論：

　　「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使貪官成為皇帝的替罪羊；

　　「只反皇帝，不反制度」，使皇帝成為制度的替罪羊。

　　「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這是奴才；

　　「只反皇帝，不反制度」，通往兩種可能，如耿蒼懷這般，還是奴才，如李逵，則可謂之大盜——這個大盜，不是一般的強盜，而是「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之大盜。

　　2015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