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GDP」神話與歷史想象的現實背景

魏峰 青年史學家

　　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在全球經濟總量佔比的上升，使追溯中國歷史上經濟發展的軌跡也日益成為研究熱點。隨著彭慕蘭、王國斌等海外中國研究學者的著作被引入國內，拋棄西方中心論、重新估算中國歷史上經濟總量也為學者所重視。①宋代由於被稱為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高峰時期，因此也有一些研究對宋代的經濟總量進行估計。但是，當這些估算還在學界進行討論時，其結論卻因為傳媒而在學術界之外迅速傳播，並被不斷加工、放大，集中體現就是所謂「宋代GDP的全球佔比」論，目前已出現「四分之一」論、②「二分之一」論，③更有所謂的佔世界80%④的說法，宋代經濟之輝煌，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

　　由於這些說法基本無科學性可言，學術界向來未予置評。但考慮到它們經過一些媒體有欠慎重的廣為傳播，可能造成不應有的誤解，以致嚴肅的學術研究被娛樂化，下文略作回應，通過回溯以上數據的理論背景及其產生方式，以揭開「宋代GDP神話」的神秘面紗。⑤

　　

　　疏離：方法與資料

　　GDP，也就是國內生產總值，是現代經濟核算體系中的核心指標，是對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在一定時期內(一般為一年)國民經濟活動總成果的計算，反映該區域的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GDP核算有生產法、收入法、支出法三種計算方法，理論上三種方法計算出的結果應當一致。1968年聯合國通過《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新SNA)，GDP計算體系逐步推廣到世界各國，中國於1992年採用國民賬戶體系統計GDP。

　　國與國的GDP要實現國際比較，通常應滿足三個條件，「一是指標的概念定義、計算方法應一致；二是用同一貨幣單位來表示；三是用相同的價格來衡量，剔除各國之間價格水平的差異。」⑥最初國際比較是採用匯率折算。如中國與美國進行GDP比較，就將人民幣依匯率折算為美元進行比較。為了克服匯率波動影響，國際上又引入購買力平價(簡稱PPP)，即選擇合適的「一攬子」產品(包括貨物和服務)，將GDP按支出法分為居民最終消費支出、政府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及貨物和服務的凈出口四大類別，然後將每個大類再分成若干細類，通過複雜的計算比較形成GDP的購買力平價比率，換算一國的GDP。而為了展開國際橫向比較，聯合國、世界銀行自1968年開始組織了一項名為國際比較項目(簡稱ICP)，目的就是以購買力平價為貨幣轉換係數，進行GDP規模和結構的國際比較。自1983年起，在安格斯·麥迪森(AngusMaddison)等人倡導下，荷蘭格林根大學設立了產出和生產率國際比較研究項目(InternationalComparisonofOutputandProductivity，簡稱ICOP)，開展生產法購買力平價的理論和實證分析。從國與國比較，到統計GDP全球總量中各國佔比，其複雜性可見一斑。

　　GDP作為國民經濟統計體系，「是與現代官僚體制的國家對於理性管理的需要相聯繫，並且技術上成為可能而產生的，特別是需要有統計和經濟決策機構在現代化國家中的設立」。⑦顯然，在今日的技術條件下，要確定一個國家的GDP和其GDP在世界的佔比，也需要依靠各級政府組織大量規範的統計、相對統一的平價尺度，還需要通過極其複雜的計算體系，才能實現確定某一個國家GDP在當年國際經濟總量所佔比重的統計。即使具備了這樣的技術和統計方法，以中國為例，其GDP的統計結果仍有諸多爭議。⑧

　　自庫茲涅茨規範GDP統計辦法后，GDP就因其統計相對規範、系統和科學，引發包括中國學者將其應用到中國GDP方面的研究。劉大中、葉孔嘉、巫寶三在20世紀40年代即開始對中國1930年以後的GDP進行研究。⑨而前提是1933年劉大中主持了工業普查，該普查因其廣泛性和準確性為中外學界所稱道。⑩但是，由於對佔GDP較大比重的農業沒有規範的數據統計，劉大中與巫寶三又分別採取了不同的資料和估算方法，導致兩人估算出的總GDP數據差異極大。(11)此外，張仲禮、(12)葉孔嘉、珀金斯、費維凱、羅斯基等的研究，曾對近代某些年份的中國GDP進行過估算，但是是否能得出逐年的估算仍有疑問。(13)

