狙擊手

「李登輝是被三八大蓋兒的子彈打死的。」
「但不是我摳的扳機，我手上沒有板機。」
「李登輝是被三八大蓋兒的子彈打死的。」
「但不是我端著三八大蓋兒打死他的，現場並沒有三八大蓋兒。」
「他不是被槍打死的，他是被一顆三八大蓋兒的子彈打死的。」
「反正子彈鑽進了他的前額，切開了前額的皮膚，撞碎了頭蓋骨，大概還在頭蓋骨裡面攪動了一下，這個是我猜的，我並沒有看見子彈在頭蓋骨里如何運動。」
「當時他突然愣了一下，轉動了九十年的灰色眼珠向上翻，似乎要看見他前額上的那個灼燒成黑色的小洞……別的我不記得了。」
以上是我在法庭上的部分陳述，地點在台北。

第一次走進法庭的時候，我看見庭上庭下，法官律師聽眾法警，一人一頂鋼盔，只我沒有。因此法庭辯論的頭一刻鐘的內容是我那25歲的台灣女律師要求給我配鋼盔，法官同意了。她還真挺替我著想的，其實我選她的原因只是因為她長得挺好看的。
就在李登輝被打死的第二天中午，解放軍宣布將會在24小時以後爆破偽總督府，特告無關人士避讓，以免誤傷。
我正在被收押，屋子裡只有一台舊黑白電視，沒有信號，當然也沒有報紙和電腦，手機也在被關押時交上去了，所以並不知道這條預告，只是聽到了幾十公裡外的一聲巨響，看守告訴我說總督府被爆破了。
「可惜了那一地的漂亮瓷磚。」我說。
「還有心情管那些。」看守小強說：「我是第一次看到從天上飛下一枚飛彈……
我說：那個叫導彈！」
看守小強頓了一頓說：「我們都叫飛彈！」
我說：「那是我們的，當然應該從了我們的說法。」
看守小強問我：「你們，你們到底是誰，為什麼他們還不來救你？」
「你說解放軍，救我？我和他們不是一起的。不是早說了嗎，這是一次事故。」我說。
外面又傳來一聲巨響，嚇得我們倆都把身體往下一縮，監舍外面的看守都在呼喊著跑出門去看，同時也能聽見監舍內看押的各種犯人都在大呼小叫，要求快點放他們出去，他們不想在這裡被炸死。
看守們外面看了一圈，議論夠了以後溜達回來，用警棍敲打著欄桿，警告說：「誰胡鬧，就罰誰！」
我的看守也回來了。這個台南出生的青年被指定為我的專門看守，我一直都不知他叫什麼小強。
「炸了哪裡？」我問他。
「還不清楚，也許是軍用機場。」小強一邊回答著一邊回過頭來仔細端詳著我問，「他們會給你記功嗎？」
「我講過了，」我回答他，「我不是個解放軍，從來都不是。從我接觸李登輝先生開始，CIA和軍統——這單位名字改了吧——就應該調查過我，為什麼從來不阻攔我？」
「就算你和他們不是一起的，你為他們立了這麼大一個功勞，難道他們都不獎賞你嗎？」小強問我。
「你是想認識個共諜好向人民投降吧？」我問。　
「怎麼會，」他說，「我們家鄉的人都很討厭中國人的，就算投降，我們也是最後一批。
「為什麼討厭？」我問。
「你們從大陸過來，殺了好多台灣人的。」他憤憤不平地說。
「又是老蔣讓我們背黑鍋。」我感到無可奈何，「可是你們為什麼不痛恨李登輝，李登輝一直都在老蔣的隊伍里呀！」
小強說：「不管怎樣，他也是台灣人。」
我說：「他是台灣人，可是也參加殺台灣人呢！」
小強想了半晌：「那就是我們台灣人自己的事了，再說李登輝也沒有殺人。」
「午餐吃什麼？」我不打算跟他扯淡了。

電力網路被摧毀，第二次庭審時沒有啟動通風設備，在被告席上坐一會兒我就覺得悶熱，我一直都沒有戴那頂鋼盔——這一次他們發給我的是台灣三軍儀仗隊用的鋼盔，鍍的如鏡面一般光亮，從上面可以清晰的看到我變凸的臉。我掂了掂鋼盔的分量，猜它應該是鋁製的——樣子貨到了緊要關頭不頂事，沒人要就給了我。
「被告你在聽我說嗎？」
三十齣頭相貌可人兒的女檢察官盡量把自己弄得嚴肅些，但她那躲在深綠色鋼盔下的面龐讓我想笑。聽小強說現在有資歷的檢察官都請假不出庭，所以我才攤上了這麼一個年輕可人兒的面孔。
「在聽，在聽，你剛才說什麼？」我問道。
女檢察官問：「你有證據證明那是李登輝的哥哥用過的神龕嗎？」
我說：「有的，李登輝說是。」
「這就是證據？」女檢察官問。
「當然算證據啊，難道還有比當事人認定更有效的證據嗎？」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