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者為何熱衷於集體看衰美國

　　牛新春 劍客會

　　

　　編者按

　　本文為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中東研究所所長、研究員牛新春的作品，發表於《現代國際關係》2014年第4期。

　　作者認為，十年前中國國際問題專家對阿富汗、伊拉克兩場戰爭的預測與判斷，不論是戰略判斷還是戰術預測，大多與事實相去甚遠。當時那些預測背後的理論、事實、邏輯、方法，不僅反映出學界對兩場戰爭的研究軌跡和缺陷，還可以折射出國際問題研究領域存在的一些問題。中國傳統思維方式、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及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無序混雜，構成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奇形怪狀的基石，浮躁的學風則進一步加劇了亂象。

　　看衰美國永遠政治正確

　　

　　

　　文｜牛新春

　　2001年10日7日美國出兵阿富汗、2003年3月20日美軍攻打伊拉克，這是21世紀初國際政治中的大事。當年，圍繞戰爭目標、戰爭進程和戰後重建等問題，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學界曾做出過大量預測與判斷。2011年12月18日，美軍戰鬥部隊全部撤出伊拉克。目前，美國從阿富汗撤軍的問題還在談判過程中，儘管2014年底能否全部撤出仍是未知數，但可以確定撤軍只是時間問題。

　　至此，美國在伊拉克、阿富汗的長期軍事行動基本落下帷幕，可以做蓋棺式的總結。當年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的主流判斷和預測，不論是戰略性判斷還是戰術性預測，絕大部分同今天的事實相去甚遠，幾乎是集體性走偏。

　　反思是進步的階梯，如能通過尋找當年判斷的理論、事實、邏輯疑點，勾勒出學術研究的軌跡，就能看到我們今天是否走在正確的軌道上。

　　1  判斷

　　本文選擇2001—2004年國內學者涉及阿富汗戰爭與伊拉克戰爭的文章為研究對象，以《現代國際關係》、《西亞非洲》代表學術刊物，《世界知識》代表通俗刊物。四年中，三家刊物共發表4219篇文章，其中直接、間接涉及兩場戰爭的文章為400篇左右，這些文章基本上代表了中國學術界的主流觀點。

　　在這些文章中，大部分是解釋、說明、評論類的。關於預測的隻言片語往往淹沒在文章的海洋中，整篇文章從選題立意、謀篇布局到邏輯推理都以預測為目標的可謂鳳毛麟角，甚至是絕無僅有。

　　2001年10月7日阿富汗戰爭打響之前，大家普遍看衰美國，認為美國既不能打垮阿富汗政權，更不能收到反恐效果：「美國怎麼能打贏呢？敵人在哪兒它都不知道」；美國軍事打擊的手段不多，且要顧及後果，以空襲結合小股特種部隊人境緝兇的可能性較大；美國通過軍事行動來改變阿富汗政權結構，並非易事，軍事反恐不會取得多少實際效果；甚至，美國一旦將塔利班作為敵人，反而會使其浴火重生，其政權得以鞏固；「我有個預感，就是再過二三十年回過頭來看，也許這是美國由盛至衰的一個轉折點」。只有一人認為，美國憑藉如今的超強國力，又有各國合作，「極有可能取得對塔利班戰爭的勝利」。事實上，美國在阿富汗戰爭中勢如破竹，迅速推翻塔利班政權，2002年3月布希總統宣布反恐第一階段結束。

　　在這樣的事實面前，學術界的判斷迅速逆轉，懷疑美國軍事能力的聲音煙消雲散，質疑美國能否搞定阿富汗的聲音也迅速消失，轉而誇大美國的軍事、戰略成就。比如，有學者認為：美國已確定無疑地在阿富汗立定了腳跟，輕而易舉地進入塔吉克、烏茲別克和喬治亞，這是亞歷山大大帝以來西方軍隊第一次駐紮中亞，最典型地說明了實力中心的動態轉移是何等巨大；美國霸權性優勢出現新的躍進式擴展，其歐亞地緣戰略大大推進了一步，中國西部受到威脅；21世紀初，美國的實力地位似乎已經登峰造極。還有學者認為，阿富汗戰爭證明國際政治的性質變了、大國關係性質變了。戰爭中，世界主要大國、阿富汗周邊國家積極配合美國，大國關係的融洽程度似乎前所未有。

