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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蔣介石和蔣經國父子的日記遠赴重洋到了美國,交由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暫存」。
這是一批價值無法估量的重要史料。蔣介石日記從1917年到1972年,歷時55年；蔣經國日記從1937年到1979年,從抗日戰爭至台灣民主化之前。
經過整理,胡佛研究所陸續開放了蔣介石日記。2006年第一批開放的為1917年～1931年的部分,2007年開放的是1932年～1945年的部分,2008年7月份開始公開1945年～1955年部分。
每一次開放都吸引了全世界的蔣介石和民國史的研究者。中國大陸的學者楊天石、張海鵬等人都曾遠赴美國尋訪「蔣介石」。
2008年6月,在2006年、2007年兩赴斯坦福閱覽蔣介石日記手稿本的基礎上,楊天石出版了新著《找尋真實的蔣介石》。
由於不能複印和拍照,這些年近古稀,早已滿頭華髮的學者只能用最原始的辦法——手抄,常常一抄就是半個月乃至一個月。今年7月,得知1945年～1955年部分的蔣介石日記開放后,楊天石三赴斯坦福,再當「手抄公」。對於楊天石們而言,胡佛研究所「暫存」的蔣介石日記,誘惑力太大了。
那麼,蔣介石日記是如何赴美進入胡佛研究所?又是如何逐步開放的?其中有著怎樣的故事?
2008年夏,《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在北京採訪了一位最核心的故事講述者——宋曹璇女士。
宋曹璇,稱宋美齡「三娘娘」,稱張學良「張伯伯」,是宋美齡幼弟宋子安次子宋仲虎的夫人。宋美齡晚年每次聚餐的時候,都會讓宋曹璇起來謝飯,帶領眾人禱告。如今她是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訪問學者,主要負責審理、分類和檢閱其家族先輩宋子文、蔣介石、孔祥熙、蔣經國四位先生的全部私人檔案(包括日記、來往書信、電報等)。
蔣介石日記手稿
具體到蔣介石日記,在開放前,宋曹璇都要進行通閱,她覺得暫時不適合開放的部分,就會貼上條子。
不過,她貼的條很少,因此受到了學者們的歡迎。2008年7月在北京舉行的一次史學研討會上,楊天石等史學家都對宋曹璇這個寬鬆的「審查官」表示了讚許和感謝。正因為她的寬鬆,許多人才得以看到一個比較完整的蔣介石日記。
從台灣到斯坦福
1975年蔣介石去世后將日記留給兒子蔣經國,1988年蔣經國病逝前,將父親的日記連同自己的日記一併交給其三子蔣孝勇。1996年,49歲的蔣孝勇故去,日記轉由其妻蔣方智怡保存,直至2004年冬天。
台灣榮民總醫院院長彭方谷與蔣方智怡稔熟,而彭方谷又與故事的另外一個核心人物——郭岱君相識。郭岱君在台灣曾官至「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2000年後擔任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是該所「近代中國檔案及特藏館」的負責人之一。
郭岱君得知蔣介石日記在蔣方智怡手上后,就前去拜訪,並表達了將日記委託胡佛研究所管理之意。
「蔣方智怡稱我為嬸嬸,我先生輩份上是蔣孝勇的叔叔,但從小就是非常要好的玩伴,關係很親密。孝勇過世后,蔣方智怡在大小事情上也經常會來請教我先生。」宋曹璇說,「她也考慮過放到其他學校,恰好我先生也是斯坦福的校友,他就鼓勵放到胡佛研究所,她接受了這個提議。」
之後,蔣方智怡請了律師與胡佛研究所商談,經過大概幾個星期談妥了條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日記是我們『元首』的日記,我們不可能永遠給任何一個組織或者機構,只能暫存在胡佛(研究所),時間期限原則上是50年。」 宋曹璇對《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說。
「為什麼是50年？因為我們認為不管是中國大陸還是台灣,在這50年內都會有一個比較穩定的政治環境。我們希望有一個地方能夠有這樣的能力來保存並且重視日記。也就是說,在50年之內,任何時間,只要在中國的領土上任何一個地方有能力保存的,我們就願意把日記帶回去,放回中國的土地上。」
之後就是日記的運送。從台灣到美國的斯坦福,一路上都有保安人員護送,「有幾個重要項目的日記,是幾位教授在飛機上一路提著帶到胡佛的。」宋曹璇回憶。
