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教會：搖搖欲墜的共同信仰

　　撰文：張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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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門的喧囂與動蕩，似乎距離陳煥章越來越遠。他的科考之路比老師和師兄們順利得多，1904年考中進士，被授內閣中書，一年後，隨五大臣出洋考察，並留在美國。而這其實是保皇會的秘密計劃，陳煥章留美讀書的資金，是由保皇會贊助的。

　　對這個年幼的弟子，康有為的建議是「遊學」，梁啟超也同樣囑咐他專心讀書，不要兼營其他事務。陳煥章不負眾望，1907年考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不料，僅僅半年後，這個不問世事的年輕人突然在紐約創辦孔教會，他給梁啟超寫信解釋，創辦孔教會有四個原因，「一則憤於吾國人之無恥而自賤，二則憤於外人之肆摳譏評，三則遇外人之細心考問，不能不答之，四則尋常論辯之中，已亦不自安緘默。」顯然，他從未忘記當年入師門時的志向——「立孔教，導國人」。他的博士論文也與孔教有關，他用現代經濟學理論解讀儒學，憑藉《孔門理財學》（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sius and his school），於1911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成為第一個既是進士又是博士的中國人。他的觀點獲得了凱恩斯和馬克斯·韋伯的關注，而他終究沒有走上學術之路，卻在康有為布下的棋局中，開始佔據更重要的位置。

　　

　　陳煥章

　　民國建立后，康有為要求陳煥章發起孔教會。陳煥章與保皇派關係遊離，又擁有留美博士學位，顯然是絕佳人選。在寫給陳煥章的信中，康有為直白地表示，將來孔教會還應承擔更大的政治目標——隨著入會者數量的增加，終有一天，絕大多數國會議員都是孔教會會員，「至是時而兼操政黨內閣之勢，以之救國，庶幾全權，又誰與我爭乎？」

　　陳煥章既無資歷，又無名望，要在中國發起孔教會，「合群」仍是唯一的途徑。康有為建議他依靠「耆舊」們的力量，「自為發起，當可一鼓而成」。強學會時代的舊相識沈曾植等人，此時都以遺民自居。康有為相信，時隔多年，他們終究還會以另一種形式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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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歲的沈曾植正過著閑適的隱居生活。不久前，俄羅斯哲學家卡伊薩林伯爵拜會過他，發現他不僅精通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的理解也很深入，驚呼他為「中國大儒」、「中國之完人」。而在這位碩學通儒看來，君主才是中國的國性，民主制度並不適合中國這樣的東方國家。民國建立以來，沈曾植與名流們創立超社，遣懷明志，有時詩歌唱和，有時飲酒修禊，平日里更多的時間則在讀佛經，或者為一些新刊刻的古代詩集作序。他已經無力挽救一個坍塌的王朝，傳播舊時的經典就成為最後的精神陣地。

　　年輕的陳煥章坐在沈曾植面前，侃侃而談。陳煥章戴著眼鏡，看起來文弱、謙恭，與康有為截然不同，而他復興孔教的計劃，卻溫和而又堅定，似乎也比康有為的方案更加詳盡、可行。年近古稀的沈曾植大感欣慰，承諾出面支持孔教會。

　　不久，強學會時代的另一顆遺珠、美國傳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邀請陳煥章到尚賢堂演講，7月20日論證孔教是宗教，7月27日則說明中國為什麼需要昌明孔教。兩次演講都座無虛席，許多江南名士對陳煥章的觀點深表認同，其中有姚文棟，以及曾經加入強學會的姚丙然。在尚賢堂，陳煥章找到了更多的支持者。