　　2003年1月，《現代國際關係》召集10位專家討論阿富戰爭后的國際局勢，會議主持人總結：「恐怖與反恐怖是未來相當長一個時期的世界主要矛盾，這已是大家的共識。」因此，國際政治的主題變了，主要矛盾變了，大國競爭、霸權與反霸權不再是國際政治的主要矛盾；形成一種以美國為主導、兼顧各方利益的新型大國關係，這是21世紀與20世紀的一個根本區別；美國認識到，唯有國際合作特別是大國合作才是方向，這是美國的一次大覺醒。

　　然而，僅僅兩個月後，在伊拉克問題上美國與世界主要大國以及與伊拉克周邊國家產生激烈衝突，大國關係一團和氣的局面不見了。面對這樣的事實，學界判斷再次大轉折。不少人認為，國際政治的性質又變了，大國關係的性質也變了，美國反恐戰爭具有強烈的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色彩，國際政治中心仍是單極與多極、戰爭與和平、霸權與反霸權的矛盾與鬥爭；世界更亂了，國際法、國際組織和國際秩序將在很大程序上癱瘓或瓦解；大國關係正在經歷冷戰結束以來最劇烈的動蕩，大國良性互動趨勢面臨逆轉；西方出現「二戰後最嚴重的分裂」，美歐漸行漸遠具有長期、戰略性與結構性，因為共同威脅不存在了，共同的價值觀受到質疑，聯盟的基礎坍塌，同盟將名存實亡。

　　同戰前激烈的大國博弈相反，美國攻打伊拉克異常順利，21天推翻薩達姆政權。對此，學界預測伊拉克戰爭將極大地改善美國在中東的戰略地位，伊拉克戰爭后，美國得以分別鉗制伊朗和敘利亞，新生的伊拉克極可能成為伊朗的強大對手；「可以肯定地說，一個美國主導下的中東正迅速轉變為美國霸權下的中東」；美國在中東已佔有絕對優勢地位，伊拉克是美國插在阿拉伯世界的一根「支柱」，是美國根除中東恐怖主義的基地、整合中東的大本營；美國可以控制中東，進而實現以石油為後盾的全球霸權；大國力量對比更加向美國一邊傾斜，一超正向獨霸發展。

　　但是，又過了幾個月，由於美國在伊拉克受挫，上述評估站不住腳了。同一批學者提出，「中東：美國霸權的陷阱」，從餡餅到陷阱只有幾十天時間。學者們再一次認為美國霸權出現轉折：美國實力已經達到階段性峰值，地緣擴張沖頂回落，其國際權勢和地位局部出現了嚴重逆轉，總體來說凸顯「形勢性贏弱」和「結構性贏弱」；現在，兩場戰爭的戰略影響非常清楚，伊朗的兩個死對頭「塔利班」政權和薩達姆政權被消滅，伊朗明顯壯大，地緣政治力量嚴重失衡、伊朗「獨大」的局面當然也嚴重威脅美國在中東的利益；如果說兩場戰爭是美國走向衰落的轉折尚有爭議的話，那麼美國的霸權沒有得到鞏固、美國在中東和中亞的戰略地位也沒有得到改善則是不爭的事實。

　　可見，早前關於兩場戰爭的戰略預測與事實相去甚遠。其實，早在2004年11月美國陷入阿富汗的態勢明朗后，已經有人看到中亞是一個「地緣政治黑洞」，而不是之前的亞歐心臟。

　　在戰術判斷上，學界一方面對阿富汗、伊拉克重建的困難估計嚴重不足，另一方面對戰後美軍駐留問題預測完全失准。

　　令人奇怪的是，從2002年3月阿富汗主要戰爭行動結束后，學術界極少有人談論阿富汗，似乎阿富汗問題已經解決了。2002年底阿富汗面臨非常嚴峻的國內動蕩，有學者仍然認為：「目前阿富汗已完成新舊政權的交替，迎來了由亂轉治的新契機。走向穩定與發展是阿富汗的大勢所趨。」

　　在伊拉克，2003年5月1日布希宣布戰爭結束，大家也都比較樂觀，認為美國大體實現其戰略設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時間也不會太長，一般的估計是第一階段可能持續3—6個月，第二個階段可能持續兩年左右；在美國對伊拉克實行佔領的情況下，伊拉克局勢不會失控。還有人認為，戰後重建是一個各方爭奪的巨大「戰略利益」，歐盟及德法都要在重建時搶奪戰略紅利，因此，重建面臨國際主導權之爭、經濟利益之爭；從中、長期看，這是美國石油公司進入伊拉克的絕好機會，扶植起親美政權后，通過對伊拉克石油的控制，可以影響世界石油市場走向。

