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軍將領王以哲加入中共始末

　　任芳瑤 文史天地

　　王以哲，原名蓬嶠、海山，字鼎芳，1896年生於吉林省賓州廳偏臉子屯（現屬黑龍江省哈爾濱市賓縣賓州鎮）。1918年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八期步兵科，1922年畢業后入東北軍。1928年12月東北軍改旗易幟后，他任東北陸軍獨立第七旅旅長。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在蔣介石「不抵抗」政策下，他被迫率部入關，但不忘收復失地。1933年，他被任命為東北軍第六十七軍中將軍長，負責古北口等地的抗日阻擊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表現出其抗日的信念。

　　

　　▲王以哲

　　「九一八事變」爆發至第二次國共合作之間，蔣介石命令國民黨實行「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瓦窯堡會議到第二次國共合作之間，中共卻完成從「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再到「聯蔣抗日」方針政策的轉變。國共兩黨不同的方針政策，使國內人民看到中共團結抗日的決心。東北軍愛國將領王以哲支持中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逐漸與中共人士進行交往，從而進一步了解了中共及其方針政策。他多次幫助紅軍解決軍需等方面的困難，向紅軍提供各方面情報。經周恩來介紹，他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最終成為中共地下黨員。為了實現國內和平，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他輔助張學良、楊虎城發動了西安事變，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付出巨大努力，並為維護其成果以身殉難，實為「國家民族之干城」。

　　改變對中共的認識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向瀋陽發動進攻，九一八事變爆發。蔣介石命令實行「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時任東北軍第七旅旅長的王以哲，只能執行這一命令。然而，王以哲的第七旅參謀長趙鎮藩率領官兵拒絕執行「不抵抗」命令，對日進行反擊。隨後，王以哲對趙鎮藩說：「當時聽我的話就壞了，多虧你把部隊帶出來了。」隨之，他又對全體官兵講：「我下令不抵抗是秉承最高統帥命令行事，我的錯處是，既不抵抗，就應及早下命令突圍，免遭許多無謂犧牲。對這一過錯我負全責。我誠心誠意地向兄弟們表示歉意，承認自己在應變上的無能。」之後，他率部離開了山海關。不久，東北三省全部淪陷。王以哲談道：「我們自己受侵略而不去流血抵抗，卻把希望寄托在別國的聲援和干涉上，豈非等於傻瓜躺在床上等著天上掉餡餅嗎？」「在瀋陽北大營時，我下令打，就能立即打起來，決不會讓日本人輕易佔領瀋陽，但我沒有這樣做，時過境遷，失掉了大好機會，還不如義勇軍的士兵，我成了民族的罪人。」後來，他曾再三向張學良建議：「東北是咱們丟掉的，咱們有責任收復東北。」（出自高存信、白竟凡《西安事變與二二事件》）由此可以看出，王以哲不滿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他支持抗日和想要收復失地的決心。

　　1933年3月，承德失守，日本侵略者進入長城各口。張學良調任王以哲任東北軍第六十七軍中將軍長，讓其負責古北口至灤東一線防務。六十七軍在王以哲的帶領下，拒絕執行「不抵抗」命令，於古北口殲敵1500多人，打擊了日本侵略者，鼓舞了民族士氣，為國民黨中央軍第二十五師關麟征部進入古北口參加第二階段的長城會戰爭取了時間，被譽為民族英雄。

　　

　　▲張學良與蔣介石

　　6月下旬，蔣介石於廬山召見王以哲，說：「你要很好地掌握東北軍部隊，直接聽我的調遣，參加『剿共』，我可以把東北軍組成一路軍，由你當總指揮。」王以哲回道：「我是張副司令一手提拔起來的人，他出國前一再叮囑我們，有關重大問題，務必和他商量后再做出決定。請委座直接和副座商量，只要他同意把東北軍調出來『剿共』，我是絕對服從命令的，非然者，背信棄義，只圖個人的祿位，我將不齒於儕輩，有人如此，委座又何取焉？」（出自高存信、白竟凡《西安事變與二二事件》）他不但沒有答應蔣介石，反而將其送的5萬元購置軍需等用品，發給全軍士兵。王以哲的這些做法，不僅鼓舞了全軍士兵，而且體現了其堅持團結、反對分裂的決心。另外，王以哲還創辦《東望》，提醒士兵不忘國恥。《東望》第六卷第四期發表了王以哲的題詞：「所欲我告武裝同胞者，不徒東望，必須東歸，不達不止，誓必我身而完成之，方不愧為東北健兒，方不愧為現代革命軍人。」可以看出，王以哲收復東北、抗日救國的決心。　　1934年初，張學良回國，3月被任命為鄂豫皖「剿共」副司令，第六十七軍也被從抗日前線調到大別山「剿共」。在與紅軍的多次交戰中，張學良和王以哲看到紅軍組織軍民和進行政治動員的能力，其中紅軍「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紅軍幫助東北軍打回老家去」、「日本帝國主義才是我們的共同敵人」等口號，不僅激勵了紅軍戰士和民眾，而且鼓舞了張學良、王以哲等東北軍士兵，使他們對紅軍和中國共產黨有了新的認識。