　　顯然，無論是研究當代還是研究歷史的GDP，相對規範、連續的統計數據是進行合理統計或者估算的基礎。但是，中國保留下的歷史資料，有關經濟、人口的各類數據並不符合現代GDP估算的要求，如人口在不同時期實際所指的或是成年男子，或是全部男性人口，而土地畝產不同時期和地區間差異也是極大的。即使是明清時期保留下的一些數據資料，具體研究中進行謹慎估計，應用購買力平價方法進行統計，也有極大誤差。(14)

　　唐宋時期統計數據的缺乏程度更甚於明清時期，但是卻不妨礙一些學者做大膽的GDP估計，其代表就是安格斯·麥迪森。如前文所述，他是國際比較研究項目的倡導者。他在《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一書中估算了中國的人均GDP，在公元元年至公元960年的近千年時間裡，中國人均GDP是450美元(國際元，1990年美元)。(15)

　　這一數據意味著什麼呢？這就必須提到麥迪森各類以GDP為名的估算常用的工具，即最低生存(subsistenceassumption)，以此作為人均GDP的最低值。但是「依據1990年的幣值，一磅小麥麵包約0.7美元，那麼麥迪森的400美元相當於每人每天1.6磅的白麵包，大約1500大卡的熱量，這是一個出奇低的收入」。假設一年工作300天，勞動人口是總人口的40%，薪金占國民收入的70%，「那麼人均GDP為400美元的工人日薪相當於3.4磅麵包，而在1440年的英格蘭，一個農場工人的日薪相當於20磅的麵包，是麥迪森估計的6倍。」(16)也就是說，公元960年北宋建立時，中國的人均GDP也就比最低生存線高了50美元，而這比英格蘭的農場工人仍然低的離譜；至於為什麼高了這50美元，他並沒有解釋。

　　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中，麥迪森對1820年之前世界主要國家的GDP、人口等數據，主要來自他本人的「猜」，能得到的統計數據主要來自1500年以後西歐國家的資料，因此其統計的誤差必然遠大於對近代相關國家的GDP估算。(17)而在比較各國GDP時，歐洲地區的數據始於1820年，非洲地區數據則是1950年，而統計出口和勞動力收入卻是採用以發達國家的基準年數據。經過他的比較，中國在1950年的人均GDP甚至低於公元1000年。而將GDP直接以國際元(1990年美元)折算更是受到學者批評。(18)

　　顯然，當麥迪森面對缺乏最基本數據的歷史時期，關於GDP核算的規範統計、GDP國際間比較複雜的統計都被輕率地拋棄了，以至於直到目前，他到底用了哪種GDP核算方法、具體運算方式為何，竟然沒有明確結論。(19)

　　

　　宋代GDP：如何可能

　　不難發現，有關宋代GDP的各類驚人估算，大都來自於麥迪森的相關研究。宋代之所以為麥迪森在內的研究者所關注，一個重要理由是宋代發生了所謂經濟革命。按照伊懋可的總結，這一經濟革命包括農業革命、水運革命、貨幣與信貸革命、市場結構與都市化的革命和科學技術革命等多個方面，並把宋代中國推進到當時世界經濟文化發展的最前列。

　　但是，這些足以產生社會結構性轉變的革命可曾發生？李伯重教授對史料所載宋代畝產等數據研究后證明，南宋江南平均畝產量應僅為1石左右，支持所謂農業革命的高達5-6石的畝產多系個別孤例，「宋代江南農業革命」只是一個「虛像」。(20)與之相似，所謂宋代的都市化革命的觀點同樣脆弱。包偉民教授在全面綜述宋代城市研究的相關論著后指出，由於對「城市化」等現代概念的泛化，並以此描述宋代城市，完全喪失了原有概念的特指性與明確的歷史規定性。而文學化的城市人口描述與人口實態也有極大反差。例如南宋鎮江府，時人詩文稱其「鐵瓮城中十萬家，哀弦促管競繁華」，實際人口僅在一兩萬戶之間。如果宋代城市人口的確達到了佔總人口的20%甚至30%，當時的農業生產是否有能力供應足夠的商品糧，包括生產與運輸？(21)