　　2003年8月，有人認為「伊拉克問題基本解決」，「無人懷疑美國實施其改造中東戰略的嚴肅性和能力」；在實現其計劃前，美國不會輕易撤兵。到2003年l1月，伊拉克恐怖襲擊非常嚴重，學界仍有判斷稱「反美抵抗力量對美尚難構成實質性威脅」，「布希不會放棄先在伊拉克樹立起『民主樣板』進而改造中東的戰略」。直到2004年9月，才有學者認識到，想要將伊拉克政權打造成美國設計的「民主樣板」只「不過是美國人的一廂情願」。

　　在戰後駐軍問題上，沒有一個人明確提出美軍會全部撤出阿富汗、伊拉克，相反，幾乎所有人都認為美國將藉機在兩國永久駐軍。2012年2月，阿富汗大規模軍事行動還在進行之時，有專家認為，「美軍長期在中亞保留軍事基地已成事實」；美軍將在中亞長期駐紮下去，幫助當地的民主化進程和市場經濟建設；美國的觸角伸進俄羅斯的傳統勢力範圍，美國試圖賴在中亞不走；不僅美國在阿富汗的長期軍事存在是必然的，而且美國很可能借反恐之機，在亞太地區進行新一輪軍事戰略部署，配合北約東擴進程；美國即使不能完全達到目標，也極有可能找借口在阿富汗留下軍事力量。2004年11月，美國已經陷入伊拉克戰爭泥潭，有學者仍然相信「即使局勢穩定到可以撤軍的程度，美軍也決不會遠離中東，而是要在阿拉伯半島和紅海地區長期安營紮寨」。

　　沒有人預測到伊拉克、阿富汗兩場戰爭的結果是，美國先後有200萬軍人參戰，6000多人死亡、4萬人受傷，直接開支1．5萬億美元。兩場戰爭幾經波折，預測失誤實難避免。然而，對於國際政治的性質、美國全球戰略的態勢、美國國際地位的變化等戰略性問題出現數次誤判，值得深刻反思。

　　同時，不論是戰略性預測還是戰術性預測，不同觀點之間的爭鳴較為少見。即使有一些不同意見，也是各說各話，沒有交集，沒有對邏輯、理論、事實的檢驗、質疑，而只是拋出自己的觀點。

　　2  理論

　　在關於兩場戰爭的研究實踐中，如果說可以找到清晰的理論支撐的話，幾乎是清一色的現實主義理論，進攻性現實主義與防禦性現實主義交替出現，以不變應萬變解釋變化多端的世界形勢。所有人都使用同一種理論視角，看似做研究的人很多，從理論角度來看則是一個人在做研究。羅伯特·傑維斯在反思冷戰結果時指出，絕大部分政治事件不是由單一因素決定的，理論的簡潔性以犧牲事物的真實性為代價，多個理論視角有助於更全面地分析事物的複雜性。

　　在解釋美國出兵阿富汗、伊拉克的戰略意圖時，在預測美國佔領兩國的戰略影響時，學者們不約而同地使用了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

　　首先，國際政治的本質就是權力鬥爭。所謂世界格局，就是世界力量對比的現狀和發展趨勢。世界是一個以主權國家對權力的追求為動力的世界，冷戰的結束並沒有改變國際政治依然是權力政治的本質，單極與多極競爭替代美蘇競爭及兩極世界與多極世界的競爭，成為這一時期世界地緣政治格局調整的主線和基本內容。

　　其次，軍事性、進攻性、霸權追逐是進攻性現實主義的基本命題。冷戰後，美國通過「海灣戰爭」獲得了對中東地區的大體控制，通過科索沃戰爭基本控制了巴爾幹半島，通過強化美日同盟、美韓同盟和敲打朝鮮基本控制了東北亞地區。按照既定步驟，中亞地區、南亞地區和東南亞地區成為美國全球戰略下一步用力的重點。這是典型的進攻性現實主義邏輯，美國要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建立全球霸權，這是霸權國家的本性，並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具體的威脅源。

　　第三，只要軍事影響力得到擴張，美國的霸權和國際地位就能得到提升。因此，阿富汗、伊拉克戰爭后，學術界認為美國的霸權地位得到極大鞏固，沒有人去關注美國需要付出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代價，也沒有人關注軍事佔領的戰略效益是什麼。

