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的首都建設規劃

　　1948年年底，隨著解放戰爭的進展，國民黨敗局已定。在這滄桑變化的歷史關鍵時期，何從何去成為擺在中國知識分子面前的一個艱難選擇。這時，遠在美國的費正清夫婦給梁思成寫信：「北平保不住了，共產黨來了，看來台灣也不保險，還是把全家接到美國來吧？」梁思成輕鬆作答：「共產黨也是中國人，也得要蓋房子。我還是為新中國的建設出力吧。」

　　1949年5月，梁思成被任命為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上任伊始他四處寫信，邀請國內建築專家來北京籌建國家建築設計機構。在寫給大學同學童寯的信中，梁思成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清華比北平城早獲解放一個月，從解放的第一天起，解放軍的紀律就給了我們極深的印象，接著與中央方面的種種接觸，看見他們虛懷若谷、實事求是的精神，耳聞目見，無不使我們心悅誠服而興奮。中國這次真的革命成功了，中共政策才能把腐敗的中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況里拯救出來，前途滿是光明，這不是jargon（行話、套話），而是真誠老實的話。現在北平已安定下來，並且已展開了建設工作，北平是新中國的首都，以後需要大量的建築師，並且需要訓練大量的新建築師，我期盼你早早的北來。」

　　

　　梁思成與清華學生在一起

　　1949年5月22日，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在北海公園正式成立。會上形成一份決議，「正式授權梁思成先生及清華營建系師生起草西郊新市區設計」。很快梁思成便寫成了《城市的體形及其計劃》。梁思成的本意是想吸取西方工業化國家百年來的發展經驗，解決中國工業化過程中的城市問題，希望把北京城建成像華盛頓那樣「風景優美、高度綠化、不發展大規模工業的政治文化中心」，「能像羅馬和雅典那樣的世界旅遊城市」。遺憾的是梁思成的這些設想並沒有引起有關方面的重視。

　　1949年9月19日，作為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梁思成致信當時的北平市市長聶榮臻：「榮臻將軍市長：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成立之初，我很榮幸的被聘，忝為委員之一，我就決心盡其綿力，為建設北京而服務。現在你繼葉前市長之後，出來領導我們，恕我不忖冒昧，在歡欣擁戴之熱情下，向我的市長兼主任委員略陳管見。……近來聽說有若干機關，對於這一個主要原則或尚不明了，或尚不知有這應經過的步驟，竟未先徵詢市划會的同意，就先請得上級的批准，隨意地興建起未。這種辦法若繼續下去，在極短的期間內，北平的建築工作即將呈現混亂狀態，即將鑄成難以矯正的錯誤。……我們人民的首都在開始建設的時候，必須『慎始』，在『都市計劃法規』未頒布之先，我懇求你以市長兼計委主任的名義布告各級公私機關團體和私人，除了重修重建的建築外，凡是新的建築，尤其是現在空地上新建的建築，無論大小久暫，必須事先徵詢市計劃委的意見，然後開始設計製圖。若連這一點都辦不到，市划委就等於虛設，根本沒有存在的價值了。」

　　1950年2月，梁思成和留學英國利物浦大學建築學院、師從著名都市規劃大師阿伯克隆比爵士研究都市計劃立法的我國著名規劃學家陳占祥一起，向北京當局遞交了他們草擬的《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議》（即著名的「梁陳方案」）。方案依照古今兼顧、新舊兩立的原則，從佔地面積、交通聯繫、長遠發展等幾個方面詳細論證，建議從北京的長遠發展考慮，應將新的行政中心放在京城西郊，而將擁有眾多文化遺址的舊城完整地保存下來。

　　

　　梁思成、林徽因夫婦

　　同在1950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用手指著廣場以南一帶興奮地對站在身邊的北京市市長彭真說：「將來從天安門上望過去，四面全是煙囪！」毛澤東這句話標誌著梁思成提出的方案最終被否決。

　　此後不久，梁思成便捲入「關於北京城牆存廢問題的討論」。1950年，梁思成寫下《北京城牆存廢問題的辯論》一文。在這篇文章中，梁思成大聲疾呼「城牆不但不應拆除，且應保護整理，與護城河一起作為一個整體的計劃，善於作用，使它成為將來北京市都市計劃中的有利的、仍為現代所重用的一座紀念性的古代工程。」此外，他還用詩意的語言描繪了一幅城牆之上的畫卷：「這應該成為一個全長將近40公里的這麼一個世界上最偉大的環城公園。登上去之後，可以壯闊我們的胸襟，能夠休息人民疲勞的筋骨，壯闊他們的胸襟，古老的城牆確實可以擔負起新的使命。」「環繞北京的城牆，是一件氣魄雄偉、精神壯麗的傑作。它不只是為防禦而疊積的磚堆，它磊拓嵯峨，是一圈對於北京形體的壯麗有莫大關係的古代工程。無論是它壯碩的品質，同北京人民同甘共苦的象徵意味，總都要引起後人複雜的感情。」儘管如此，梁思成的熱情建議和美好憧憬並沒有挽回城牆即將消失的命運。從1952年年底開始，北京外城城牆因為妨礙交通、限制首都的發展而被陸續拆除。