　　變革既未發生，麥迪森把960年後宋代人均GDP從450美元提高到600美元顯然缺乏基礎。當然，為什麼提高的是150美元而不是200、300美元，這種計算是如何得出的，他照例秘而不宣。

　　事實是，宋代史料雖然汗牛充棟，但是在各類史料中卻幾乎找不到可以比照規範GDP核算的年度數據。從宋代人戶口統計系統的目的來看，除了賑災戶口統計系統外，其他都是為國家和地方官府課稅、科差、治安、征役等提供勞動力依據，因此數據反映了何種人口計算方式引起了較多討論，由此產生出「男女通計說」、「男口說」、「漏口說」、「析戶說」與「戶數虛增說」、「丁口說」等不同觀點。(22)雖然學者研究發現宋代賑災戶口的調查統計是統計全部人口，但是宋代賑濟(賑災)戶口統計制度化始自乾道七年(1171)年，(23)此前尚未制度化。賑災戶口統計也有其弱點，由於不可能會同時發生波及全國的嚴重災荒，自然見不到登記了全國人口的數據。(24)由此得出相對準確的宋代全國的人口數據非常困難。與此類似，相對準確地統計出宋代某個年份的全國性平均畝產、糧食價格等符合GDP統計要求的數據，同樣無法做到。而自北宋至南宋滅亡，疆域變動和由此帶來的人口變動尚未考慮在內。

　　宋代相關資料的缺乏，不但無法進行GDP的統計，甚至進行估算亦無可能。

　　既然無法科學合理地估算宋代的GDP，那麼要統計出當時全球的GDP，進而算出宋代在其中的佔比，豈非天方夜譚？這就是為什麼麥迪森關於宋代GDP的估算，正如他自己所說，主要是靠猜。此外，關於宋代GDP為2280億美元的說法，(25)因其推算的荒唐可笑，根本沒有從學理層面討論的必要。由此可見，當下頻繁見諸媒體的各類宋代GDP的估算，從數據到方法，實際與「GDP」這一國民經濟統計體系有天壤之別。

　　

　　宋代GDP估算：價值幾何

　　GDP之所以為各類社會經濟研究所重視，在於其數據依靠規範的統計和計算形成的統計體系。因此，中國經濟史研究者期望採用GDP統計，以避免既有的中國經濟史研究以定性和描述為主的缺陷，並建立與西方比較的「客觀中性的比較標準」，(26)已在近代經濟研究中獲得重要成果。

　　可是，以麥迪森為代表的宋代GDP論者，僅靠二手研究資料就「猜」出了一個遠超世界其他地區的輝煌宋代，其所謂GDP徒有其名，而無其實，不過是用GDP包裝起來的「想象」。這個包裝起來的「想象」，缺乏紮實的考證和研究，與定性和描述的宋代經濟研究成果相比，不但沒有更為準確地展現宋代社會經濟的狀況，反而與史料所呈現的宋代社會經濟狀況相距甚遠；不僅沒有深化人們對這段歷史的認識，反而帶給人們極大誤導，以致有人以為小康社會早在宋代就已出現！

　　令人意外的是，這個用GDP包裝的宋代「想象」卻得到了媒體的厚愛。因為各種原因和需要，這個「猜」出的歷史數據，被輕信並傳播。它看似簡單，卻有科學的外殼；它看似輕率，卻有海外經濟學家的美麗光環；更因為其聳人聽聞，滿足了人們對遙遠時代的美好想象。

　　所謂宋代的GDP估算，不應僅僅因為有了這個包裝就具備了「科學性」，更不能據此去推論得出其他一些更為驚人的論斷。正如吳承明先生所強調的：「計量經濟學方法用於經濟史研究，其範圍是有限的。在這個範圍內，我主張要用它來檢驗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創立新的論點。」(27)

