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載灃說「有兵在」時 張之洞已知大清國運將近了

為什麼說「有兵在」是「亡國之言」？

　　羽戈 羽戈1982

　　如果不是姓愛新覺羅，生在了帝王家，載灃這一生，恐怕難以為史冊銘記。他的性情，在同時代人當中，與黎元洪相似。其弟載濤說：「他遇事優柔寡斷，人都說他忠厚，實則忠厚即無用之別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規律，內廷當差謹慎小心，這是他的長處。他做一個承平時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來主持國政，應付事變，則決難勝任。」這樣的性格與才具，生於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遭遇國家轉型的激流漩渦，結局之慘淡，可想而知。相形之下，載灃比黎元洪更可憐：他連婚姻都不由自主。不過，他們雖然秉性懦弱，卻不甘於處處受制的命運，都曾攘臂而起，說過一些狠話，做過一些狠事。載灃最著名的一言，便是對張之洞說「怕什麼，有兵在」。

　　此言之所以風行天下，應該歸功於高陽先生的歷史小說《瀛台落日》，這是慈禧全傳的最後一部。高陽寫晚清史，不論小說還是隨筆，都可作信史來讀。然而，小說家言終歸是一種演義，而且高陽說史，連載於媒體，為稻粱謀，不免要迎合讀者的口味，將一些歷史細節世俗化、八卦化。譬如這一節。話說1909年，直隸士紳認為督辦津浦鐵路大臣呂海寰非去不可，慶親王奕劻有意保舉徐世昌兼辦，張之洞聞聽此事，帶病入宮，求見攝政王載灃，直言相詢，有無其事：

　　「有的。慶親王保他『才堪繼任』。」

　　「雖然才堪繼任，無奈輿情不屬。」

　　「輿情不屬？」載灃笑笑：「是直隸紳士的意思。」

　　紳士跟小民的利害是不同的，張之洞不便細陳，只說：

　　「不然！輿情不屬，而且會激出變故。」

　　「怕什麼！」載灃淡淡地說：「有兵在！」

　　張之洞像是腦前被搗了一拳，頓覺喉間有什麼東西上涌，而且自己微微聞見腥氣，口一張，一口鮮血吐在攝政王載灃面前……

　　這段對話並非高陽憑空臆造，而有其詳實出處。張之洞年譜，民國共計兩本，我無緣拜讀更著名的許同莘版，且以後出的胡鈞版為據：呂海寰革職一節，恰如高陽所述；但是，高陽說慶親王推薦徐世昌接任此職，胡鈞《張文襄公年譜》（台灣文海出版社，第282頁）卻道載濤、載洵二貝勒推薦唐紹儀。考二人生平，徐世昌兼辦過京浦鐵路，唐紹儀曾擔任全國鐵路總公司督辦，應以前者為是。年譜出錯了。

　　接下來，年譜記載了監國載灃與張之洞的對話：

　　監國以問公，公曰：不可，輿情不屬。

　　曰：中堂，直隸紳士也，紳士以為可，則無不可者。

　　曰：豈可以一人之見而反輿情，輿情不屬，必激變。

　　曰：有兵在。

　　公退而嘆曰：不意聞此亡國之言。

　　此後張之洞吐血的情節，當是高陽虛構。按年譜，張之洞的病在右肋和肝，經此一劫，其病加劇，此後連續請假。再過三月，他的生命便宣告終結。

　　話說回來，這一句「有兵在」，為什麼令張之洞迴腸百轉，痛徹心扉，視之為「亡國之言」？

　　張之洞臨終之際，自我論定：「吾生平學術行十之四五，政術行十之五六，心術則大中至正。」隨後命家人把「政術」改為「治術」。連一個字眼都慎之又慎，唯恐引人非議，足見對輿論與歷史的敬畏。由此正可解釋，為什麼他與載灃對話，如此看重輿情。他終究是一個講究治術的士大夫，而非「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我死之後，哪管洪水滔天」的獨裁者。他深知輿情對於一個國家的重要性，能載舟亦能覆舟，絕非槍杆子所能壓制、抵消；更不必說，依賴槍杆子而治國，會把國家引入什麼樣的深淵。

　　自古以來，常見馬上得天下，未聞馬上治天下。秦始皇曾嘗試馬上治之，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隳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結果秦朝二世而斬；元朝重蹈覆轍，當世第一的軍力，卻未挺過百年。所以說，稍知國史，都不會把治國的希望寄託於「有兵在」。換言之，當執政者不顧輿情，依仗「有兵在」，訴諸軍政——如你所知，所有政治制度當中，軍政永遠是最壞的一種——那麼距離亡國便不遠了。

　　「有兵在」不僅顯出了載灃的驕狂，還從側面折射了他的顢頇。像他這般無用的紈絝子弟，可能並不清楚當時的軍事力量之分佈。八旗腐化成泥，綠營不堪大用，新建的禁衛軍有如紙糊的燈籠，這些毋庸再議，單說當時最具戰鬥力的北洋六鎮，載灃驅逐袁世凱，用意之一，即為攫取軍權，殊不知除了第一鎮袁世凱不能完全控制，其餘各鎮，早已為其操縱於掌心，哪怕是吳祿貞這樣的雄才，擔任第六鎮統制，依然指揮不動，反遭暗殺。至於各地新軍，則被革命黨大量滲透，其中保大清者有多少，反大清者有多少，兩年之後，武昌城槍聲一響，便見分曉，此時再回首，可見載灃那一句「有兵在」，何其無知，何其荒唐。

　　可悲的不是狂言「有兵在」的載灃，他和他的同黨自絕於民，不亡何待；而是感慨「君民末世自乖離」，卻甘作孤臣孽子的張之洞。他在病逝前夕，與載灃還有一段故事。年譜記曰：

　　王（載灃）至，謂公曰：「中堂公忠體國，有名望，好好保養。」公曰：「公忠體國所不敢當，廉正無私不敢不勉。」王出，陳太傅（陳寶琛）入問曰：「監國之意若何？」公無他言，惟嘆曰：「國運盡矣！」蓋冀一悟，而未能也。（《張文襄公年譜》，第286-2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