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時代的情報機構和媒體

　　美國新總統一再極力貶低新聞媒體和情報部門。這種過激姿態的結果是，兩個相互爭吵的機構被逼到同一個牆角。

　　

　　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入主白宮之路上詆毀和貶低過兩家自稱美國民主體系支柱的機構：新聞媒體和情報部門。

　　這種蓄意抵賴事實的行為的諷刺之處在於，數十年來記者和間諜這兩個群體一直以懷疑、甚至敵意的眼光看待彼此。近年來，在維基解密(WikiLeaks)和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的泄密事件以及很多媒體對此積極報道的情況下，相互間的戒心格外強烈。不過，如今記者和間諜發現，面對這位新總統的蔑視，他們不知不覺地成了一條戰壕里的戰友。

　　在競選過程中，特朗普一再稱記者「不誠實」、「令人討厭」和「人渣」。之後，在一個新聞發布會上，他拒絕接受美國有線新聞網(CNN)的高級白宮記者吉姆•阿科斯塔(Jim Acosta)的提問，提高聲調蓋過後者——顯然是被CNN率先報道情報機構向即將卸任的奧巴馬總統報告一份情報檔案中有關他的猥瑣指控激怒了。借用他在Twitter上的發帖風格——往往以震驚的表情和驚嘆號結尾——「史無前例！」

　　他認為美國情報機構向媒體爆料了該檔案，並把他相信發生的這種行為與納粹德國相提並論。這只是這位新任總司令最近一次狠批情報機構。他之前曾暗示，由於情報機構當年錯誤地以為伊拉克的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因此他們不再值得信任，以此嘲弄情報機構認為俄羅斯黑客入侵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NC)資料庫、並泄露大量令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尷尬的材料的結論。

　　信任是無價之寶。相比其他國家的新聞文化，美國新聞媒體向來在更大程度上堅守中立和嚴謹核查的承諾（儘管如今例外行為越來越多）：這是美國媒體自稱值得信任的依據。對於那些在乎職業操守的新聞從業人員來說，尋找和公布他們所發現的全部真相，仍然是他們擁有威力和特權、並受到信任的理由。情報機構每天早8點前以《總統每日簡報》(President』s Daily Brief)形式向橢圓形辦公室(Oval Office)呈交高度機密的情報摘要，如果特朗普政府認為《簡報》本質上有缺陷（因為過去的失誤）或者帶有政治傾向，因而對它置之不理，情報機構會發現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特朗普曾在競選期間宣告，他不需要這類簡報。）

　　特朗普總統在競選時竭力摧毀人們對這兩家最需要信任作為存在依據的機構的信任。這樣一來，他話里話外地要求人們只信任他，至少主要信任他。真相由他開始，並以他為終結。而特朗普在這方面造勢時，深知新聞業和情報機構比以往更加脆弱。

　　由於未能察覺9/11事件劫機分子的計劃和行動，情報部門受到了強烈批評。由於錯誤地堅稱薩達姆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他們受到了嚴厲指責，特別是來自左翼的譴責。由於中央情報局(CIA)對聖戰嫌疑人使用水刑（被視為酷刑），他們的形象再次受損。由於2013年斯諾登竊取國家安全局(NSA)文件——揭露了美國公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受到監視——他們遭受了又一次打擊。如今人們依賴情報機構，是因為美國人像其他很多國家的人們一樣，擔心伊斯蘭主義恐怖分子的行動，但如果情報機構錯過了恐怖分子發起大規模屠殺行動的跡象，這種信賴會在一夜間消失殆盡。

　　新聞業從沒有像如今這樣易於獲得、多樣、而且受眾可以輕易進行評論、更正以及爭辯，但與此同時，新聞業的主要媒介之一報紙面對停刊和縮減規模。出版一份報道全面、在核查事實和可信度方面達到高水準的優質報紙，正變得越來越難——廣告業正迅速拋棄紙質媒體，轉投數字化媒體，而後者往往意味著谷歌(Google)和Facebook。所有報紙都掙扎著適應數字化時代：一些報紙暫時取得了成功，而其他報紙繼續嚴重虧損。

