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夫人江冬秀的識見

　　作者：楊建民 水煮歷史

　　【「不忍傷幾個人的心罷了」】

　　說起胡適的婚姻，有人總覺著胡適這樣的大師，娶了個「舊式」小腳太太，與他新文化倡導者的身份頗為不符。舉一個例子，知名學者夏志清就在《胡適雜憶》（唐德剛著作）的序言里直言不諱：「在表面上看來，胡適夫婦恩愛白首，非常幸福，但我總覺得江冬秀女士不能算是我們一代宗師最理想的太太，二人的知識水準相差太遠了。」他認為江冬秀常常打麻將，弄得胡適工作情緒不佳，在精神上顯出老態：「太太一打牌，家裡客人多，胡適既無辦公室可去，要靜心讀書寫文章，也不可能了。這樣長期伺候太太打牌，胡適即使有早年的壯志雄圖，也消磨殆盡了。」1920年，胡適寫了一首《我們的雙生日（贈冬秀）》的詩：

　　他干涉我病里看書，

　　常說：「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惱他干涉我，

　　常說：「你鬧，我更要病了！」

　　我們常常這樣吵嘴——

　　每回吵過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們的雙生日，

　　我們訂約今天不許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詩，

　　他喊道：「哼！又做什麼詩了？」

　　要不是我搶的快，這首詩早被他撕了。

　　從詩里，夏志清更是看出：「這雖是首幽默詩，我們也看得出二人婚後精神上毫無默契。」

　　可有意思的是，胡適本人卻不這樣看。

　　他曾十分認真地與人探討過這個問題。1921年8月30日，胡適的老朋友、商務印書館老一輩人物高夢旦在請胡吃飯時，談到了他的婚事。高夢旦說，許多舊式人物都恭維胡適不違背「婚約」，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高坦承自己之所以敬重胡適，這是原因之一。胡適問：這件事有什麼難能可貴之處呢？高回答：這是一次「大犧牲」。胡適卻說：我平生所做之事，沒有一件比這件事「最討便宜」的了，有什麼「大犧牲」？高問他：為何說此事「最討便宜」？胡適這樣解釋：當初我並不曾準備作什麼犧牲，不過是不忍傷幾個人的心罷了。假如我那時忍心毀約，使這幾個人終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責備，必然比什麼痛苦都難受。說到家庭，他認為「其實我家庭並沒有什麼大過不去的地方。這已是佔便宜的，最佔便宜的，是社會上對於此事的過分讚許……我是不怕人罵的，我也不曾求人讚許，我不過行吾心之所安罷了……若此事可算犧牲，誰不肯犧牲呢？」

　　從這段交談中，我們起碼可以得知這樣的事實：胡適的婚姻，並非他人認為的那麼不和諧；社會對其婚姻的大力肯定，更使胡適獲得了精神上的愉悅。兩重的獲益，在他看來，怎麼能說是「犧牲」呢？

　　但作為外人，確實很難相信他們之間會有理想的婚姻生活。胡適曾留洋，歸國即為北京大學教授，又以倡導新文化名噪天下。可他卻和一個基本不識字（訂婚後在胡適的一再要求下，才略略識得不多字）的「小腳」女性成婚，豈不「太不和諧」了嗎？當然，婚姻和諧與否，起作用的因素頗多，我們似乎可以從其

　　妻子一方去探求，看能否有所收穫。

　　

　　【大方向上有眼光、有見解】

　　儘管別人說了許多話，可胡適卻不認可，其中緣由，是否與夫人在大方向上有眼光、有見解相關呢？先講一件事。胡適一生雖然頗為幹練，有相當的議事、辦事能力，可絕大多數時間，他都待在大學，以教書著述為生。抗戰開始后，政府當局急需一個駐美大使，這份差事最終落到胡適身上。胡適愛護清譽，在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懇請之下，糾結很久才接受下來，「國家際此危難，有所驅策，義何敢辭」。接受駐美大使職務后，胡適寫信告訴夫人江冬秀（此時胡適在西方各國開展演講等活動，爭取獲得對中國抗戰的同情及援助）：「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現在國家到了這地步，調兵調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沒有法子逃，所以不得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隨後他表示：「我聲明做到戰事完結為止。戰事一了，我就回來仍舊教我的書。」儘管如此，江冬秀仍很不滿意。她在回信上規勸胡適「一定回到學術生活上去」，還自責：「我恨自己不能幫你助一點力，害你走上這條路上去的。」胡適寫信保證：「我將來要做到這一句話。」還說：「現在我出來做事，心裡常常感覺慚愧，對不住你。你總勸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這是你在幫助我。若是不明大體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在大事面前的態度，胡適與江冬秀一致，這是他們婚姻牢固的重要基礎：「你跟我二十年，從不作這樣想，所以我們能一同過苦日子。所以我給新六（註：族人）信上說，我頗愧對老妻，這是真心的話。」