　　第四，只要是已經獲得的軍事影響力，一定會繼續保持它。因此，不難理解，大家一致認為美國會在伊拉克、阿富汗保留永久性軍事基地。

　　依據進攻性現實主義邏輯，霸權國與反霸權國之間是零和遊戲。然而，阿富汗戰爭后的國際政治現實卻恰恰相反，美國霸權得到提升，大國之間沒有發生軍事爭霸，反而「協調與合作是主要的」。對此，學術界轉而應用防禦性現實義理論，國家對權力的追求並非沒有前提和限度，而是基於對威脅的評估。阿富汗戰爭后，反恐成為壓倒一切的目標，成為霸權國家全球戰略最優先考慮的階段性目標。

　　對於理論局限性，當時有學者已經意識到了，「阿富汗戰爭后，用地緣政治認識和分析當代國際關係的專家學者日漸增多，布熱津斯基《大棋局》一書中關於歐亞板塊的論述被反覆引用」。也有學者提出要超越地緣政治學，從多層次、多視角審視國際關係；應當從權力霸權、制度霸權和文化霸權三個角度考察當前的國際體系；更有人指出在互相依賴、互相影響的世界中，必須用雙贏或共贏取代零和博弈思維。然而，這些現實主義之外的理論視角並沒有應用於研究實踐。

　　對於沒有辦法納人現實主義理論分析框架的變數，有人雖然注意到了，但是棄之一邊。例如，當時有學者認識到，「冷戰時期，主要矛盾是東西對抗、兩超爭霸，所有的矛盾焦點都集中到兩制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制度的競爭上，它深刻地影響和制約著其它一些矛盾。但冷戰之後，兩超爭霸的矛盾消失，南北差距、民族矛盾、宗教極端、資源享有等諸多問題一起凸顯出來，有些矛盾甚至一發而不可收拾」；同時，也有人注意到建構主義理論對美國外交的影響，「美國對待國際事務的觀念有所調整，一是非傳統安全問題在國際關係思考中佔據更加突出的位置；二是大國協調與合作意識加強；三是國際治理框架中治理意識的加強」。但是，這些變數沒有辦法在現實義理論中找到位置，因而也沒有在戰略預測中發揮作用。

　　甚至同一個作者在同一篇文章中，雖然認識到「美國這一次是真正把恐怖主義看成了心腹之患，美國的根本威脅不再是大國競爭」，但結論卻是，「美國借反恐戰爭行稱霸之實，就是要實現美國的單極治理」，「爭霸與反霸的鬥爭是未來大國關係的重大主題」。由此可見現實主義思維影響之深。

　　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對現實主義理論的應用也並非系統的、規範的，而是無意識的，或者說僅僅是現實主義思維的樸素應用。人們只是簡單地運用「落後就要挨打」、「國強必霸」等觀點，並不去仔細研究現實主義理論的前提、概念和邏輯。

　　任何一種理論都是從某一個特定角度看問題，必須有假設前提限制其他變數，因而只有在有意識地運用理論的情況下，才能知道這個理論是否適用於具體現象。現實主義理論並非在所有問題上都具有最強大的解釋力。例如，當時就有學者指出，后冷戰國際體系特徵是權力霸權、制度霸權和文化霸權並存，但主導大國互動的主要方式是制度霸權。因此，制度主義在解釋大國關係時往往更有說服力。

　　有趣的是，在鏡像思維影響下，中國學者想當然地認為，美國對外政策也是受現實主義主導的。「現實主義在美國當前對華政策中是起主導作用的」；「美對外戰略死守冷戰思維定勢，借反恐追求地緣戰略優勢」。恰恰相反，當現實主義理論在中國日益佔據主導地位的同時，自由主義卻主導著美國。「在外交事務中，大部分美國人是自由主義者，在關於國家之間和平、合作和理解的問題上，大部分自由主義者又是樂觀主義者。」

　　一位學者依靠單一理論視角解釋一個複雜國際事件是可以的，因為總會有別的解釋形成互補。但是，當全國的學者都從一個理論視角解釋某個事件時，就成問題了。特別是，當大部分人都是在無意識地應用樸素的理論觀點時，就接近於沒有理論。沒有理論，一切預測都會淪為隨機猜測。