　　此時，一股創建孔教組織的熱潮正席捲中國。民國初年廢止讀經，學堂里也不再拜孔子，有人不滿，有人警惕。一批以「孔教」、「孔道」、「尊孔」、「讀經」為名的會社紛紛創辦，從北京到香港，從青島到四川，波及南北數省。陳煥章等人相信，時機已經成熟，他們開始頻繁地到沈曾植家中聚會，不久，一個更完備的計劃成型了。10月7日，孔子誕辰紀念日，上海的山東會館舉行公祭。這次祭孔費用由沈曾植承擔，各界到場者有五六十人，對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禮后，陳煥章與師兄麥孟華，聯合沈曾植、王人文、梁鼎芬、陳三立、張振勛、陳作霖、姚文棟、沈守廉、姚丙然、沈恩貴等人宣布發起成立全國孔教總會，旨在昌明孔教，救濟社會，挽救人心，維持國運。陳煥章表示，孔教會「以講習學問為體，以救濟社會為用，仿白鹿之學規，守藍田之鄉，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誦讀經傳以學聖人。」他一面強調「中國之歷史，亦不過孔教之歷史而已」，一面發展孔子學說，來適應民國的新需求。

　　沈曾植不肯擔任會長或副會長，這個職位一直懸空，後來留給了康有為，但康有為也始終沒有到任。陳煥章與姚文棟、姚丙然、李寶沅、麥孟華一起，被推舉為幹事員，後來又擔任總幹事。孔教會實際的格局，則是沈曾植「主持於中」，陳煥章「號召南北」，姚文棟和姚丙然率江浙人士為主力。不過，在遞交民國政府的呈文中，沈曾植、梁鼎芬這些前清遺民的名字被刻意隱去。從誕生伊始，孔教會就小心翼翼地拿捏著與政治之間的分寸。

　　孔教會選擇上海為總會，因為上海「當海路要衝，潮流最急，識微慮遠之士，恆萃止焉」，其實也未嘗不是權宜之計。因此，當陳煥章前往北京獲得歡迎后，隨即將總會事務所北遷，畢竟，那裡才是中國的政治中心。當年康有為創辦強學會，斷定「非合士大夫開之於京師不可」，民國其實依然如此。

　　孔教會的運作模式，同樣有強學會時代的影子。它的入會條件非常寬鬆，「凡誠心信奉孔教之人，無論何教、何種、何國皆得填具志願書，由介紹人介紹入會。」孔教會也堅持輿論先行，創立《孔教會雜誌》宣揚孔教思想，並宣布雜誌刊文不重門戶之見，只要自成其說即可，但是聲明經費有限，不付稿費。陳煥章在尚賢堂的兩次演講，結集為《孔教論》出版，像當年康有為出版的《公車上書記》、梁啟超出版《戊戌政變記》一樣，藉助輿論推波助瀾，年輕的陳煥章成為孔教復興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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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教會的崛起，讓章太炎啼笑皆非，提筆寫下《駁建立孔教議》，提出「學校瞻禮，事在當行；樹為宗教，杜智慧之門，亂清寧之紀，其事不便。」他並不反對學校尊孔，但反對將孔子宗教化。他還在自己開辦的國學會貼出告示：「本會專以開通智識，昌大國性為宗，與宗教絕對不能相混。」如果孔教會的會員要入國學會，必須先退出孔教會。

　　然而，大批退隱的遺民紛紛復出，一些政府官員和地方實力派也側身於孔教會中。創建孔教會的熱潮，從上海、北京迅速蔓延到天津、濟南、青島、南京、南昌、西安、貴陽、桂林、成都、武昌、蘭州、長沙、福州、齊齊哈爾、香港、澳門，乃至紐約、東京和南洋各地，據說多達130餘處。孔教會能在短時間內形成巨大的聲勢，其實不僅是對民國教育方式的反抗，更是對共和制度的質疑與反思。當年強學會的入會者目的各異，此時人們尊孔的意圖同樣千差萬別。遺民們試圖為逝去的時代執素招魂，或者為未來的復辟大業提供理論依據；一些官員和軍閥則是為了新的統治需求而做出本能的反應，畢竟，在他們有限的知識結構內，儒教仍是最為熟知、最為妥當的選擇。

