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產隊的「階級鬥爭」

　　我老家在安徽省碭山縣唐寨鎮套南村，當年全村分成三個生產隊。我們隊只有二十來戶人家，多是逃荒漂泊最後定居在此的窮苦外來戶。歐四奶奶家算是我們隊最富有的，她和她的四個兒子住著一座大院，房子是瓦頂和渾磚到頂的牆。土改的時候，四個兒子剛分家不久，每家平均分得的土地並不多，被劃成「上中農」，是我們隊里最高的成分，其餘的都是貧農、下中農。

　　大飢荒剛過去，社員們才吃了兩年飽飯，過了兩年安生日子，1964年「四清運動」又在我們家鄉開始了。於是乎，平靜的農村又掀起了階級鬥爭的波瀾。

　　這時，我們生產隊並沒有一個「階級敵人」，成分最高的歐四奶奶也只是上中農，並不是專政對象。但工作隊一進村便看上了歐四奶奶家的渾磚到頂的瓦房，七算八算歐四奶奶家夠上了「地主」的杠，便認定她們家是「漏劃地主」，遂把她們家的成分改化成地主，歐四奶奶和她的三個兒子（大兒子已死）、四個兒媳婦全部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變成了無產階級的專政對象，她的十幾個孫子、孫女也都成了「地主羔子」。這樣，我們生產隊便一次「挖出」了七個「階級敵人」。歐四奶奶被趕出她的院子，工作隊住進了她的瓦房，外間是工作隊辦公室。

　　這時，歐四奶奶最大的孫子歐林廣剛剛結婚。新婚媳婦看到一大家都成了「黑五類」和「黑五類子女」，料定一生沒有好日子過，在婚後第九天拿起包袱回了娘家。以後也再沒有人願意嫁給這個「地主羔子」。待到後來取消了階級成分，歐林廣已是三十開外的人了，錯過了談婚論嫁的年齡，所以，直到今天歐林廣仍然是光棍條子一個，在村裡享受著「五保戶」待遇。

　　

　　為了批臭毛傳明，工作隊組織青年人寫大字報揭發他的問題。只有初小文化程度的王作軍算是隊里的小知識分子，被安排在大字報組。他們挖空心思回憶毛傳明的問題，經常熬到深夜，弄得頭腦昏昏沉沉。

　　一天深夜，王作軍寫完了大字報，想以「打倒毛傳明，保衛毛主席」的口號作結，卻神使鬼差地寫成了「打倒毛主席，保衛毛傳明」！王作軍立時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由積極分子變成了革命對象，於是乎，我們第四生產隊又多出了一個「階級敵人」。王作軍當晚就被扭送到公社，關進專政機構。

　　但，王作軍畢竟是貧農出身，也沒有其他問題，挖不出他更多的「罪行」。此時，歐四奶奶的二兒媳婦李瑞蓮一直對工作隊把他們家補劃成地主有意見，常發牢騷。李瑞蓮有文化，能說會道，工作隊對她很感頭疼。於是，工作隊便引導王作軍，動員王作軍說是受李瑞蓮指使寫的，把責任轉嫁給李瑞蓮，藉此整服她。王作軍不願意做昧良心的事，工作隊的意圖始終沒能實現。結果，王作軍被關了一個多月。

　　

　　五保戶王作軍孤身一人過著凄涼的生活（2006年10月攝）

　　在那些日子裡，三嬸子（王作軍的母親）每天一天三頓給兒子送飯，一隻手提著一個盛著稀飯或南瓜菜的小飯罐，另一隻手拿著用家織布做的毛手巾包的兩個鍋餅。雖然最後沒有給王作軍帶上什麼帽子，但一有風吹草動，就會有人拿這一檔子事來壓他，等於半個「階級敵人」。受這件事的影響，王作軍也沒有娶上媳婦，也在吃著「五保」。

　　

　　李瑞蓮已垂垂老矣（2008年4月攝）

　　到了「四清」結束文革開始的時候，我們小小的生產隊已經有了八個半「階級敵人」，除王作軍外，他們都戴帽子受管制，經常挨批鬥，還要隨時被叫去干義務勞動。

　　【來源《炎黃春秋》雜誌 2009年第10期 作者 李世華 徐州師範大學附中退休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