　　3  邏輯

　　可以想象，幾乎所有判斷和預測的邏輯都是辯證邏輯。辯證邏輯的三條原則（對立統一、否定之否定、質量互變）與五個維度（內因外因、主次矛盾、一般特殊、相對絕對、局部整體）集中體現為「矛盾」的觀點及分析方法。辯證邏輯的優點是簡潔、實用，能夠用全面、發展、聯繫、矛盾的觀點看問題，其最大缺點是模糊性，因為辯證邏輯主要關注事物內部及事物之間的矛盾關係，不關注事物本身的名詞性、屬性，而名詞性才具有確定性。在關於兩場戰爭的邏輯推理中，簡單、率性、隨意應用辯證邏輯等不足充分暴露出來。

　　首先，對主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的認識缺乏標準，具有非常大的隨意性。

　　阿富汗戰爭前，大部分人認為國際政治的主要矛盾仍然是霸權與反霸矛盾，因此推斷美國要通過反恐謀霸；反恐是真心，謀霸是真實的，類似於中國古代的「假途伐虢」，虞國、虢國都要。2001年9月25日，《現代國際關係》召集16位學者座談，大家一致認為：美國雖然要反恐，但也要控制歐亞大陸中央地帶，直指亞歐大陸的心臟，打壓和遏制俄羅斯。當然，也有人認為恐怖與反恐怖已經上升為主要矛盾，美國的根本目標是打擊恐怖主義勢力，盡其最大能力進行反恐鬥爭，美國擔心的是其他國家利用美國反恐獲益。

　　阿富汗戰爭后，絕大部分人認可主要矛盾發生變化，但是也有人認為「長期的國際主要矛盾從『一極』主宰與『多極』化之間的矛盾一下子變為與恐怖主義的矛盾是不可能的」。因為沒有一個確定的標準用於判斷哪一對矛盾為主要矛盾，不同觀點之間只能自說自話、無法辯論交流，當然也沒有實證的程序驗證哪種觀點更可靠。正因為如此，關於國際政治主要矛盾的認識才會在短短兩年時間裡兩起兩落。

　　同樣，在選擇何者為矛盾的主要方面時，也有非常大的隨意性。例如，有人指出，「鑒於伊內部派系林立，民族宗教矛盾極其複雜，戰後伊拉克能否維持穩定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若伊不能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長期陷於動蕩和事實上的分裂之中，不僅可能成為伊斯蘭極端主義滋生的又一溫床，而且也可能成為危及地區國家安全和穩定的根源。」但是，其結論是：「倒薩后，美在中東主導地位將得到進一步加強」。

　　再如，一位學者指出，美國在伊拉克戰爭后可能面臨軍事、政治、財政等多重困難，但是結論仍是美將進一步擴大反恐、先發制人、單邊主義。顯然，作者認為這些困難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是沒有解釋為什麼。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麼，主要靠頓悟，不是靠方法、理論。

　　其次，過度強調全面、辯證的研究視角，缺乏對細節、具體路徑的實證研究，結論是想像出來的。

　　在兩場戰爭前後，學術界有兩個推論，一是美國佔領阿富汗、伊拉克就能控制中亞、中東的石油：美繼續在中亞駐軍，著眼於中亞、裏海的石油，在中亞能源開發爭奪戰中佔主導地位；美國能控制阿富汗，就控制了中亞油氣輸出的管道，也就控制了中亞豐富的油氣資源；美國通過伊拉克戰爭控制了伊拉克油田，控制海灣，就可以控制日本、西歐等大國的血脈，就可能控制世界經濟；一旦伊拉克建立親美政權，美國石油公司就可以長驅直人伊拉克市場，獲取重要財源，重整世界石油市場。二是美國佔領阿富汗、伊拉克就能建立起親美政權：「若美『倒薩』成功，並建立了親美『民主政權』，新生的伊拉克就很可能成為『阿拉伯超級大國』，必將引起中東地區的『重大地緣變動」』，「一個親美的伊拉克將大大加強以色列的有利地位，改善以安全環境」；總體來看，民主改造伊拉克的方案有比較現實的一面。這兩個推論都沒有能夠經受住現實檢驗，美國在阿、伊既沒建立起親美政權，也沒控制住石油。

　　這兩個論斷缺乏具體、清晰的邏輯推理過程，只是從觀點到觀點、概念到概念，結論背後隱藏著一個想當然的邏輯：只要美軍佔領阿富汗、伊拉克，就等於美國控制了兩個國家，然後就可以建立親美政權，就可以隨意支配這兩個國家的石油和外交，至於軍事佔領后通過什麼手段控制整個國家，通過什麼手段建立親美政權，美國這樣做的成本、代價和可能性有多高，都沒有受到關注。缺乏對細節的論證，預測就是一種哲學思維，而非實證。