　　知識階層在此時尊崇孔教，大多則是出於文化上的憂慮，試圖為這個迷亂中的國家重建共同信仰。因此，當陳煥章在1913年8月15日向參眾兩院請願，要求立孔教為國教時，領銜名單中出現了嚴復、梁啟超的名字，也就情有可原。

　　嚴復和梁啟超在清末就認為孔教不可保，亦不必保，時值民國，卻做出截然相反的選擇，並非觀念的倒退，而恰恰出於文化的自覺。席捲全國的革命風潮、標榜民主的新政權，都沒有讓他們看到真正的轉機，他們目睹日復一日的混亂，日漸憂慮，從力主引介西學，轉而反思中國文化自身的處境。其實，章太炎與他們也未嘗沒有共識，只是選擇了不同的路徑。他們既希望革新舊弊，開創新路，又希望保全文化的獨特價值，這悖論彰顯出這一代人理想的恢宏，亦烘托出這一代人內心的悲涼。只不過，這一切在外人看來，好像只是因為年華漸老，曾經的激進者變得保守，曾經的改革派變得懷舊，變得不合時宜而已。

　　聲勢浩大的孔教運動，也就此埋下危機。隨著復辟派行動的展開，人們之間的分歧將越來越明顯，並最終分道揚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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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眾兩院，電文不斷。陳煥章聯合嚴復、夏曾佑、梁啟超、王式通等人遞交的請願書剛剛呈交，各地要求尊孔教為國教的電文也紛紛抵達，隨即，十餘個省的都督也表示支持。一場國教運動甚囂塵上。

　　在陳煥章等人提交的請願書中，不僅細數孔教的歷史淵源，甚至出現了「民意」這個辭彙——立孔教乃是順應民意，「今日國本共和，以民為主，更不能違反民意，而為專制帝王所不敢為。」通過陳煥章等人的努力，生活在24個世紀以前的孔子，搖身變成共和的預言者和民主的實踐者，與「民意」、「共和」、「革命」這些概念建立起關聯，在民國的語境下，古老的思想被賦予全新的表達方式。

　　這次請願看起來聲勢浩大，與此同時，反對的聲音也蜂擁而起。很多人認為，在民國還倡導孔教為國教，是一種歷史的倒退；在宗教領域，國教議案也遭到一些其他宗教信徒以及信教自由者的抵制，認為此舉有違信仰自由。議員們的表決結果讓康有為和陳煥章等人更加失望，孔教終究未能被立為國教，大多數議案都遭到反對，只有「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之大本」獲得通過，寫進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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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會爭辯期間，第一屆全國孔教大會在曲阜召開。

　　會前，陳煥章親自前往曲阜，沿途考察，將一份詳細的攻略刊登在《孔教會雜誌》上。他列出了到曲阜的交通路線、轉車所需的時間和費用，甚至還考慮到當地的天氣，建議南方的朝拜者多帶衣被禦寒。

　　9月下旬，近三千人抵達曲阜，講經、行禮、拜謁、參觀。孔氏家族充當東道主，由孔子第75世孫、「衍聖公」孔令貽為大會主席，通過與孔氏家族合作，孔教會獲得了更大的合法性。

　　

　　陳煥章儒服照

　　這次大會也摻雜了政府行為。交通部給予與會者往返火車票打折的優惠，教育部則規定，孔子聖誕節，各學校放假一天，師生們在校行禮。

　　通過對文化事件的運作，孔教會似乎形成了更強大的凝聚力，也贏得了更多關注。但陳煥章的意圖不止於此，他更希望將曲阜打造成聖地，最終形成國民的集體行動。他相信，有朝一日，前往曲阜朝聖，將成為中國人最大的夢想和最重要的修行，只有去過曲阜，一生才算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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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煥章的孔教理念比康有為更進一步，他試圖建立起孔教的禮拜體系，直接滲入日常生活。