　　過去一年，地面和有線電視新聞的形勢不錯——去年春天，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首席執行官萊斯利•穆恩夫斯(Leslie Moonves)曾表示，特朗普的競選「對美國來說或許不好，但對CBS來說簡直太好了」。但大多數美國人以懷疑的態度來看待「主流」媒體：去年9月蓋洛普(Gallup)的年度調查顯示，非常相信或比較相信新聞媒體「全面、準確和公平地報道新聞」的人下滑至32%（在共和黨人士中持這個觀點的人僅為14%），創下了新低。

　　特朗普既利用了這一趨勢，也對其推波助瀾。他的姿態與其他民粹主義領導人一致：在義大利，五星運動黨(Five Star Movement)領導人、目前義大利人氣最高的政客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最近呼籲設立公民陪審團來評判記者的準確性，這呼應了特朗普有關記者是「假新聞」主要源頭的觀點。對於所有在政治上走民粹主義路線的政客，試圖對時事進行以事實為基礎的有條理的報道的新聞媒體都是天敵。相比之下，摻雜著事實、推測、黨派炒作以及為了吸引眼球和盈利而有意捏造的假新聞的網際網路，是更加過癮的媒介。因此，格里洛通過博客挑戰義大利傳統政黨，而特朗普將通過Twitter對美國政治和媒體發號施令。

　　***

　　突顯特朗普過激姿態的一個跡象是，他把兩個相互爭吵的機構逼到了同一個牆角。在特朗普之前，情報機構面對來自新聞界的最大挑戰是泄密文化——NSA前合同工斯諾登從該機構竊取了約150萬份文件，使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表露無遺。

　　NSA文件泄露事件以及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的維基解密，為新聞業的新時代搭起了腳手架。用阿桑奇的話來說，權力中心的大規模泄密事件創造了一個「新體系」，一種強大的解放工具，就像19世紀工業化催生的馬克思的願景：無產階級砸爛充滿壓迫而又故弄玄虛的資本主義體制和資產階級社會。

　　在美國律師兼記者格倫•格林沃爾德(Glenn Greenwald)——他是斯諾登（在個人不認識的情況下）信任並交出NSA文件的小團體的一人——手中，泄密行為被搞成了一個挑戰：既是對西方民主國家的挑戰，也是對泄密產生的新聞報道的挑戰。如今，泄露海量數據已成了新聞業的常態：過去一年最戲劇化的事件是從巴拿馬律所莫薩克•豐塞卡(Mossack Fonseca)取走約1150萬份文件，詳細記錄了富人如何通過逃稅而變得更加富有——這種泄密與當今人們對財富不平等日益加劇的憤怒十分吻合。

　　格林沃爾德認為，新聞客觀性是一種「令人窒息的約束」，「自我閹割」，而只有「強勢、高度事實化、咄咄逼人、對抗性的新聞」形式才符合政治權力已全面失去信任和尊重的當今社會。從這層意義上講，泄密運動與特朗普和其他民粹主義者不謀而合：雙方都認為主流新聞媒體是虛假的，是腐敗體制的一部分。特朗普因阿桑奇公布了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泄密郵件而讚揚了他：尚不清楚特朗普是否會像資深共和黨人士那樣批評奧巴馬在卸任前給切爾西•曼寧(Chelsea Manning)減刑的舉動。2010年，身為軍人的曼寧把敏感的軍事和外交材料泄露給了維基解密，因此被判35年有期徒刑。

　　在各國情報機構的權力和觸角擴大、以及它們監聽通信的能力大幅增加的情況下，要切實履行新聞界誇耀的「向權力問責」的目的，確實需要活躍、愛刨根問底、有水平的新聞工作。在美國，如今情報/工業體系已經形成了由機構和私營承包商組成的巨大網路。根據《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 2010年的估算，超過1200個國家組織和近2000家私營企業在從事反恐、情報和國土安全方面的工作。任何個人、委員會和機構都無法監督如此龐大的群體。