　　1940年4月，有人給在上海的江冬秀道賀，說胡適要回國當中央研究院院長了（接替剛剛去世的蔡元培），她一聽，急忙給胡適寫信：「你千萬那（拿）定主意，不要耳朵軟存（甚）棉花。千萬你的終止（宗旨）要那（拿）的（得）定點，不要再把一支（只）腳躂（踏）到爛呢（泥）里去了。再不要走錯了路，把你前半身（生）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毀在這個年頭上。」在美國的胡適複信：「你談起中央研究院的事，此事外間有許多傳說，我無法過問，也無法推辭。我並不想做院長，但我此時若聲明不幹，那就好像我捨不得現在的官了。所以我此時一切不過問。」

　　出任駐美大使之後，胡適還有多次出任外交部部長、駐外大使、行政院院長等的機會，他雖偶有猶豫，但終於拒絕，這其中有他的看法，應該也有江冬秀的影響。

　　【辦事利落，仗義疏財】

　　江冬秀還有很多其他女性缺乏的辦事能力。譬如，胡適上兩輩長親的棺木未入土，厝在地上。后通過族人，購下一塊地，1928年時由江冬秀在家主持修造。此事頗為麻煩，從胡適與江冬秀的通信看，前後用了數月功夫，胡適負責寄錢，託名人（鄭孝胥）書寫墓碑等，江冬秀則在當地操辦具體事宜。中間因表述有誤或信函相隔太久，江冬秀還有些抱怨。胡適了解妻子：「真正對不住你，我心裡真不安。但這件事非你辦不了，我同紹之都不行。等你回來，好好的謝謝你。」「你此次替我做了這件大事，我心裡只有感激，一百二十分的感激。」這不是虛譽，這樣具體的家務事，胡適應該不如妻子辦得好。胡適後來在碑文上加了兩行小注，刻石為記：「兩世先塋，於今始就；誰成此功，吾妻冬秀。」互補長短，這也該是夫妻之間合拍的重要之處吧。

　　胡適成名早且名聲大，到他家的友人也多。這就容易出現問題——人情往來的事情，如果都得大忙人胡適本人打理，如何分身？此時做夫人的必然要多擔待。江冬秀雖然識字不多，可處理這些事情，卻有出色的能力。曾在胡適家中住過很長一段時間的羅爾綱，後來回憶道：「我處胡家五年，我卻常常感到，假如適之師夫人是個留學美國的女博士，我斷不能在胡家處五年。我感覺江冬秀師母是個體恤人情的人。我在上海多年都是穿一件衛生褲，隨適之師到了北平，這條衛生褲怎能抵得住北方冬寒？她立刻給我縫了一條厚棉褲。我到北平只穿多年穿的外衣，她把適之師穿的皮衣給我穿。」

　　一個識字不多的女性，在一般人想來，因眼界所限，她也許會不夠大氣。可江冬秀雖然對一些商家不大客氣（譬如出版《胡適文存》等著述的上海亞東圖書館，因為版稅及借款等事宜，弄得胡適不愉快，江冬秀便請人寫信，連續去函催索），對一些她認可的事，卻頗為大度。1938年7月17日，胡適在給江冬秀的一封信里說：「我很贊成你捐二百元給周先生的學堂……你在患難中，還能記得家中貧苦的人們，還能寄錢給他們，真是難得。我十分感激。你在這種地方，真不愧是你母親的女兒，不愧是我母親的媳婦。」這時抗戰剛開始，到處兵荒馬亂，胡適身在國外，江冬秀帶著孩子也從北平逃出，到外地避難。這時，江冬秀還給家鄉學校捐款，且數目不小，這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幾乎在同一時間段，羅爾綱還記述了一件事。抗戰開始，他和同樣受到胡適照應的吳晗一起來到天津，準備候船南歸。江冬秀此時也在天津一周姓人家借居。吳晗叫羅爾綱帶他去向師母（江冬秀）借錢，以便赴雲南大學任教授的職位。開始吳晗說要借300元，羅說100元就夠了，為何要這麼多，吳便解釋要多借200元，留給在北平的袁震（吳晗未婚妻）用。兩人見到師母，說明來由后，江冬秀立即轉身取了300元給吳晗，說：「我送給你。」羅爾綱感慨：「我還不曾見過家庭婦女如此大方哩。所以我認為江冬秀師母是個體恤人情的人。」（《胡適瑣記》）

