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資深大間諜日記首次全面披露！精彩堪比你看過的最熱諜戰劇！

　　肖峰 顏維琦 等 光明日報

　　中日甲午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這場戰爭給中日雙方的命運帶來了巨大轉折，1895年4月簽署的《馬關條約》，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沉痛的一頁。2017年4月20日，中日《馬關條約》簽署122周年之際，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上海人民出版社在世紀出版大樓聯合舉辦《宗方小太郎日記（未刊稿）》新書首發式，以這一重要的近代日本侵華史料的出版，繼續敲響長鳴的歷史警鐘。

　　

　　《宗方小太郎日記（未刊稿）》的問世，是近代日語歷史文獻翻譯出版的一項重大成績，既是這部輾轉流傳、彌足珍貴的文獻的首次公開，也給學術界的相關研究帶來了福音。如果說，此前的宗方小太郎一直披著神秘的面紗，他在中國究竟做了什麼、造成了怎樣的深遠影響、以他為代表的日本間諜群在近代日本侵華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如何體現一直鮮為人知，那麼這本日記的出版，將使得宗方小太郎傳奇的一生公諸於世，同時進一步揭示日本侵華野心、侵略行為蓄謀已久，引導國人更加深刻、清晰地認識這段歷史。

　　

　　看點

　　01

　　甲午風雲帶來間諜生涯巔峰

　　

　　宗方小太郎（1864年8月6日—1923年2月3日，以下簡稱宗方），字大亮，號北平，日本熊本縣宇土郡人。1884年秋來到上海，1887年開始間諜活動。宗方在中國的公開身份，先後包括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學生監督、漢口漢報社社長、東亞同問書院漢口支部長、上海同文書院代理院長、東方通訊社社長。他長期在漢口、上海生活，不僅在這些公開身份掩飾下進行間諜活動，還直接參與了對日本間諜人員的培養。甲午戰後，宗方一直在中國活動，繼續向日海軍提供情報，積極聯絡各政治派別，直到1923年因病去世。宗方是近代日本間諜中最早到中國進行活動者之一，其刺探情報內容之豐富，活動範圍之廣，活動時間之長，遺留資料數量之大，均為罕見。

　　中日甲午戰爭給宗方帶來了命運的轉折。1893年開始，宗方開始接受日本海軍省資助，為日本海軍提供情報。戰爭爆發前夕，他奔赴煙台，喬裝潛入北洋水師駐地威海衛刺探軍情。在此期間，他連續寫了16封密信向日本海軍彙報。這些情報對日本海軍掌握北洋水師動向、制定戰略提供了重要參考，對甲午戰爭的戰局走向起到了重要作用。

　　宗方因其情報貢獻在日本國內享有極高榮譽。因為在甲午戰爭中的表現，宗方得到了日本明治天皇的召見，是其一生之「無上榮光」。1923年2月3日，宗方因腎炎發作病逝於上海，將死之際，日本大正天皇特授予他「從五位、勛三等」之榮譽，以表彰他對海軍作出的「傑出貢獻」。惡名昭著的侵華戰犯本庄繁和松井石根皆稱其為「國士」，日本官方推崇其為「日本興隆期大陸經營最重要人物之一」，學生晚輩稱其為「興亞先覺者」。

　　宗方在中國生活數十年，交遊極廣，與中國許多知名人物有往來，據稱在他死後，岑春煊等派代表致祭，鄭孝胥為之題碑。從日記里可以看到不少他對當時知名人物的印象和評價，以及他多次與中國各界人士會談、聯絡的記載，顯示出他與中國各政治派別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在日記里記下了對晚清重臣和名人的印象，比如李鴻章、張之洞、文廷式、張元濟、汪康年等。他積極聯絡中國的各政治派別，與維新派、革命黨人、北洋政府政要多有往來，比如梁啟超、孫中山、黃興、徐樹錚等。

　　看點

　　02

　　直擊要害的情報影響了甲午戰局

　　

　　日本能夠在甲午戰爭中獲取勝利，成功的情報工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宗方是日本海軍掌握北洋水師情報的關鍵。當時日本軍令部的八角大將曾說:「軍令部頗為重視宗方的報告，對華重大方針幾全以宗方報告為資料。」著名軍事戰略專家張召忠將軍則在鳳凰衛視節目《張召忠說》第28期里明確指出：「甲午戰爭竟因情報原因而慘敗」，日本的兩大間諜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中一個是石川伍一，另一個就是宗方小太郎。

　　1894年7月，宗方孤身一人前往北洋水師駐地威海衛刺探情報。從7月5日到達煙台，到8月29日撤離，這次刺探行動共近兩個月時間。宗方喬裝打扮成中國人，多次探查。他向日本海軍建議，北洋水師若採取守勢對日軍不利，日海軍必須主動邀戰，尋找與對方主力決戰的機會。因此，宗方積極探聽北洋水師的動向，為日海軍尋找戰機提供情報。北洋水師的戰艦數量、詳細番號以及執行護送任務、修理軍艦、港口駐紮等情況基本被宗方知曉，這些精確的情報，使得日本海軍能夠掌握北洋水師的活動規律。

