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剛：談公務員、幹部和官僚制

　　中國政府自古以來都是全能型的，政府可無限制的干預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和控制社會的每一個階層，故稱無限政府。政府權力可深入私人生活領域，機構規模膨脹，官員越來越多，行政成本上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功，但政改難度很大，最令人頭痛的難題之一就是龐大的幹部（官僚）既得利益階層。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機構中的部門利益問題也突出起來。在決策或履行職能過程中，有些部門竟從本單位利益出發，過於強調維護與謀取本部門利益，損害社會公正與大眾利益，增添國家經濟風險，[12]這是最典型的官僚政治負面表現。另外，中國可能超過5千萬人的各類幹部，光發工資「人頭費」就要吃掉國民生產總值的20%以上。且官場官僚主義嚴重，腐敗問題也越來越多。1998年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再次推行精簡機構，但機構減了人未減，中央幹部裁減可下省市、省市下縣區、縣區下鄉鎮，到了基層卻下不去，幹部總量仍減不了。2003年溫家寶總理答「人大」記者問時也嘆息官多難辦，並舉例說東北一個十二、十三萬人口的小縣，吃國家財政飯的幹部就有五千七百人，發不出工資。2004年國家公務員制度出台，定編700萬，還有3千多萬「事業單位」幹部則要逐步推向市場，說是不再吃「皇糧」。但如何進入市場，困難重重。工人可下崗，幹部卻不下崗，無事干照樣發工資，享受公費醫療。加上老幹部局、高幹病房等，開銷極大。我國總量四五千萬的幹部可以說是世界上最龐大的官僚隊伍，官民之比在中國歷史上也創新高，十多個人就要養一個官。有人調查說我國有些地方行政管理費用年均增長23%，[13]地方政府不堪重負，拿不出錢來搞建設，可見我國幹部官僚體制問題相當嚴重。
　　我國在推行公務員制度改革的同時幹部體制依然存在，黨政不分、黨管幹部、幹部決定一切的蘇聯模式依然我故，這就很難說有什麼實質性變化。幹部雖不能說個個都是公務員，但公務員卻人人可稱幹部，當幹部是當官人們不再存異議，但當官的太多幹部龐雜且分類不明，有老幹部、領導幹部、技術幹部、基層幹部、街道幹部、村幹部、後備幹部、聘任制幹部、任命制幹部、離退休幹部、企業幹部、工會幹部、機關幹部等等，幹部冗散多如牛毛，人浮於事，再沒有能力的幹部只要佔有幹部編製也難以辭退成一介平民，素質低下庸庸碌碌無所作為的幹部充斥於各地機關，政府機關普遍效率低下，越往基層越甚。公務員制度改革就是要明確政府僱員身分引入競爭機制並清理龐雜的幹部隊伍，精兵簡政，設官分職，各就各位，充分發揮官僚制理性治國的正面功能，革除官僚冗散官場病腐敗等負面弊政。公務員制度改革首先就是要把國務事務分類搞清楚，因事設官，無關國務者不應列入公務員，黨務工作者才叫幹部，幹部也不應再包括公務員。然而，無論是公務員還是幹部，在當代中國都是官，而且因其數不減仍然是世界最龐大的官僚體系，需要改革的問題仍然很多。這就要求我們正視現實，正視官僚制治理的現狀，突破意識形態教條框框，切切實實地解決「澄清吏治」這個老大難問題。官僚制治理維繫著我們十三億人口的國家，具有無可替代的正面功能，官僚主義腐敗也在侵蝕著官場，在損耗行政資源和效益，扭曲政府治理政府形象。
　　幹部體制改革仍要大刀闊斧地進行。上世紀八十年代財政困難國家財稅很大部分用於幹部「人頭費」發公資，后多次機構改革人頭仍然減不下去，到九十年代末朱鎔基總理精簡機構雖仍減不了人頭，但財稅改革卻隨經濟快速發展使政府稅收成倍增加，如今政府行政開支倍增幹部還要加工資，從而使「吃皇糧」的冗官冗費等許多問題被隱蔽下來。其實我國黨政幹部官僚體制問題始終未能很好解決，因牽涉到眾多人的既得利益，中央想改也改不動，問題依然嚴重。推行公務員制度是很好的改革方向，但步子還要邁得更大一些，要用民主、競爭、選任、專業、考核、法治、效率等精神改造我國的幹部隊伍，學習西方公務員制度的真精神。另外我們也應知道，開創現代公務員制度的英國自認為其制是受到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啟發，是吸收了中國古代官僚制合理內核而創立，而我們現在再向英國人學習，還有什麼不好意思呢？公務員制度其實就是一種理性的現代化了的官僚制度，其源頭在中國，在西方經過上百年的發展，已相當規範而具操作性，通過選任考績制淘汰庸劣，使官僚保持了高素質，政府得以高效益。幹部制也是一種官僚制，但過去的歷史和大量的行政實踐已充分證明了蘇聯幹部官僚模式的落後性，其分類不清很不規範，人員冗散效率低下弊害多端，我國過去全盤照搬至今留下了沉重包袱有很多教訓，所謂「摒棄官僚制」，我認為蘇聯黨政幹部模式才是我們應該堅決摒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