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 | 被妖魔化的"人海戰術"：中共士兵是真勇敢，還是被逼送死？

　　楊奎松 燕園人文歷史

　　讀黃仁宇的書，我們可以很清楚地感覺到這個極力強調「大歷史觀」的歷史學家，其實也仍舊是一個性情中人，也仍舊有他自己的道德和價值判斷的標準。他雖然力主「大」歷史，「小」道德，但事到臨頭，自己也並不能完全做到這一點。然而，人非草木，孰能無情；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何況，黃仁宇按照他的主張努力嘗試著去做了，且遠做得比其他許多歷史學家要好。我們後人難道就不應當比他做得更好些嗎？

　　一

　　第一次到香港中文大學，第一次見到大學服務中心的熊景明小姐，也第一次聽說黃仁宇先生出了一本回憶錄：《黃河青山》。熊小姐對這本書讚不絕口，而引起我強烈興趣的，更多的卻是因為熊小姐提到了書中講述的一個細節，即林彪當年如何用「人海戰術」與國民黨軍隊作戰。那情景，聽得人頭皮發麻。

　　

　　幾天後，我終於借到了黃仁宇先生的這本遺著。還好，讀到有關林彪的「人海戰術」那一段時，我發覺事情原來並沒有太超出我的想象。黃當時作為鄭洞國將軍的副官前往東北參加接收工作，恰好趕上1946年5月四平街戰役結束。他寫道：「我們抵達前線時，剛好是戰役結束后沒幾天，看到鐵軌旁和田野里散布著無數的屍體。一位新一軍總部的參謀對我形容何謂『人海戰術』。他說：『他們會在前線擺出一千人，但空間只有幾百碼寬，通常只能容下一個連。你會想：這些人不傻，他們只是瘋了！但讓我問你：你可以砍殺多少人呢？四百、五百或甚至六百？你把這些人打成碎片，可是這些人的後面還有數百人在那裡。相信我，他們絕對可以收拾你和你的機關槍！』」至於為什麼這些士兵能夠如此效命，黃相信林彪使用了「殘忍」的手段，他為此引述了戰役結束后投誠到國民黨一邊來的林彪部隊的一個作戰參謀的說法，即：「林彪對自行撤退的將領處以唯一死刑，有一天他就下令槍決兩名連長。」黃的這段描述，有一個最大的缺陷，就是並非親歷親見，而是「道聽途說」。這並不是說黃聽來的事情一定不可靠，而是說當黃不再是以一名國民黨軍官，而是以一名歷史學家的身份來寫這本書的時候，使用這種聽來的資料理應做到更加謹慎。因為，類似的說法，在國民黨人當中曾經十分流行，但未必十分準確。記得幾年前在台北國史館做韓戰問題的報告，當時就有聽眾提問：聽說中共作戰主要是用俘虜在前面打衝鋒，出兵朝鮮，也主要是擔心幾百萬國民黨軍的俘虜不可靠，因而要把他們派去朝鮮送死？中共士兵是作戰勇敢，還是被逼送死？站在不同的角度，難免會有不同的回答。問題是歷史學家必須深入考察表象背後的具體原因，而不能簡單地把士兵屍首橫陳歸結為林彪「殘忍」的結果。畢竟，稍有軍事史研究經歷的人都會了解，在當年，槍決作戰中不聽命令、「自行撤退」的軍官的，並不只是一個林彪，蔣介石和其他國民黨將領也同樣如此。即使事情發生在美軍中，也一樣要上軍事法庭。至於為奪取和堅守一個陣地，投入過多的兵力，造成過多的死傷，也與「人海戰術」的主觀意圖沒有太大的關係，黃書中提到的1937 年的淞滬戰役和1938年的台兒庄戰役，其實也都有同樣的問題。但黃在提到蔣為了固守上海，將數十萬軍隊「擠在一個很小的區域內，因此蒙受重大損失」的作戰時，卻表現出高度的理解和同情。

　　事實上中共1946年之所以在四平街附近投入相當多的兵力來阻擊國民黨軍隊，其理由與黃解釋蔣當年的考慮，也頗有相近之處。黃解釋說：「在這個例子中，蔣的考慮遠超過戰略需要。他必須向西方強調證明，中國決心打一場生死之戰。更重要的是，他需要一些犧牲，來鞏固他新接總指揮官的名義及實質。在國民黨半數以上的部隊里，組成分子屬於軍閥、准軍閥和前軍閥。……蔣介石絕對要展示他的意志，不能逃避。」