　　第三，名詞性、概念性缺失，概念的內涵、外延不明確，使研究過程、結論都具有模糊性。

　　阿富汗戰爭后，學術界認為，美國在國際權力結構中處於歷史上罕見的「單極時間」，相當長時期內沒有國際力量能夠挑戰美國的地位。2002年7月2日《現代國際關係》舉辦的「時代特徵問題」研討會認為，當前世界處於「美國治下的和平」，其他國家沒有意願平衡美國。專家們使用「唯一超級大國」、「單極世界」、「美國霸權治下的和平」、「500年來首屈一指的地位」、「霸權體系」、「超級權力」、「單一霸權」這樣的概念來描述美國的實力，認為這種格局短期內不可能改變，不會出現大國制衡。但是，沒有人給出定義：什麼是單極霸權，一個國家達到怎樣的國際地位可以稱之為單極霸權。

　　然而，兩個月之後，在伊拉克戰爭上主要大國聯合制衡美國，無人制衡美國的結論顯然不成立。那麼，是不是兩個月之中美國已經從「單極霸權」位置下來了呢？顯然，這也是不可能的。問題出在對單極霸權的界定上，美國實力地位並沒有達到那樣的程度。根據進攻性現實主義大師米爾斯海默的定義，目前世界上沒有全球性霸權，只有一個地區性霸權，那就是美國在美洲的霸權，美國在那裡是唯一的大國，沒有鄰國對其構成任何軍事威脅。

　　再如，有一篇文章的結論是「美國完全控制中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並沒有給出「完全控制中東」的概念，也沒有定義什麼叫「一件容易的事情」。這樣的結論因為太模糊，不可以證偽，因而也沒多大意義。

　　第四，每一個問題都是從全面的視角、矛盾的兩面來分析，結論往往騎牆。作者分析事件的走勢時，往往是談正反兩方面因素，並且大部分時候沒有明確指出哪一方面因素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需要讀者去仔細品味才能發現。如，在談美國的改造中東計劃時，作者主要談這個計劃的可行性，然後指出美國的能力是有限度的，可能面臨困難；再如，「美國對伊拉克動武的強勢與弱勢」一文，指出美國出兵伊拉克面臨的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這兩篇文章的結論都是：美國要搞定伊拉克有困難。這就等於沒有結論，因為任何事情都有困難。

　　缺乏對概念的有效界定、缺乏對細節的深入追蹤，導致結論要麼是想像的而非實證的，要麼因太模糊而不能證偽。更可怕的是，過去30年中國國際關係理論都是從西方成批引進的，都是建立在形式邏輯之上的，造成了理論與邏輯思維的脫節，形成了中國國際關係學的非驢非馬形態。

　　4  方法

　　在本文選取的所有文章中，只有一篇採用博弈論方法，其餘都是歷史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是一種優秀的方法，「歷史是一個有用的資料庫，在那裡能找到失落的鑰匙」。但是過度依賴甚至粗暴地使用歷史分析，往往是給預設結論尋找歷史根據，而不是沿著歷史軌跡尋求發展變化態勢。

　　歷史分析方法依據發展、變化的觀點，分析客觀事物和社會現象演變過程的歷史性，認識現狀和預測未來。同其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不同，歷史分析方法認為每個事件都具有獨特性，必須對其歷史背景、原因、過程、影響進行具體分析，才能弄清其實質，揭示其發展趨勢。歷史分析方法的優點是更接近現實、更全面，關注每個領域的因素，具體分析每個問題，適合解釋複雜因果關係，其缺點是沒有清晰的因果邏輯關係，沒有明確的理論指導。

　　歷史分析方法要求對歷史背景、原因、條件、內容、影響進行儘可能詳盡的分析，以便最大程度上接近客觀現實。例如，對一件事情的歷史背景分析就應當從國內、國際視角，分別關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思想等背景。政治又可以包括政府、政策、政黨、外交、階級、民族、軍事等等。可見，歷史分析方法關注具體、關注細節。相比之下，建立在形式邏輯之上的西方實證主義分析方法則重視理論、重視簡潔。西方學者認為，「對於科學方法，雖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基本的特徵是一樣的，即收集材料、形成假設、驗證假設、得出結果。任何一個分析報告都由三部分組成：假設、事實和判斷（Assumption，factsandjudgment），三者不可分割。

　　近30年來，中國的國際問題研究者在向西方學習的時候，將傳統的歷史分析方法與西方實證主義方法粗暴嫁接，同時放棄了歷史分析方法和實證主義方法的優點，將二者的缺點集於一體，形成了非中非西的研究方法。