　　整個北京城都在破舊立新。一些建設單位為了改善城內的交通狀況，準備將位於古城北部中心的團城拆除，以便將馬路修得一平二直。梁思成一聽，急了。他苦口婆心地勸說，終於說服了蘇聯專家。可是一些行政領導還是要堅持非拆不可。這時，一向溫文爾雅的梁思成一改往日的書生氣，怒髮衝冠，站起來指著對方的鼻子說：「既然你們認為一定要這樣修一條筆直的馬路，那還有什麼可討論的？不必討論了，就把團城拆掉，把金鰲玉蝀橋拆掉，修一條筆直的馬路通過去好了。」說完話，他離開會場，徑直去中南海西花廳向周恩來總理懇切陳詞。周恩來被梁思成的精神打動，親自帶領蘇聯專家到現場勘察，最後決定團城不再拆除。

　　

　　解放初期梁思成寫給聶榮臻的信

　　梁思成的「上諫」，充其量只能保住一些個別地方，卻不能守護住整座城市。1953年，北京市委在《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要點》中提出「要打破舊的格局給予我們的限制和束縛」，明確指出行政區域要設在舊城中心，並且要在北京首先發展工業。同年5月9日，方案批准。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擔起了解釋拆除工作的任務，為了挽救四朝古都僅存的完整的牌樓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毀於一旦，梁思成與吳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由於吳晗的言論，梁思成被氣得當場失聲痛哭。他不理解為什麼解放當初解放軍寧可流血犧牲也要保護古建築，現在當家做了主人卻反倒要去拆北京城？一氣之下，梁思成再次找到了周總理。可是這次他沒那麼幸運。當梁思成指著牌樓，對周總理感慨地說：「你看，在夕陽西下的時候，通過這個廟看過去，是非常非常美的景緻。」總理笑了一笑，沒有正面回答他的問題，只是淡淡地回了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梁思成哪裡知道，此時的周恩來也已經沒有辦法了。因為毛主席已經定下調子：「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無奈之下，梁思成只好留下了滾滾熱淚。

　　

　　北京的牌樓

　　山雨欲來風滿樓。1955年，《文藝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梁思成在民族形式問題的錯誤》的文章：「梁思成口口聲聲是『對人的關懷』，但他的『理論』和他的所作所為，都徹底地證明了他根本缺乏『對人的關懷』。如果有，那只是出於反動階級的立場，他才把建築藝術看做是沒有階級性的，才產生了他這一套資產階級、封建階級的復古主義論調，才要我國現代新建的一切建築物都紋絲不動地向古代反動的宮殿、廟宇、衙署和住宅看齊。」在這之後，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給北京市市長彭真寫了一個條子，讓彭真組織人開展對梁思成建築思想的批判。彭真在頤和園暢觀樓組織了一個寫作班子，先後寫出十餘篇批判文章，如《評梁思成對建築問題的若干問題》、《論梁思成對建築問題的若干錯誤見解》。在強大的攻勢前，梁思成低下了頭。

　　

　　周恩來總理與梁思成（右二）交談

　　1955年5月27日，梁思成這樣反思檢討自己：「我的煩惱是『黨什麼都好，就是可惜不懂建築』。『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我開始犯錯誤了。我一個人單槍匹馬到想搞一個在建築領域中的反黨活動。我寫文章、做報告，系統地做學術演講，並且以我的理論教育清華大學建築系的教師和學生。為了反對美國式的玻璃方匣子，我有意識地搬用了毛主席的話『矯枉必須過正』，所以為了矯方匣子之枉，必須過正地去搞復古主義。我想搞成一個學派，以群眾的壓力來『教育』黨的領導同志。我的錯誤理論在全國範圍內影響了不少建築師，造成巨大浪費。正如一位領導同志後來告訴我說：連許多共產黨員都被我『俘虜』了。正在我暗暗高興的時候，我發現自己突然成了全國性的批判對象。這使我大吃一驚。我心情非常深重。」1959年，梁思成在《中國青年》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長文《一個知識分子的十年》，文章開頭就說：「1949—1959：多麼令人心花怒放的十年！多麼幸福的十年。」接下來他寫了一首詩：「十年教誨沫春風，東風紅日暖融融。舊皮還須層層剝，身心才會真透紅。」

　　往後就不用說了。——梁思成已被打斷了「脊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