　　果不其然，1894年9月17日，正在執行護送任務的北洋水師被四處尋戰的日本海軍發現，黃海海戰爆發，這一戰是中日海軍的正面對決。最終中方戰敗，黃海制海權被日軍掌握。戰爭的走向同宗方預料的一樣。

　　宗方在日記中顯示出他高超的戰略眼光。早在1887年，宗方就對金州、旅順等地進行了詳細刺探。尤其是旅順，這裡地處黃海和渤海要衝，是守衛京津的重要門戶。李鴻章在此建設了北洋水師的軍港，苦心經營近20年，耗資達數千萬兩白銀。然而這座清政府耗資巨大、寄予厚望的軍事要塞，在宗方眼裡卻有著極大的軍事隱患。宗方考察了旅順背後的軍事重鎮金州，認為這裡是控制大連灣的關鍵，是連接旅順海防與後方的咽喉之地，具有極高的戰略地位，一旦佔領此地，「旅順將受前後水陸之敵，援絕道窮，如同囊中之物。」

　　七年後的戰爭映證了宗方的判斷。1894年10月，已經控制了制海權的日本聯合艦隊陳列在旅順港外，陸軍則伺機在遼東半島的花園口登陸，抄襲旅順後路。11月6日，日本陸軍攻陷金州，旅順陷入海陸封鎖之中，這座舉世聞名的軍事要塞很快在11月21日淪陷。戰事的進行與宗方的預判完全一致，甚至很有可能日軍的戰略制定採納了宗方的獻策。

　　宗方在甲午戰爭中的作用，還體現在他與《馬關條約》的條款制定有莫大關聯。甲午戰後，宗方向日本海軍省提交了一篇《對清邇言》，談及戰後的對華方策。拿這段文字對照《馬關條約》條款，可以發現，兩者內容相似度極高，讓人不得不懷疑日本政府直接受到了宗方的啟發。據宗方的日記記載，《台灣新報》及《日報》兩報記述了他的經歷，稱：「起草『割讓台灣條約』文，作第一諭告文者，宗方氏也」，更是暗示宗方是《馬關條約》始作俑者。

　　中日甲午戰爭給中日兩國帶來了巨大的國運轉折，深刻地影響了東亞政治格局和歷史演變。從這個角度看，熊月之稱宗方小太郎「是影響甲午戰爭以後整個東亞歷史走向的人」，毫不為過。

　　看點

　　03

　　另一個戰場，精彩堪比影視大片

　　

　　《宗方小太郎日記》的一大精彩之處，是揭露了中日甲午戰爭中的另一個戰場：中日雙方的間諜戰。甲午戰爭之前已經有大量的日本間諜在中國活動，戰事爆發后，這些間諜活動更加踴躍。而清政府也相應地採取了反間諜措施，對抓捕的日本間諜處以極刑。據宗方日記記載，同時被清政府抓捕的日方間諜人員有石川伍一、藤島生、楠內友次郎、福原林平等人，他們大多都被清政府斬首。

　　而宗方被清政府追捕的經歷，更是十分驚險，他直接成為了清政府點名緝拿的對象。1894年8月10日，宗方小太郎從煙台向上海發送的密報被清政府截獲，南洋通商大臣劉坤一立即通知煙台道台劉含芳緝拿宗方。不料此事被日方知曉。8月26日，宗方得知密函泄露，立即動身，準備乘坐怡和洋行的「連升」號返滬。宗方在船上待了兩天兩夜，遭遇清政府兩度盤查，且船上有多名熟人，隨時有被捕的可能。然而在無限接近被捕的情況下，宗方卻逃過了盤查，日記中對此有精彩的記述。

　　甲午戰爭里，中日雙方在間諜和反間諜上也有較量，其精彩程度不亞於正面戰場，宗方的遭遇就是最生動的表現。清政府雖抓獲了一批日本間諜，但也漏掉了宗方這樣的重量級人物，讓人不得不感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宗方小太郎日記的內容十分豐富。他在中國各地遊歷的經歷，使得這批文獻有了遊記的性質，這其實是對清末民初中國情形的珍貴記述。

　　宗方的活動範圍非常廣，他的足跡涉及大半個中國，如上海、北京、天津、香港、江蘇、山東、直隸、盛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浙江、福建、台灣、廣東。宗方日記里的記述非常精確，從宏觀到微觀，既包含各地的全年財政收入、軍費開支等數字，還精細地記載了民間物價、水井數量、道路寬度等。宗方十分注重地理位置的考察，往往能夠從軍事戰略的角度識別出地形之要害。宗方在中國的遊歷有各種驚險離奇的遭遇。為探聽情報，宗方裝扮成中國人，或扮商人，或裝農民，時刻有被識破的危險。

