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調員」試點7年見證器官捐獻之變

近年，在北京部分醫院，「器官捐獻協調員」悄然誕生，王璐便是其中之一。在患者逝世之際，這些「協調員」負責向家屬普及器官捐獻的理念，並最終協助完成捐獻流程。同時，他們還會奔走在各醫院之間，為ICU里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尋找捐獻來源。

北京佑安醫院器官捐獻協調員王璐。新京報記者 薛珺 攝

　　公眾接受度大幅提高，但器官移植供需缺口明顯
　　清明將至，一則視頻在網上悄然走紅。視頻的主人公叫王璐，來自北京佑安醫院，她從事的並非普通救治診療工作，而是一份跨越傳統的醫者界限、觸及倫理層面的「新職業」。
　　近年，在北京部分醫院，「器官捐獻協調員」悄然誕生，王璐便是其中之一。在患者逝世之際，這些「協調員」負責向家屬普及器官捐獻的理念，並最終協助完成捐獻流程。同時，他們還會奔走在各醫院之間，為ICU里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尋找捐獻來源。
　　在全國，首批協調員設立至今已近7年，他們推動並見證了遺體器官捐獻觀念的演變。去年以來，包括深圳女童羅一笑、媒體人曲昌榮、「椰子姑娘」等，這些被記住名字的逝者，都與器官捐獻相關。
　　最新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共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4080例，捐獻大器官11296個，較2015年提高近50%，年捐獻量居世界第二。不過，在每年有2萬人等待新的器官以延續生命的當下，我國器官移植供需缺口依然明顯，這些協調員們，可謂任重道遠。
　　「我希望能救下你的一部分」
　　在佑安醫院ICU病房裡幹了5年之後，醫生王璐「改了行」。
　　那是2010年，我國首批「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誕生，佑安醫院也開設協調員崗位。這些協調員多為來自各科室的醫務人員，主要任務包含識別捐獻者、與家屬進行溝通、協助完成整個捐獻過程。
　　王璐協助捐獻出的第一顆腎臟，來自一位11歲的浙江女孩。
　　2012年春節，女孩來京與打工父母團聚時，被開卡車的父親倒車時撞傷頭部，造成嚴重的腦外傷。女孩在佑安醫院ICU接受了兩周治療，因傷情嚴重於事發后第15天失去生命體征，全腦死亡。
　　王璐記得，女孩去世那天上午，她的父母哭得撕心裂肺，本該向夫妻倆提出器官捐獻的王璐一句話也說不出口，但是到了下午，他們主動找到王璐，同意捐獻。「很想回報社會點什麼。」在王璐的幫助下，夫婦倆在同意書上籤了字。他們說，想通過這樣的方式，讓女兒留在北京。
　　當時，主動為逝者捐獻器官的家屬還不多見。王璐記得，捐獻當天，很多醫生趕來為女孩送別，許多人在現場泣不成聲。
　　這位女孩所捐獻出的肝臟、腎臟、角膜總共拯救了三條生命，讓兩人重見光明。像這樣的器官捐獻案例，近7年來王璐一共完成了30多例。「我救不了你的全部，但希望能救下你的一部分。」王璐說。
　　被同行驅逐的「協調員」
　　擁有ICU大夫經歷的王璐，比常人更能直觀理解「器官捐獻」的急迫。她說，自己在ICU見過很多患者，包括一些年輕人，都在等待匹配的移植器官，有的就在等待中死去。
　　不過，這份新工作遠沒有她想象中那麼順利。
　　在北京各個醫院的ICU病房，每天都有患者因救治無效逝世，「潛在待捐」案例便存在於這些患者之中。王璐需要奔走於北京市各大醫院，向同行傳播器官捐獻理念，並爭取合作機會。但在最初，即便是她的醫生同行，不認可的也不在少數。
　　她曾不止一次被同行當面「驅逐」。
　　有一次，王璐前往一家大醫院，想與相關負責人商談器官捐獻的事情，等候所有患者就診完畢，她上前剛說了開場白，對方便回敬了乾脆的兩個字「出去」。
　　還有同行質問她是哪個科室的醫生，直言「我這兒是救人的，你是來幹嘛的」，似乎她玷污了醫生救死扶傷的職業榮譽。
　　最難過的時候，王璐曾哭著跑回佑安醫院。她說，自己作為一名年資不低的大夫，沒有想過有一天會被人「像趕垃圾一樣趕走」。
　　面對逝者家屬，王璐遇到過更加激烈的拒絕。
　　佑安醫院曾有一位女性患者腦瘤晚期放棄治療，丈夫想捐獻妻子的器官，但是處於悲痛中的患者母親反應強烈，知道此事後在辦公室將王璐罵了近兩小時，認為醫院沒能將女兒救活、還想摘取女兒的器官，「良心都被狗吃了」。
　　家屬質疑「只是想要患者器官」
