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區別一度關係重大。我們將農業的發明與古代國家的興起相聯繫,但正如斯科特在即將出版的新書《Against the Grain》中所指出的,具體作物關係重大。小麥非常適於支撐國家軍隊和稅務稽查員:小麥的收割時間可預測,且可以儲存——便於沒收。木薯則不是這樣。木薯可以留在地里不收,需要的時候再挖出來。假如遠在天邊的某個國王想要對木薯徵稅,他的軍隊得去把地里的木薯一個個找到、挖出來。農業讓強大的國家成為可能,但這農業始終得是種植穀物的農業。「歷史上沒有『木薯』國家的記載。」他寫道。
來自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一個團隊發表了一篇新的研究論文,試圖探索這個問題:一個國家的產品結構,如何可能影響收入不平等這個關鍵的經濟結果?這個團隊的成員包括《增長的本質》(Why Information Grows)一書作者塞薩爾•伊達爾戈(César Hidalgo),關於他的研究我寫過多篇文章。過去幾年裡,伊達爾戈一直在嘗試利用源自物理學(而非經濟學)的統計方法,來測繪他所稱的「經濟複雜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