蔣經國日記促成蔣介石日記的開放
日記到了胡佛研究所以後,研究所很快開始檢查這些文獻,發現裡面的損傷「特別嚴重」,估計大概需要幾百萬美元才可能完全妥善處理。
蔣日記手稿原件（上）和胡佛檔案館製作的複製件（下）
蔣介石日記從頭至尾都是用毛筆書寫,溫度一高墨汁就會融化,所以很多地方日記都幾乎粘在一起,像個小磚塊一樣。「再加上蔣公一直打仗,經歷戰亂、逃難,顛沛流離,不可能保存得很好。」
有些紙張已經開始腐朽,早期的日記更是根本不能觸碰,必須先經過非常謹慎的處理。
處理的辦法,先經過酸處理,如果有黴菌的要冷凍兩個月以上,然後再去酶、酸化,整個過程下來是三四個月。
對那些粘到一起的部分,用特殊的辦法蒸。蒸完后紙頁會鬆開,然後一頁一頁把它們分開來,「再用特殊的技術,將紙張反面洇過來的墨去掉。」
即使如此,仍然還是有很多日記不能辨別。「有的浸過水的,一片黑。研究所做過統計,大概有4%幾乎是完全看不清的；20%以上是模糊狀態。但我們也在盡量看。」
接下來就是討論開放的問題。胡佛研究所作為一家歷史研究所,希望史料可以公開。但蔣方智怡對於保存的興趣大於開放的興趣。「她從來沒看過日記,不知道裡面寫的是什麼,她覺得一個『元首』日記的公開需要非常謹慎。」
另一方面的阻力來自台灣島內的一些人士,「姑且稱他們為『保皇派』,他們老是覺得一個領袖要像神一樣,是不能有錯誤的,更不能把錯誤揭露給人民知道。而日記里難免記錄(蔣的)一些錯誤。」
「蔣家家屬也有很多的考量,」宋曹璇說,如果開放太快,過於草率,可能會遭到當時在台上的民進黨的攻擊,「那時候民進黨正好醞釀了一個『拒蔣』的活動,日記的開放可能被他們利用。」
一次偶然的機遇讓勸說者們找到了絕好的理由。胡佛研究所有一位叫麗薩的女孩,她在浩瀚的日記中不經意間翻到了蔣經國的一頁日記,在這頁日記中,蔣經國提到,他經常看父親的日記,並覺得父親非常了不起,很多事情不為人知,很多精神、思想大家不理解,並希望將來有一天父親的思想能夠為人們所知。
「我們如獲至寶,趕緊把經國先生這一篇日記影印下來給蔣家看,我們說這是經國先生的遺願,希望他父親的整個心路歷程為大家所知道。本來這件事情卡在那個地方,但這一頁日記突然使前景豁然開朗了。」
蔣家最終同意開放蔣介石日記,而宋曹璇被委託為閱讀日記的第一人,擔負把關的重任。
貼條子和隱私
學者去胡佛研究所看日記檔案可以挑最關心的部分來看,但宋曹璇不行,她必須每一行、每一個字都看,「生怕漏掉什麼東西」。
「我大概到明年全部能看完。」她說。
她先從蔣經國的日記開始看,因為她覺得蔣經國的日記對於當代一些政治上的疑惑可能會有一些解釋。但當她看了大部分蔣經國日記的時候,胡佛研究所說不可以,一定要從前面開始看,日記的開放也是從遠到近。鑒於這樣的要求,她又從蔣介石日記看起。
宋曹璇說自己對歷史是個「外行」,意外承擔這個重任,在為日記開放把關的時候,她掌握幾條原則：一是蔣家的隱私,二是蔣家家屬的資料,三是健康情況,有一些病或者身體上的狀況不便讓人知道,另外就是蔣經國的一些敏感的人際關係,「這些情況下我可以貼條子,延時開放」。
如果蔣介石在日記中提到的人尚有子女在台灣為官,「有尷尬的情況我也可以延時開放」。
但總的來說,宋曹璇的審查尺度很寬鬆,1955年前的檔案總共只有四處貼了條子,每處也只是幾個字。「裡面大部分都是人名。」她說,而且,如果哪位專家對那段事情比較熟悉的,也可以猜出發生了什麼。「我只是盡我能力保護一些人,不要讓他尷尬而已,其實對行家(貼條子)也沒什麼用。」
「比如一篇日記,蔣公抱怨一件事情,我只把他抱怨的對象拿掉。這件事情發生在幾十年前,知道的都知道,能猜出來,不知道的也就不知道,我只是不讓那個人或他的兒女難堪而已。」
審查的過程中,還有一位重要人物——潘邦正,他是紐西蘭奧克蘭大學國際關係博士、胡佛研究院客座研究員,蔣介石「文膽」秦孝儀的學生。
秦孝儀將潘邦正推薦給了蔣方智怡。「他離開台灣十幾年,剛從海外回來,是可以避免爭議的一個合適人物。」宋曹璇說,她所有的日記看完以後,潘邦正也必須選擇性地看,對於政治敏感的問題他要給蔣方智怡建議,「我不是念政治的,也不是念歷史的,政治敏感度可能不及潘教授尖銳,所以他主要是做一些政治上的考量。」
「很幸運的是,我們大家在看了蔣公的日記以後都有一個共同的感受,就是他已經盡了力。不管怎麼說,我們覺得他的錯誤已是在他的能力裡面降低到最小了,因此也沒有什麼需要隱藏。」【摘自《瞭望東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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