　　器官捐獻必須取得逝者父母、子女、伴侶等親屬的同意方能進行。來自佑安醫院的統計顯示，2016年，該院共接到近300個捐獻電話，初篩通過後協調員外出共190多次，其中只有40多例達到待捐狀態，最後成功捐獻僅20餘例。
　　在通過初篩的190多人與達到待捐狀態的40人之間，有150多人最終放棄捐獻，多半是因為家屬不理解。「只要家屬有意願，來一個家屬協調員就去講一次。」王璐說，為一個案例跑上四五次是常有的事。
　　北京友誼醫院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吳平記得，去年4月，一位51歲的高血壓患者因嚴重腦出血而腦死亡，醫院協調員取得了其子女的同意，但患者的伴侶卻不能接受，理由是「不能讓老伴在陰間缺肝少腎」。
　　家屬的不理解，除了源自對親人罹難的悲痛情緒、新舊觀念的激烈碰撞，還包含對這些「協調員」動機的懷疑。
　　同為協調員的北大人民醫院肝膽外科主任醫師高傑說，他曾被家屬質疑「只是想要患者的器官、因此不會全心全意救治患者」。
　　除了家屬的因素，另一重「考驗」還包含對捐獻者的身體評估。按照要求，捐獻只能發生在捐獻者死亡之後、器官衰竭之前，且捐獻者需要符合一定標準，包括年齡低於60歲，原發病為腦外傷、腦出血、顱腦腫瘤等腦部疾病，且無惡性腫瘤、傳染病、吸毒史、嗜血細胞綜合征等禁忌症等等。
　　「單槍匹馬」變團隊作戰
　　為了提高器官捐獻的成功率，醫院及協調員們也各出「大招」。王璐說，為了與家屬更好地溝通，協調員們曾專門出國學習過包括肢體語言在內的交流技巧。
　　但在王璐看來，這些「技巧」能夠更好地幫助家屬理解何為器官捐獻，卻很難改變家屬的固有觀念。普遍來說，受教育程度較高、年齡較小、城市的居民，要比受教育程度較低、年齡較高、農村的居民更能接受器官捐獻。
　　這些年，社會觀念也在不斷轉變。國家衛計委曾表示，2010年前後，我國公民逝世后捐獻的器官佔到器官來源總量的比例幾乎為0。而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3月26日，中心已見證成功捐獻10986例，救治器官衰竭患者30213名，有229144人登記成為器官捐獻志願者。
　　王璐的直觀感受是，相比2010年，公眾對器官捐獻的接受度提高了不止1倍。一開始，被患者和醫生拒之門外是家常便飯，現在王璐每周都能接到主動諮詢及提供線索的電話，佑安醫院的協調員也從她「單槍匹馬」變成了9個人的「團隊作戰」。
　　醫院ICU應與OPO建信息系統
　　根據國家衛計委公布的名單，全國有165家醫院被批准開展人體器官移植項目（不包括心臟死亡器官捐獻試點醫院），北京有20家，其中佑安醫院、友誼醫院、北大人民醫院、協和醫院、安貞醫院等均設立了協調員崗位。
　　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業務部副部長高新譜介紹，器官捐獻剛開始試點時，全國僅有協調員100多名，截至2015年，這個數字超過1500名，已經翻了15倍。
　　不過，這個數字仍顯不夠。雖然不少三級大醫院設置協調員，但潛在捐獻案例不僅出現在三級醫院的ICU中，還可能出現在二級、一級醫院。想要協助捐獻更多器官，協調員不得不一家家搜尋，但是這種搜尋耗費人力物力、往往收效甚微，即便運氣好「撞上」了案例，也可能錯過最佳捐獻時間。
　　友誼醫院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吳平透露，儘管友誼醫院整體移植例數每年高達上百例，但其中捐獻移植僅佔10餘例，平均每年仍有100多位病人在排隊等待肝移植，器官需求與供給嚴重失衡。為此，醫院的8名協調員手機24小時開機、隨時準備趕往各醫院ICU接觸潛在案例，但友誼醫院大部分供給器官仍來自外地。現有的8名協調員並不夠。
　　2013年，高傑所在的人民醫院開始設置協調員，他是其中之一。作為一名主任醫師，高傑平均每天會有1-2台手術，肝膽外科多肝癌、胰腺癌等疾病的大手術，一台手術往往就要持續5-6小時，此外，他還要參加醫院會議、科研與大學教學，每周一與周四，要出全天與半天的門診，手術一直排到晚上，由於「忙得連喝水的時間都沒有」，前段時間他出現腎結石，高燒且尿血。這樣的工作強度下，他沒有更多時間聯絡一級、二級醫院。
　　解決之道在哪裡？吳平與高傑認為，單純增派人手無法解決根本問題，理想的方式是建立各醫院ICU與OPO（人體器官獲取組織）之間的信息系統，由各ICU定時向OPO報送患者信息。這種機制下，OPO能夠主動掌握潛在案例，不用再一例例搜尋，且能更加及時地介入、與家屬進行溝通。（轉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