　　蒂姆•韋納(Tim Weiner)在他2007年出版的尖銳批評CIA歷史的著作《監聽大國》(Legacy of Ashes)中寫道，該機構對保密的需要「總是會與美國民主制度的開放性相衝突」。我曾以西方三大中心（法國、英國和美國）新聞界和情報機構之間的關係寫了一本書，在為該書做研究的過程中，我清楚地看到，情報機構在幾乎任何地方監聽通信和追查嫌疑人的龐大觸角範圍，加上他們對保密的需要，與法國和英國、以及美國的民主實踐都發生了衝突。這個問題近年只是變得更加棘手。

　　和間諜、特別是情報機構負責人交談，可以理解他們生活在兩個強烈衝突的極端的夾縫中。他們知道自己承受的壓力——要更加開放和透明。但對於情報機構負責人來說，公開聲明中已經正式納入的「透明」和「公開」是可疑的概念，會沒完沒了地侵蝕必須保密的領域。

　　在2004年-2009年領導英國軍情六處(MI6)，約翰•斯卡利特爵士(Sir John Scarlett)決定委託編寫該機構的歷史；出於安全理由，此前這從未被批准過。儘管遭遇了一些抵制，但斯卡利特繼續推進：結果就是一部詳盡且可讀性較強的記錄，從1909年開始，但只寫到了1949年——這是該機構覺得它可以解密的最近時間點。

　　梅塔•拉姆齊(Meta Ramsay)是軍情六處級別最高的女性之一，她告訴我，她曾經渴望該機構能「承認」自己的存在——在幾十年期間，歷屆英國政府都矢口否認其存在，記者們則寫了大量虛構的故事：1992年，當時的新首相約翰•梅傑(John Major)承認了軍情六處的存在。她說，後來她改變了想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她認為英國議會的情報和安全委員會盤問得過深，從該機構的頭頭那裡得到了太多情報。「如果人們冒著生命危險提供信息，他們必須得到軍情六處不會泄密的保證。如果他們認為很多情報被告知了議會委員會，他們將不會有那種信任，」她說。

　　法國對外安全總局(DGSE)前局長皮埃爾•布羅尚(Pierre Brochand)最為全面（也最犀利）地向我講解了情報機構在現代社會中的處境。他回憶道，當他在2002年接管這個法國對外情報機構時，「普遍的心態是一種焦慮的癱瘓，就像與一隻被蛇纏住、等著被吃掉的貓鼬」。

　　別人從黑客增強且不斷提升的能力中看到了對情報機構乃至國家安全的威脅，而布羅尚的視角更寬。他認為，「伴隨西方社會情報工作的無端恐懼」在某種程度上源自於這些社會向「個人主義民主政體的轉型，其箴言是自由、平等、透明、道義」。他接著說，透明「從某些方面說是保護自由與平等的條件，因為信息就是力量，如果對人民隱匿信息，自由和平等會被認為處於危險之中」。他認為，現實政治——推進國家目標的一種冷靜、秘密的方式，它必須處於「情報機構運作的核心」——如今被視為一種威脅。

　　與此同時，一度被置於公民社會之上的國家，「不再處於掌控位置，其所做的一切會處於控制者——法官、記者、民意調查員、非政府組織、告密者等等——的密切監視之下，而如果有什麼事情還能處於他們的持續控管之外，那些事情難免變得高度可疑」。在他任職的6年期間，布羅尚確實推動了DGSE的開放，舉行媒體吹風會，並和高級記者共進午餐，但透露的內容局限於「他們可以發表的點點滴滴的猛料信息，既不給我們帶來不便，又對他們有巨大價值，因為這讓他們有機會維護自己作為『圈內人士』的聲譽」。