　　在實證主義方法中，核心步驟是對理論假設的實證研究；在歷史分析方法中，核心步驟是對歷史的全景式復原。中國學者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放棄了實證研究，另一方面拋棄了對歷史的全景式復原，而是借用現實主義理論的簡潔性，只抓住一兩個現實主義理論關注的因素進行歷史分析，然後得到線性結論。

　　在分析美國出兵阿富汗、伊拉克的戰略圖謀時，有學者進行了這樣的推理：「根據美國在朝戰和越戰中的一貫作法以及美國目前對阿軍事行動的某些作法，美國對中亞顯然有長期地緣戰略考慮。打垮塔利班后，美國有可能在阿富汗扶植一個親美、親西方的政權」；「1990年，在全世界的支持下，美國在擊退伊拉克的同時，順理成章地建立在中東和海灣地區的軍事存在，眾所周知，在與俄國人長達40餘年的冷戰中，這正是美國夢寐以求的目標。當前的這場戰爭與l0年前的那場戰爭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這兩個推理看起來都是歷史分析方法，通過分析歷史軌跡來預測未來趨勢，實際上作者沒有詳盡分析朝戰、越戰、阿富汗戰爭、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的歷史背景、過程，而是僅按照進攻性現實主義的慣用邏輯分析了這些事件中權力政治的影響，然後就得出了結論。例如，還有一位學者這樣推理，「當我們完整地審視了美國發展的歷史軌跡后，就能夠得出結論：美國在其面臨的每一次重大危機事件后，都使得美國的擴張反彈更進一步，美國是迄今為止唯一一個沒有在力量擴張方面衰退和收縮的國家。冷戰後，美國通過打海灣戰爭控制中東；通過科索沃戰爭控制東部歐洲；通過打阿富汗戰爭控制中亞。」顯然，這裡的「完整地審視了美國發展的歷史軌跡」指出的是其霸權擴張軌跡，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美國發展軌跡。

　　此外，中國學者特別喜歡應用比較 - 歷史分析方法，對不相連貫的時間段、不同國家的類似歷史事件進行比較，然後得出當前事件的結論。比較 - 歷史分析方法在案例選擇上必須嚴格操作，否則就會發現歷史事件之間無法進行有效比較。因為，比較 - 歷史分析大體上有兩個路徑：一是求同法，採用多變數的方式尋找多個案例背景的共同原因；二是求異法，唯一不同的變數造成了不同的結果。不管求同還是求異，都要求對複雜變數進行排除，然後才能得到相同或相異的變數。但是，中國學者在案例選取上隨意性大，既不求同也不求異，而是進行簡單類比。因此，在阿富汗戰爭問題上，比較 - 歷史分析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

　　一方面，19世紀到20世紀初，阿富汗發生三次抗英戰爭，當時英帝國如日中天，被打敗了；還有蘇聯入侵阿富汗，當時蘇聯也是超級大國，但也被阿富汗打敗。阿富汗正準備第三次打贏同美國這個超級大國的戰爭，讓美國陷入阿富汗泥潭中。另一方面，冷戰後，美國通過海灣戰爭控制中東；通過科索沃戰爭控制東部歐洲；通過阿富汗戰爭控制中部亞洲；通過將來可能進行的台海戰爭控制東亞。每打一次戰爭，美國的聯盟就擴大一次，美國的組織力和號召力就增強一次。海灣戰爭是西方聯盟加部分阿拉伯國家；科索沃戰爭是北約全體加整個歐洲；阿富汗戰爭時，美國幾乎動員了全世界。歷史分析方法要求全面而精細地重現歷史事件的背景、發展軌跡，尋找歷史事件之間的異同，從差異中尋找變化，從發展軌跡中展望趨勢。但是，絕大部分文章沒有做到這一點，而是把歷史事件信手拿來、簡單類比。在美國對伊拉克戰爭勢如破竹時，對比的案例是第一次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當美國陷入泥潭時，選擇的案例則是越南戰爭。

　　精細的歷史分析往往能得到可信的結論，這也是該分析方法歷久彌新的根本。例如，一位學者通過分析阿富汗獨立外交傳統，指出未來阿富汗不可能一邊倒向美國，「即使美國在未來阿富汗有較大影響（但能否保持其軍事基地還是一個未知數），後者的外交政策估計仍會受到其中立傳統的約束，因而中阿的友好關係是可以預期的」。但是，簡單粗暴的歷史分析方法只能收到圖解預設結論的效果。正如西方諺語所講，瞎子拄燈柱，不是為了照明而是為了尋求支撐。