　　宋代GDP的神話背離了GDP研究的基本原則和方法，與既有宋代社會經濟研究相去甚遠，它所帶來的喧囂，必然為理性思考所取代。不過，國人為什麼會對西方學者一些遠離中國歷史實際的猜想如此感興趣，並廣為傳播，則值得我們深思。這是否類同於阿Q「祖上先前也闊過」的心理，但在某種程度上，這或許是國人對現今中國經濟地位的某種不自信，轉而從歷史上去尋找榮耀。當然，這場關於宋代GDP神話的喧囂，如果可以成為促進國人理性思維的一個反面教材，也許仍然可以顯現它的某些意義。

　　註釋：

　　①《中國經濟史研究》編輯部就GDP這一指標能否運用於中國經濟史研究，以及如何運用GDP方法來研究中國經濟史，聯合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清華大學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心和南開大學經濟史研究中心，召開了「中國經濟史中GDP估算的資料來源與理論方法研討會」，相關發言刊載於《中國經濟史研究》2011年第3、4期。

　　②主要為安格斯·麥迪森的觀點。

　　③大河報社主編：《厚重河南》第6輯，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40頁。

　　④袁騰飛：《兩宋風雲》，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⑤有關宋代GDP說法的批評，已有張邦煒《不必美化趙宋王朝——宋代頂峰論獻疑》，《四川師範大學學報》2011年第6期。

　　⑥余芳東、任若恩：《關於中國與OECD國家購買力平價比較研究結果及其評價》，《經濟學》2005年第3期。

　　⑦杜恂誠、李晉：《中國經濟史「GDP」研究之誤區》，《學術月刊》2011年第10期。

　　⑧伍曉鷹：《中國國民經濟核算問題和相關研究關於中國GDP水平和增長表現的不同估計及其含義》，文載岳希明、張曙光、許憲春編：《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研究與爭論》，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

　　⑨吳承明：《中國GDP的故事》，《經濟學家茶座》2002年第4期。

　　⑩孫大權：《中國經濟學的成長：中國經濟學社研究1923-1953》，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版。

　　(11)徐滇慶：《第二還是第六？——中國經濟規模的底線》，《經濟學動態》2004年第7期。

　　(12)張仲禮的估算是依靠1933年工業普查的推算，吳景平主編：《近代中國：經濟與社會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頁。

　　(13)劉佛丁、王玉茹：《關於中國近代國民收入研究的狀況和展望》，《天津商學院學報》1998年第3期。

　　(14)王哲、王玉茹：《購買力平價法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中的運用初探——中國經濟史研究中GDP估算筆談之三》。

　　(15)麥迪遜著、吳曉鷹譯：《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960-203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頁。　　

　　(16)GregoryClark,BookReviews,TheJournalofEconomicHistory,69(4)(Dec2009),1156-1161.

　　(17)GiovanniFederico,Theworldeconomy0-2000AD:Areviewarticle,EuropeanReviewofEconomicHistory,Vol.6,No.1(April2002).(18)LeandroPradosdelaEscosura,InternationalComparisonsofRealProduct,1820-1990:AnAlternativeDataSet,ExplorationsinEconomicHistory,37,2000,1-41.

　　(19)劉逖：《前近代中國總量經濟研究(1600-1840)》，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0年，第25頁。

　　(20)李伯重：《「選精」、「集粹」與「宋代江南農業革命」——對傳統經濟史研究方法的檢討》，《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1期。

　　(21)包偉民：《唐宋城市研究學術史批判》，《人文雜誌》2013年第1期。

　　(22)吳松弟：《宋代戶口調查統計制度研究述評》，包偉民主編：《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

　　(23)李華瑞：《抄劄救荒與宋代賑災戶口的調查統計》，《歷史研究》2012年第6期。

　　(24)吳松弟：《中國人口史》第三卷《遼宋金元時期》，「賑濟戶口統計系統」，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頁。

　　(25)望江湖：《富甲天下的大宋王朝》，《商業文化》2008年第12期。

　　(26)李伯重：《中國的早期近代研究——1820年代華亭婁縣地區GDP研究》，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7頁。

　　(27)吳承明：《經濟史：歷史觀與方法論》，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