　　在《孔教論》中，陳煥章將曲阜與耶路撒冷、麥加等地相提並論，「耶教之耶路撒冷，回教之麥加，孔教之孔林，皆教主之聖地也。孔林之中，樹皆異種，蓋孔子弟子，各持其方樹來種之者，蔥佳氣，萬古長新，帝王展奠拜之儀，儒者講鄉射之禮。」

　　

　　陳煥章構建的孔教制度，參照基督教系統。孔子為「教主」，孔孟的言論、著作為「聖經」，孔廟為「教堂」，曲阜為「聖地」，儒服為「衣冠」，孔子誕辰日為「聖誕」，同時還界定出孔教的「信條」、「禮儀」、「鬼神」、「魂學」和「報應」觀念。他還提出孔教的「三本」，要求「祀天」、「祀聖」、「祀祖」，這或許也是對基督教聖父、聖子、聖靈模式的模仿。

　　陳煥章勾勒出一個孔教烏托邦。如果他的設想得以實現，中國人將生活在一個奇特的世界里——中國將採用孔子紀年，孔教會的教旗將遍布全國，各地大規模興建文廟，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會入教，獲得教籍，定期參加禮拜，聽講經，並唱誦孔教的「聖經」——陳煥章特地收集、整理出歷代讚頌孔教的詩歌，以供教徒們記誦吟唱。中國的文化人則會以成為孔教會的「傳教士」為榮，按照等第，他們將分為講生、講員、講長、講師，倘若能躋身大宗師，將是最顯赫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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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初年的亂局中，尊孔也成為袁世凱的一種統治策略，孔教會則小心翼翼地保持著與政府之間的距離。陳煥章應邀出任總統府顧問，但他不久就厭倦了政治。1914年，他前往香港面見康有為，希望辭去孔教會和《孔教會雜誌》的全部職務，沒有獲得同意。次年秋，楊度等人組織籌安會，袁世凱稱帝的傳聞不斷湧現，陳煥章擔心波及孔教會，從廣東趕回北京，決定「自守門戶，中立不倚」。

　　1915年年末，袁世凱稱帝。陳煥章暫停了孔教會的活動，到西湖邊隱居，專心寫《孔教經世法》。據說，袁世凱還向麥孟華拋出橄欖枝，以教育總長之職相誘，希望他支持復辟。麥孟華自然沒有答應。麥孟華早年也曾拒絕張之洞和岑春煊的入幕之請，不料後來卻成為馮國璋的幕僚。這個曾與梁啟超齊名的同門摯友，最終在一次醉酒後鬱鬱而終。

　　沈曾植還在與姚文藻、康有為等人密謀反袁，梁啟超已經率先出手，一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讓袁世凱不勝其煩，打算出二十萬買下這篇文章。隨即，梁啟超與弟子蔡鍔合謀，發起護國軍。護國軍深陷絕境之際，梁啟超又冒險南下，從越南偷渡到廣西，說服兩廣軍閥聯合起兵。

　　康有為則寫下一篇長達4000字的《勸袁世凱退位書》，對國內外局勢詳加分析，結尾處，話鋒陡然一轉，回憶起強學會的時光，「昔強學之會，飲酒高談，坐以齒序，公呼吾為大哥，吾與公兄弟交也。今同會寥落，死亡殆盡，海外同志，惟吾與公及沈子培、徐菊人尚存，感舊欷覷，今誠不忍見公之危，而中國從公以滅亡也。」這段話或許是一種論述策略，卻也未嘗不是肺腑之言。強學會時的意氣風發、戮力同心，終究未能抵擋人世的考驗。20年間，光陰催老了英雄，也碾碎了盟誓，那些時敵時友的故人，還是在塵囂里失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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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凱稱帝以鬧劇告終，另一場鬧劇卻隱隱待發。這一次的始作俑者，正是康有為。