　　1931年至1934年間，國內形勢的變化，以及國共兩黨不同的對日方針和政策，使國內人民逐步支持和認同中共，同時也使東北軍將領王以哲逐步改變了對中共和紅軍的認識。

　　與中共人士展開交往

　　1935年，日軍加緊對我國華北的侵略，蔣介石卻繼續推行「不抵抗」政策，華北面臨危機。1935年7月25日，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在蘇聯莫斯科召開。大會根據季米特洛夫的報告，作出《關於法西斯的進攻以及共產國際在爭取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反對法西斯的鬥爭中的任務》的決議，指出「在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共產黨人最重要的任務是建立人民反帝陣線」。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起草《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號召全國同胞團結起來，共同成立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11月，毛澤東、王稼祥、彭德懷等九人聯名發表《告圍攻陝甘蘇區的各部隊官長與士兵書》，指出：「不論哪一派的軍隊，不論一軍一師或者一連一排，不論從前有沒有打過紅軍和蘇維埃區域，我們為著貫徹四年來的抗日救國的主張，都一律歡迎同我們聯合起來共同抗日。」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陝北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並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中共的這一系列方針和政策，都表明了團結全國力量、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決心，對張學良、王以哲等東北軍的統戰工作也被提上重要日程。

　　

　　▲張學良與楊虎城

　　1935年12月初，榆林橋戰役中被俘的國民黨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被放回，同時帶回了彭德懷給王以哲的信：願停止內戰，共同組織抗日聯軍。經張學良、王以哲、高福源三人商量，王以哲於1935年12月21日與高福源一起寫信給彭德懷，表示願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彭德懷將此情況彙報於毛澤東，便開始了與王以哲的秘密電台的聯絡工作，王以哲因此也開始了與中共人士的交往，成為張學良聯繫紅軍的橋樑和唯一信得過的助手。

　　1936年2月25日，王以哲代表張學良與紅軍代表李克農，進行了東北軍與紅軍間的首次談判，最終達成了停戰、互助的口頭協定：（一）為鞏固紅軍與六十七軍一致抗日，確定雙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則（包括六十七軍在陝甘邊區及關中區之防地）。（二）紅軍同意恢復六十七軍在鄜縣、甘泉、延安之線的公路運輸及經濟通商。（三）延安、甘泉兩城現駐六十七軍部隊所需糧柴等物，可向當地農民群眾購買；紅軍為便利延安、甘泉友軍起見，准轉飭當地蘇維埃發動群眾運送糧柴等物進城，恢復尋常關係。（四）紅軍同意在甘泉被圍半年的六十七軍兩個營重新換防，不加阻撓。（五）恢復紅、白通商，紅軍採辦貨物前往洛川、富縣等地，六十七軍有保護之責；六十七軍入蘇區辦貨，紅軍有保護之責。但為暫時掩飾外人耳目計，紅軍去白區辦貨時可著便衣（出自彭德懷、毛澤東關於對南京代表提出的談判條件給李克農轉王以哲電）。這些口頭協定，使紅軍和東北軍開始建立聯繫，促進了二者間的交流和合作，團結了國內抗日力量。同時，王以哲成為東北軍在陝北率先與紅軍訂立停戰協定的高級將領，也是國民黨中最早倡導第二次國共合作並為之努力的愛國將領。會談期間，王以哲了解到蘇區物資匱乏，便兩次派人掩護中共有關人士採購藥品等物資。同時還將搜集的山西、河北等省的軍用地圖及南京、北平出版的報紙、雜誌，送給中共人士。可見王以哲對紅軍的關心和幫助。

　　1936年3月5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有關人士和王以哲，分別將這五項口頭協定告知所屬部隊。3月23日，蔣介石下令封鎖延長、延川一帶黃河，堵截紅軍，王以哲按兵不動，履行了口頭協定，為紅軍贏得了時間。

　　