　　雖然其他情報機構負責人對待記者或許不那麼居高臨下，但他們不會偏離布羅尚的方式太遠。他們會問，除此之外他們還能做什麼？CIA前副局長（2004年曾任過渡局長）約翰•麥克勞克林(John McLaughlin)對我說，「情報界感受最強烈的兩難困境是，你想讓世界知道自己在從事保護公民的工作……（但）你不能告訴他們太多」。雖然他以美國情報機構遙遙領先地最開放為傲，但他認為這樣的代價很高——或許過高了。

　　「任何對手如果研究我國情報官員頻繁而公開的國會作證、我們每天的新聞稿、我們解密的情報出版物以及我們層出不窮的泄密，只要不是白痴得不可救藥，都會掌握我們的優先事項……不面對此類要求的外國官員不斷問我：『老天，你們為什麼要這麼做？』」他哀嘆道，為了消除斯諾登泄密及這些機密被公開的的影響，需要進行漫長的、花費巨大的善後工作。「我們必須問媒體愛問的一個問題：你想讓我的工作變得多麼困難？」他最後說。

　　對於認為情報機構的活動至少有可能是更廣泛鎮壓的心態，西方情報機構一直很反感。在被問到這一問題時，MI6前負責人斯卡利特變得非常激動，他說，「說我們彷彿生活在一個處於威權主義邊緣的國家純屬無稽之談。這一點需要明確。我們生活在自由社會。你以為情報官員們來自哪裡？」

　　如果說這些前情報局長不願提高透明度，那麼他們這麼做的部分原因是他們堅定地認為自己是一群值得信任的人。「你隨便找一個英國公民，告訴他們你是誰，請他們配合你的工作——多數人會說『好的』，」斯卡利特說。「但這確實取決於一項共識，即你在做正確的事情。」在被追問到為什麼情報機構總是應該自然而然地得到信任時，斯卡利特說，「我們的」官員們「在一個自由社會長大，是這個社會的一部分，而這個社會有一套民權和人權架構，這是他們相信的。」

　　英國的政府通信總部(GCHQ)前負責人戴維•奧曼德爵士(Sir David Omand)在2010年出版的《保衛國家》(Securing the State)一書中，對自己從事的這一行做了最有理論水平的生動描述。GCHQ的職責相當於美國的NSA。在對14世紀畫家安布羅焦•洛倫采蒂(Ambrogio Lorenzetti)繪於義大利錫耶納市政廳的巨型壁畫《好政府與壞政府的諷喻》(Allegory of Good and Bad Government)中的畫面和涵義作了一番梳理后，他強調了其中佔主導地位的主題：只有安全才能帶來「好政府」壁畫部分展現的繁忙、和平、穩定的城市和農村社會。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另一部分壁畫展現的是缺乏安全所帶來的殘酷、背叛、欺詐、恐怖和內部不和諧，還有一個高高在上的暴君人物。「這幅壁畫反映了一對孿生概念。和平本身依靠強大的防禦，而安全要建立在堅定執行的正義之上。」

　　對歐蒙德以及那些曾經執掌西方主要情報機構的同儕而言，安全——在受到正義和民主的制約時——是打造自由社會的基石。他們堅持認為，新聞媒體應該追究社會其他機構的責任，但不是他們：「你不能對他們說太多」，也就是說，必須對信任本身給予信任。

　　情報機構與新聞工作的關係——還算穩定，即便經常互斗——如今已經被大規模泄密、不可預測的告密者，以及（這一點更嚴重）新任總司令嚴重擾亂，後者至今將情報機構和媒體視為不利於自己的短期需要，並可能試圖以冷漠來報復。新的暴君人物即將降臨？

　　約翰•勞埃德(John Lloyd)是英國《金融時報》特約編輯。他的新書《恐怖時代的新聞工作：報道和揭露秘密國家》(Journalism in an Age of Terror: Covering and Uncovering the Secret State)現已出版

記者的話可以相信,豬國人民都在笑.雞賣的是肉,比出賣心靈的記者強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