　　1916年5月，針對康有為提出的清帝復辟論，梁啟超憤然寫下《辟復辟論》，「吾既驚其顏之厚，而轉不測其居心之何等也。」他並未直接點名，而是以「逍遙河上之耆舊」籠統稱之，但所指已經非常明顯。他還寫信給徐勤，希望能規勸康有為，徐勤則回應，自己心有餘而力不足。

　　一年後，康有為悄然抵達北京。他的到來波瀾不驚，與梁啟超曾經引發轟動的那場回歸大相徑庭，只有4名辮子軍士兵在火車站迎接他。北京和19年前似乎沒有什麼區別，道路兩側依然是骯髒的溝渠，瀰漫著腐爛的氣息，行人用袖子掩住鼻息匆匆疾行，沒有人留意康有為百感交集的目光。當年狼狽離京時，他只有40歲，此時已年近花甲。

　　張勳擁戴遜帝溥儀復辟，將康有為再度推向台前。站在望不見盡頭的宮牆下，或許康有為也會生髮出孤家寡人的感覺，舊日的弟子中只有徐勤仍對他不離不棄。麥孟華已在兩年前醉酒病逝，韓文舉則婉拒了他的邀請，韓文舉說：「吾師受知德宗，心存魏闕，義不得辭。若弟子者，久在江湖，願以布衣終老矣。」被他寄予厚望的陳煥章，更是出人意料地選擇了沉默。對此，沈曾植也忿忿不平，指責陳煥章不明事理，沈曾植說，孔教會的根本是「君臣之學」，陳煥章既然以孔教會為終身志向，卻諱言君臣，是掛著驢頭賣馬肉，「不如早歸，不談孔教為得也。」這些指責也沒能讓陳煥章回心轉意。

　　聽說張勳進京的消息，沈曾植也抱病啟程，68歲的老人在酷暑中長途奔襲，晝夜不息抵達北京。與此同時，孔教會的梁鼎芬、勞乃宣、宋育人、鄭孝胥等人，也紛紛以各自的方式參與了復辟。

　　康有為彷彿重又變回戊戌變法時的模樣，孜孜不倦地起草詔書——《開國民大會以議憲法詔》、《召集國會詔》、《保護各教詔》、《免跪拜詔》、《免避諱詔》、《合新舊詔》、《親貴不幹政詔》……經歷了多年的論戰，他深知「名」與「實」之間的微妙關係，如果在民國還繼續堅持一些舊式的避諱與習俗，國民們恐怕難以接受，他不希望這些繁文縟節成為阻礙清廷復辟的絆腳石，因此，他提出「復辟宜行虛君共和，政權當歸內閣」，「更不宜恢復大清國號」。張勳沒有接受這些建議，原本躊躇滿志的康有為倍感失望，甚至揚言要剃度出家。

　　這場發生在未來的「將相」之間的矛盾，似乎並未影響疾風驟雨般的復辟大業。7月1日，民國六年改為宣統九年，龍旗沿著紫禁城的宮牆迅速席捲北京。街上又出現了舊式的裝束，假辮子也重新垂在腦後，據說為了不落伍，人們甚至搶光了壽衣店裡庫存的衣裳。

　　民眾無心過問時代更迭這樣沉重的話題，與各種撲朔迷離的口號與主義相比，人們更關心的是糧菜的價格，他們只是不希望生活節奏被擾亂，願意為此付出任何代價，做出任何妥協。從宣統三年到宣統九年這6年間的空白，彷彿只是一場失落的夢境。

　　張勳復辟當天，梁啟超就面見退隱天津的前內閣總理段祺瑞，敦促他起兵討伐。一篇言辭犀利的討逆通電，也出自梁啟超之手，它像歷朝歷代所有名垂青史的檄文一樣，排山倒海，韻味悠長，而這些酣暢淋漓的修辭，終於將他徹底推到康有為的對立面。