　　5  學風

　　學風是個大問題，這裡只涉及研究的專業性和客觀性。理論、邏輯和方法都是研究問題的工具和路徑，當然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對問題本身的專業知識，對工具的研究不能取代對問題的研究，否則就是捨本逐末。正是在具體問題上，特別是在國別研究領域，中國缺乏真正的專家。

　　國別研究是國際問題研究的基礎，也是戰略研究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這需要真正的專家而非「大家」，中國國際關係學界恰恰缺少專家。在兩場戰爭前後，在期刊上、媒體上露面的作者群大體上是同一批面孔。不論是阿富汗問題、伊拉克問題、美國外交還是時代特徵、國際形勢走向，檯面上的人都似曾相識。這批人可以稱之為「大家」、戰略家，他們掌握著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的學術話語權。

　　現代戰爭是全面戰爭，涉及美國、阿富汗、伊拉克的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專業知識，這些知識是準確把握變數的基礎和關鍵。然而，在關於兩場戰爭的研究中，幾乎看不到專業研究，而到處都是戰略研究，都是從大戰略、大棋局高度看問題。沒有紮實的國別、領域研究，戰略研究就是空中樓閣。

　　仔細分析前述400多篇文章可以看到，兩場戰爭期間居然沒有湧現出阿富汗問題專家、伊拉克問題專家、巴基斯坦問題專家。中國的國別問題專家本來就少之又少，在國際關係研究界又難以立足主流，久而久之形成惡性循環，越沒有地位、研究的人越少。相反，「大家」、戰略家們卻如魚得水，話語權越來越大，涉及的面越來越寬。

　　因為缺乏真正的專家，所以關於阿富汗、伊拉克形勢的分析都是一些常識性知識，缺乏深入的第一手材料。戰略家們往往轉述美國觀點，「美國領導人的許多言論表明，他們對在阿富汗作戰的實際困難、對美國可用的軍事能力的局限性、對軍事打擊所涉及的外交麻煩和地緣政治陷阱、對戰後安排的複雜性和可能代價，都有比較清醒的估計。」即使是偶然有國別問題專家的研究成果，也難入「大家」、戰略家的法眼。

　　專業知識缺乏、國別研究與戰略研究脫節，戰略預測就變成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專家需要中國傳統學風中「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但在信息時代、家國天下日新月異的背景下，很難求得這樣的人才，目前的科研體制也不鼓勵這樣的人才。

　　政治因素對學術研究的干擾不可避免，任何一個國家都有政治正確問題，只不過有的國家更嚴重些罷了。在中國學術界，看壞美國是正確的。把美國的威脅估計得嚴重一些、長遠一些，在政治上永遠是正確的，這是政治避險的捷徑。過去幾十年的學術歷程大體表明，中國學術界對美國威脅的估計往往偏於嚴重。中國外交史專家章百家指出，從我國的經驗來看，我們對外來威脅估計過高。

　　同樣，唱衰美國也永遠是政治正確的。有一位學者指出，很難否認有一種傾向，就是判斷美國地位下降，在政治上是正確的，可以論證多極化；而說美國地位沒有下降甚或上升，會產生「感情、立場有問題」、「跟多極化唱反調」之嫌。

　　預測國際事件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特拉克（PhilipTetlock）20世紀80年末90年代初做過一個實驗，分別訪談189位蘇聯、南非、中東領域的專業人士，包括教授、情報分析員、記者、政策分析員和研究生，讓他們對未來一到五年的事情做出預測。五年後發現，預測結果令人失望，預測準確率略高於概率。

　　人類永遠不可能找到完全科學、準確的預測結論，但是可以努力向科學靠近一點點。人類社會科學數千年的歷史已經積累了相當多的專業知識、專業方法。然而，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國的國際問題研究仍然重視出思想、出觀點、出點子，靠的是諸葛亮、筆杆子。

　　國際關係作為一門學科要專業化、科學化，必須依靠理論、方法，必須積累大量的案列研究，必須研究具體、實在的問題。十年前有一位學者指出，中國國際關係學界寫文章的多，做研究的少；寫「大」題目的多，研究「小」問題的少。今天看來，形勢沒有好轉，似乎還有惡化趨勢。但願十年後若有人回顧今天的學術研究，不要再得出相似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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