　　此外，宗方日記中對於他與中國人物的往來、在上海的日本諜報機構所在地和日方人員多有記錄；對於特務之間的一些聯絡暗號，為他服務的一些漢奸，也有記錄；甚至宗方在年輕時，與一些男性「同志」的親密往來，也一一記錄在冊。

　　宗方日記的信息量之大，內容之豐富，情節曲折離奇，遠非隻言片語所能概括，如同熊月之指出的那樣：「如果有影視工作者以宗方經歷為素材，編成影視劇，一定精彩生動，引人入勝。因為，他的某些經歷，遠比現在某些影視劇更加『豈有此理，竟有此事』。"

　　看點

　　04

　　日記輾轉流傳，翻譯幾經周折

　　

　　宗方在中國生活了近四十年時間，留下了大量的報告書、日記、書信、詩稿等文字資料。該批資料目前一分為二，分別被保存在日本東京、中國上海兩地，其中上海所藏佔大部分比例。這些文獻的曲折命運，更加增添了文獻本身的傳奇色彩。

　　宗方去世后，其遺留資料由其夫人宗方由起子帶回東京。1939年，宗方的學生、東方通訊社社長波多博為了編寫宗方傳記，借用了大部分資料帶回上海，計劃進行整理和出版。還未完成，便遭遇日本戰敗，波多博被引渡回國，而這些資料也散落在了上海，流入民間。

　　1957年，這批銷聲匿跡十多年的資料又重見天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前身）的年子敏先生在蘇州一個舊書店裡發現了這批資料，於是購回歷史所收藏。經過裝訂整理后，成為了今天所看到的24冊資料。現存於上海歷史所的宗方文書，涉及文本種類繁多，包含信息量巨大，時間始於1887年，止於1923年1月15日，極少間斷，幾乎涵蓋了宗方在中國的所有活動，史料價值極高。中日恢復邦交后，宗方小太郎的女婿宗方丈夫還試圖到中國尋找失落的資料，甚至通過原《朝日新聞》社長長谷部忠的關係，拜託郭沫若調查其下落，但也無果而終。

　　遺留在中方的這批資料沉睡了數十年，其整理翻譯也用了整整一個甲子的時間。據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馬軍研究員介紹，上世紀50年代末，歷史所前輩學者吳繩海便已開始著手這批文獻的翻譯整理。到80年代，吳繩海與馮正寶共同研究翻譯這部文獻，出版了部分內容，並發表了若干論文。此後雖有個別學者對這批文獻表現出了興趣，但這批文獻的翻譯難度之高、翻譯工作量之大人所共知，系統性的翻譯一直有待推進。

　　直到2012年，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甘慧傑開始對這批文獻進行整體性翻譯。憑藉良好的日語功力和歷史專業知識，其耗時三年，克服了諸多困難，最終完成了這項艱巨的翻譯工作。用馬軍的話來說，結合翻譯的高難度和給學術界留下的福祉，宗方文獻的翻譯是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建所以來最重要的翻譯成果之一。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宗方小太郎日記（未刊稿）》終於在2016年底出版，這一批沉睡近百年的密檔終於公開。

　　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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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間諜那麼簡單

　　宗方小太郎是最早的「中國通」之一，是近代中國諸多重大歷史事件的親歷者，是近代中日關係、甲午戰爭、日本侵華等研究領域無法迴避的人物。他的日記作為反映其生平活動和時代背景的一手史料，具有極大的研究價值。國內史學界吳繩海、馮正寶、李吉奎、桑兵、熊月之、戴海斌等學者的研究已經從不同角度涉及了宗方。當宗方日記被放置在多個研究視野中，仔細梳理其一生的活動和思想，我們可以發現，宗方小太郎不止是一個間諜那麼簡單。

　　宗方在他的日記中展現出對中國認識的逐漸深化，從單純的情報刺探轉變為系統地提出了對華策略。如果說早期日本間諜的主要目標為獲取情報，之後則轉而更加註意對中國局勢的掌控。這種變化，一方面是其本人思想的轉變，另一方面也可體現中日國力對比的變化和政治格局的演變。早期在華間諜的思想和作為，給此後日本的對華政策造成了深遠的影響。作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宗方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對象。

　　由於宗方日記的長期沉睡，目前學界對宗方的認識還相當有限，而宗方日記內容的豐富性和複雜性，使得這一資料還有待更多方家的研究利用。可以預見，宗方日記的出版將為中日雙方的學者提供研究上的便利和更多可能性，既可提供研究使用的重磅材料，又可為精彩的創作材料，通過人物傳記、影視作品引來更多關注。未來有關宗方小太郎和近代日本在華團體、近代中日關係、近代日本對華政策的研究將進一步深入，對這段歷史的認知也將更加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