　　▲中共參與西安事變談判的代表（秦邦憲、葉劍英、周恩來）

　　經王以哲籌劃，1936年4月9日，周恩來與張學良進行了會談。會談前，王以哲給周恩來寫信：「兄等平安到川口，弟聞之，慰甚甚。為邂人耳目計，可簡從進城，是祈一切面談。談話時間可坐（作）竟夜未嘗不可，於明午前四時離城即可也。一切安全不成問題，弟均負責，謹請放心是祈，並祝午安。」（出自高存信、白竟凡《西安事變與二二事件》）這封信中，王以哲與周恩來以兄弟相稱，不難看出，王以哲對周恩來的關心和尊重。會談后不久，中共派劉向三接替李克農，負責洛川的聯絡工作。王以哲經劉向三得知，紅軍生活困難，槍支彈藥缺乏，便讓其軍械處處長范長庚給紅軍送去兩千多支步槍。隨後又派人送去十萬元，並說：「我們是反對萁豆相煎的內戰的。我曾給蔣介石上過『抗日芻議書』，張將軍也曾多次進諫，但蔣氏決意內戰，我們只有在軍需上支持紅軍。」王以哲對紅軍的多次援助，幫助紅軍補充了軍用等物資，解決了其軍需等方面的困難。王以哲多次向中共和紅軍伸出援手，同時在與中共人士的交往中，更加清楚地認識和了解了中共及紅軍，更加認同了中共的政策和主張。這些努力，都為其之後加入中共作好了準備。

　　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6年7月，經周恩來介紹，王以哲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中共地下黨員（1984年，中組部根據葉劍英首長的解密意見和調查，承認王以哲將軍為中共黨員）。

　　1936年8月9日，紅二、四方面軍到達甘肅境內，準備與紅一方面軍會師。蔣介石調集胡宗南、王以哲等部圍剿紅軍。王以哲每天與彭德懷函電交往，把自己部和胡宗南部的行止時間、行軍路線等消息通報給彭德懷，為紅軍制訂作戰計劃、安排行軍路線等提供了重要參考。

　　10月，王以哲得知紅二、四方面軍衣服單薄，便動員西安的軍需被服廠，趕製棉衣等衣物，送給紅軍，又一次解決了紅軍軍需等不足的困難。11月2日，彭德懷電告王以哲：「兄部到予旺堡后，務請停頓二三日，協助弟之行動，相知之深，諒承鑒查。」王以哲應其要求，阻滯胡宗南部和東北軍前進，牽制了其力量，為紅軍的勝利贏得了時間。最終，11月21日，胡宗南部在山城堡被紅軍擊潰三個師，全殲一個半旅。此次紅軍的勝利，與王以哲的幫助密不可分，他為此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並以身殉難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來西安坐鎮督戰，強迫張學良和楊虎城兩軍圍剿紅軍。張學良不滿蔣介石的做法，於9日晚上找王以哲商議扣蔣事宜，王以哲說：「副司令有決心干，就干吧！」12月12日早晨，蔣介石及其隨從被扣西安，西安事變爆發。當天，王以哲向中共中央發了兩封電報，通報了扣蔣的消息，指出全國抗日民族解放大有機會搏鬥。事變爆發后，王以哲協助張學良與周恩來配合。在談判中，周恩來指出為了共同抗日，應該釋放蔣介石，王以哲說：「蔣介石發動大規模內戰達十年之久，慘殺共產黨人何止萬千。但共產黨不報私怨，為國家、為民族，決心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表現了共產黨人的大公無私，感人至深。」最終，12月25日，西安事變在多方面的協商談判中得到和平解決，王以哲在此過程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張學良送蔣回南京被扣。為了解救張學良，1937年1月31日，周恩來、王以哲、何柱國、于學忠、楊虎城在王以哲家中召開三方高級會議，作出和平撤退和用政治手段營救張學良的決議。這一決議，是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延續，也體現了王以哲對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方針的擁護。然而，東北軍中的少壯派應德田、孫銘九等人卻認為，王以哲出賣了東北軍和張學良，遂於1937年2月2日，派東北軍警衛連連長於文俊殺害了王以哲。

　　王以哲被害后，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成員去王以哲家弔唁。1937年2月4日，毛澤東、朱德發出唁電：「鼎芳先生遇難，不勝驚悼。鼎芳先生努力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但國家民族之干城，亦愛國人民之領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統一，乃見惡於少數不顧大局之分子，遂以身殉。蘇區軍民同聲悼惜。」

　　王以哲未成為中共地下黨員之前，與中共人士的交往，是這一時期黨外人士與中共人士交往的典範。加入中共之後，他給予中共和紅軍及時的幫助，積極擁護中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為了實現國內和平，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他輔助張學良、楊虎城發動了西安事變，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付出巨大努力，並為維護其成果以身殉難，實為「國家民族之干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