　　這次反覆辟，與其說是一場戰爭，毋寧說是一場鬧劇。段祺瑞方面幾乎兵不血刃就贏得了勝利。北京政府的政治顧問、曾任《泰晤士報》駐華首席記者的莫理循（G.E.Morrion）估算，戰爭死亡人數不超過27人。復辟僅僅維持了12天就宣告結束，張勳避入荷蘭使館，康有為躲進美國使館。

　　這場復辟鬧劇，既是北洋軍人之間的對決，也是康有為和梁啟超這對師生的最後決裂。暮年的康有為後來時常獨坐在夕陽殘照中，嘆息落淚。他似乎註定不該重返北京，他等來的不是夢寐中的光復大業，而是來自弟子的無情斥責——「大言不慚之書生，於政局甘苦，毫無所知」。康有為用專吃父母之肉的梟獍來形容自己曾經最器重、最倚仗也無疑成就最高的弟子，時常不分場合地痛斥他為「梁賊啟超」。他永遠都記得那個17歲的少年，那個在他的「大海潮音，作獅子吼」面前服膺膜拜的孩子，他親手塑造了那個孩子的精神世界，現在他們卻成為彼此思想上最大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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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為60歲那一年，徐勤突然拿出一封信，請他作題跋。那是戊戌政變后，康有為在船上所寫的託孤之信。他將老母託付給徐勤照料，當時由於不知梁啟超生死，他又添了一句，「任甫若存，並以為托。」那時在他眼中，最值得託付的弟子，是徐勤和梁啟超。

　　看著這張粗糙斑駁的紙，康有為一時百感交集，他在題跋中稱讚徐勤的忠誠，「思門人忠肝義膽，不以死生易心，不以寒暑易節，可以託付者，莫如三水徐勤君勉」，隨即他話鋒一轉，想起自己一生與人的離合聚散，「夫與吾游而黨者不啻千萬，其始勤終怠，或中道而變者，不可量數。」這正像一個悲辛的諷刺，他常以為，同道「不啻千萬」，卻淪為孤家寡人；他常以為旁人離棄了自己，卻不知有時終是咎由自取。

　　後來，梁啟超還是主動嘗試與康有為修好。梁啟超告訴他，自己準備創辦文化書院，弘揚孔學，為康有為祝壽時，又將他比作孔聖人。這些舉動都讓康有為欣慰，但是，師徒二人已不可能真正重歸於好。晚年的康有為低吟著些哀傷的詩句，「草堂萬木久蕭蕭，吾道何之離索遙」，在回憶里慨嘆自己一生被人辜負。康門師徒的分歧，不僅是兩代人之間的分歧，更是兩個時代的分歧。這個國家如同一隻奔波在歧路上的亡羊，面對各種洶湧的思潮，許多朦朧的選擇，面前不斷出現的分岔路口，刺激著它的好奇心，也加劇了它的迷惘。康有為與梁啟超，正是在這不斷出現的分岔路口前，最終分道揚鑣。

　　

　　康有為晚年照

　　1927年，康有為在青島去世。梁啟超聞訊痛哭，立刻匯款給老師操辦喪事。在祭文中，他描述了老師一生的努力，「惟師以天縱之資，當道喪之運，齊百家以折衷，執聖權而宅俊，雖游心於無垠，終明志於不忍，思托古以改制，作新民而邁進。」對於康有為托古改制的事業，多年後，美國漢學家賈祖麟（Jerome B. Grieder）做出了這樣的評判，「他是最後一個偉大的儒家理論家，也是儒家走向終結的一個生動證明」。事實上，儒學走向終結，康有為本人或許也難辭其咎，在一個宣揚民主與共和的時代，是他固執地讓孔子背負著沉重的君王冠冕，最終無路可去。

　　康有為一生經歷重重變故，做出過無數令人瞠目結舌的選擇，唯一未曾改變的，是他始終都不合時宜。他一直不肯用自己的雙腳去適應時代的步調，不是太超前，就是太落伍。但這也該是他一生中最值得誇耀的事情，他恪守著獨立的判斷，固執，武斷，而又執著。在漫長的一生里，很少有人真正能夠做到這一點。