　　胡適平素待人，三教九流都能談得來。用唐德剛的話說，「胡適之有一種西方人所說的『磁性人格』……但是這種人與人間的吸引力卻是與生俱來的，是一種稟賦」。他的妻子江冬秀，也給許多直接接觸她的人以好印象。唐德剛回憶說：「胡伯母是一位相當爽朗的老太太。和她相比，她那位白面書生的丈夫，反而顯得拘謹。胡老太太向來未叫過我什麼『密斯特』或『先生』。第一次見面，她對我就『直呼其名』。幾次訪問之後，我在她的廚房內燒咖啡、找餅乾……就自由行動起來。」有時江冬秀做了家鄉菜，也打電話招唐德剛「赴宴」。一次，江打電話叫唐去吃「豆渣」，說是一道在美國吃不到的「安徽菜」，要他「趕快來」。唐德剛在赴宴途中怎麼也想不起來什麼是豆渣，等他吃后才明白，那原是做豆腐時剩下的渣滓，加五香雜料炒出，十分可口，是安徽農民最普通的下飯菜。唐德剛少小離家，「竟然把它忘懷了」。

　　

　　【天性「純良」】

　　在美國期間，一次胡適外出，江冬秀在家中廚房燒飯，一個體型彪悍的竊賊，忽然自防火樓梯破窗而入。江冬秀並沒有尖聲呼叫，反而顯得相當沉著，她下意識地走向公寓大門，把門打開，轉身對那悍賊大叫一聲「Go！」那位竊賊看了江冬秀一眼，便真的從門口「Go」了。老太太把門關好了，又徑直返回廚房燒菜去了。這件事，胡適到了晚年還常說給他人聽：「如果她那時喊賊，賊可能會用武器打她的。有了這次事情之後，大家說：『胡太太開門送賊。』」（《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

　　雖然江冬秀起初幾乎不識字，訂婚後經胡適一再督促，她才開始學習識字，開始試著與胡適通信。前面我們引述她的文字，雖然看上去「白字」較多，可意思表達還是清楚的。江冬秀也遺憾自己早年沒有讀多少書（當然，據友人回憶，她讀過很多金庸的武俠小說），她後來的識字水平達到怎樣的程度，有唐德剛的一段文字可為佐證。在美國時，江冬秀就告訴唐德剛自己在寫自傳，當時唐沒太留意。胡適逝世后，江冬秀去了一次美國，她向唐德剛哭訴了一些不平事後，忽然交給他一大卷鉛筆寫的稿子，要他替她「看看」，其中一部分據說還是寄居在曼谷時期寫的。

　　唐德剛談了他讀這份手稿的感受：「我取回在燈下展讀，覺得那份稿子太可愛了。胡老太太不善述文，稿子里也別字連篇，但是那是一篇最純真、最可愛的樸素文學，也是一篇最值得寶貴的原始的社會史料……」江冬秀回憶了她當時婚期已近，如何預備妝奩，大喜之日又如何「上轎」和坐在花轎里的心情等，唐德剛仔細咀嚼后，感嘆道：「這種純真的人情、人性，要以最純真、最樸素的筆頭，才能寫得出來。一經用『才華』來加以粉飾，失其原形，就反而不美了。」

　　說起江冬秀的「純良」天性，胡適的一位近親也很有體會。後來參加新四軍的石原皋是胡適親戚，早年曾在胡適家裡住過一段時間，與江冬秀相熟。當時正值抗戰後期，為安全起見，石原皋送江冬秀回到安徽績溪的上庄村，當時那裡有國軍駐防，也有新四軍的游擊隊經過。安徽省保安司令部的第四團駐紮在此，保安四團白天常常來鎮里抓人，但凡有人被抓，共 產 黨 人便去找江冬秀，「她總是派人拿她的名片去保，將人保出」。胡適在家鄉一帶名氣極大，所以江冬秀拿名片「保人」還是管用的。

　　婚姻本身就是一樁很難經營的人生課題。在外人看來，胡適名氣大，學問不差，按對應的關係，怎麼也該找一個名氣、學問相應的妻子。可倘若胡適真找了這樣一位，各顧各的學問事業，誰來料理家庭一攤子事；誰在他夜半寫文章時，一邊抱怨他不該糟蹋身體，一邊預備好兩個雞蛋，待他餓時開水泡著吃？在大事上能夠想法接近或一致，且意志堅定，對於胡適這樣略有優柔的人，是能起到「寧心定志」作用的。從這些方面看，他們當得起張愛玲的評價：「他們是舊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作者系文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