　　當然，在康有為自己看來，他或許不只是一個思想家，更是一個預言者。他很早就開始寫作《大同書》，引以為傲，卻一直秘不示人。陳千秋、梁啟超曾獲准閱讀過一些章節，為之欣喜若狂，迫切地試圖傳播、分享，康有為卻斷然拒絕。康有為說：「今方為『據亂』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則陷天下於洪水猛獸。」他堅持要到自己去世后，《大同書》才可以全文出版。這本書彷彿是他決意要留給未來的一個時空膠囊。

　　包括《大同書》在內，康有為的一系列極其主觀的著作，並沒有在中國建立起孔教烏托邦，卻在西方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當年，人們還習慣於談論中國知識界的停滯時，德國傳教士衛禮賢（Richaid Wilhelm）就預言，康有為的思想終將震驚世界。後來，事實似乎真的如此。清末以來，西學東漸一直是思想的主要流向，康有為卻在自己的時代反哺了西方。

　　康有為一生宣揚「合群」，卻從未真正有效地合群，然而，近代中國的歷程中，結社之風因他而激揚，公共空間因他而生髮，這個畢生的流亡者、時代的零餘人，終究反敗為勝。

　　10

　　康門弟子中，只有陳煥章仍在勉力維繫孔教會的運作。當《新青年》雜誌痛批孔子、儒學時，陳煥章卻反其道而行之，再度掀起國教運動。這場請願聲勢更為浩大，提出「憲法之真精神莫重於國教」這種更加現代的表述方式，甚至有激進者強調，不定孔教為國教，國將不國，是叛國之罪。

　　「新文化運動」狂飆突進之際，陳煥章等人提交的《聖誕節案》獲得參眾兩院批准。1918年，中國人開始過中國聖誕節，法律規定，孔子誕辰日「應放假慶祝，懸旗結綵。」不過，更多的倡議還是不了了之。

　　陳煥章繼續用餘生推行孔教事業，主持《經世報》，成立孔教大學，修建孔教大會堂，又前往香港創辦孔教學院。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世界宗教和平大會上，他用英語解讀孔子的思想，被推為大會的副會長。但孔子的時代終究過去了。1933年，當53歲的陳煥章在香港孔教學院去世時，孔教會已經名存實亡，一度轉入地下，一度又淪為「排外的被限制在學術圈內的歷史性的儀式」。儘管孔教的信徒們努力延續康有為的主張，認為孔子「擁有一個創造新文化的力量」，但是「少年新中國」迫切地需要新的精神偶像，古老的孔子成為他們攻擊的標靶。

　　值得玩味的是，陳煥章去世一年後，國民黨中央常委會突然又通過決議，倡導「尊孔祀聖」，孔子誕辰日又被定為國家紀念日，「四維八德」（禮、義、廉、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後來則被蔣介石視作「立國的綱維」。孔子就這樣與共和保持著曖昧不清的關係。在專制集權建立之初，為了收攏權力，打擊異己，樹立合法性，孔子遭到刻意的漠視甚至批判，而當政權穩固以後，孔子又受到尊崇，他的那些被篡改的學說，成為維繫統治的利器。從袁世凱到蔣介石，從五色旗下的中國到青天白日旗下的中國，如此周而復始，輪迴重演。於是，在現代中國的歷程中，孔子時而代表倒退，時而象徵革新，時而意味著文化的底蘊，時而又成為現代化的阻力，時而是民族主義的化身，時而又被粉飾成世界的共同信仰。他做了上千年的「素王」，終於等到一個標榜自由與民主的時代，卻仍被捆綁著，扶上王座的祭壇。

　　孔子的遭遇，正是中國知識分子集體宿命的寫照。近代以來，他們一次次試圖通過「合群」蓄積力量，掙脫時代的詛咒，卻又一次次被命運扼住喉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