　　中共1946年發起四平街保衛戰，其理由也相去不遠。因為當時蘇軍突然撤退，要求中共軍隊自行接收東北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並阻止國民黨軍接收。中共雖試圖通過馬歇爾達成國共兩黨事實上分割東北的意圖，蔣介石卻堅決不讓步，不惜武力接收。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為宣示中共決心，故亦不惜一戰。而對於林彪來說，他剛到東北掌軍不久，東北的各路武裝倉促成軍，一盤散沙，也需要來一次大戰以確立其指揮權威並鍛煉部隊。林彪指揮投入兵力過於密集，作戰死傷多，就說是「殘忍」的「人海戰術」；蔣介石指揮投入兵力過於密集，作戰損失慘重，就說是深謀遠慮的「精心策劃」和「展示意志」，這似乎多少有些遷就了作者自身的主觀情感。

　　

　　遼瀋戰役

　　關於「人海戰術」的問題，其實在美國作者描寫當年中共軍隊在朝鮮與美軍作戰的書中，也有寫過。經歷了與德國軍隊和日本軍隊的大規模戰爭，同時受過單兵作戰嚴格訓練的美軍官兵，注意到戰爭初期一些部隊的中共士兵不顧美軍優勢炮火的打擊，前仆後繼，一波一波地發起衝鋒，以致屍橫遍野的情景，也曾形容中共軍隊這種戰法是「人海戰術」。但嚴格說來，這種「人海戰術」的戰法並不是中共軍隊作戰的一種範式或主觀意圖所使然，它具有複雜得多的歷史背景。從根本上說來，它其實是部隊裝備長期落後，影響到戰術落後的一種反映。這多少有點像19世紀直至20世紀初發生在歐美戰場上的那些戰爭。由於武器的殺傷力有限，交戰雙方甚至往往會排出整齊的隊形，挺胸昂首，敲鼓踏步，發起進攻。由此也就不難發生「人海戰術」和慘重傷亡的問題，當年歐洲戰爭之慘烈，與此亦不無關係。20世紀20年代以後的中國軍隊的裝備，相對於19世紀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歐洲軍隊的裝備，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進步。但中共從1927年建軍伊始，就是一支典型的農民武裝。直到1945年抗戰結束后很長一段時間，中共部隊的主要作戰武器都是從各種不同渠道得來或繳獲的制式不一的長短步槍，自動火器數量很少，火炮幾乎沒有，甚至連所有武器使用的火藥，也還都是殺傷力有限的土製黑色炸藥。這也是中共為什麼始終不打正規戰，堅持打游擊戰的一個原因。裝備落後，正規戰經驗少，在江西中央蘇區反國民黨「圍剿」戰爭中就曾經吃過大虧。當時來自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堅持用陣地戰抵抗國民黨軍對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進攻，結果廣昌附近接連兩戰就損失幾千人。

　　抗戰中中共也兩次主動對日軍大舉出擊，一次即平型關戰鬥，一次即百團大戰，但兩次都蒙受嚴重損失。平型關戰鬥近兩千人主要伏擊日軍裝備不強的輜重部隊，殲敵不過四五百人，自己就死傷400餘人。百團大戰打的主要只是「破襲（公路鐵路交通）戰」，結果也傷亡數千人。注意到戰鬥後部隊的戰鬥詳報和總結之類，我們很容易發現，指揮員們並不存在利用「人海戰術」造成屠殺恐怖的任何主觀意圖。事實上，長期以來，中共部隊的兵源始終是一個問題，這也正如黃仁宇先生所講到的，並不是隨便拉來一個農民就能學會瞄準打槍和衝鋒殺人的。更何況所有的軍官都會格外珍惜自己部下那些熟練使用武器的戰士，因為部隊的戰鬥力幾乎全靠他們。沒有哪一個指揮官會無視自己部隊的傷亡。因此，他們每每要檢討自己部隊傷亡大的內在原因。而所有檢討中長期以來始終存在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由於部隊作戰頻繁，擴展快或補充多，大量新老戰士集合在一起，班組作戰不會運用戰術，單兵作戰不善於自我掩護，衝鋒時或興奮或緊張，常常擠成一團，不注意散開隊形，如此等等。而歷次作戰的經驗證明，打仗少的新戰士越多，上了戰場就越容易擠成一團。1946年四平街保衛戰時，部隊恰恰多半都是新戰士和收編過來沒有戰鬥經驗的偽滿軍警人員，而且剛剛編組成軍，其戰術訓練之差，以致影響到戰術運用，導致戰場上有時會亂成一團，也可想而知。

　　甚至，即使在經歷了3年國共大戰之後，當中共部隊準備入朝作戰時，也還有同樣問題存在。因為當時相當一部分部隊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已經轉成生產單位，或開始大批複員，不僅沒有戰術組織和單兵訓練工作，就連槍炮都已生鏽甚至被鳥築巢，臨時拉上前線，其作戰時的戰術運用當然不可能令人滿意。不過，在3次戰役后，即隨著各部隊反覆強調戰術運用和對美軍強大火力的逐漸適應，美國人已不再能見到這種「人海」式的戰法了。這說明，「人海」並非中共既定的「戰術」，與「殘忍」與否亦無太多直接關聯。

　　

　　四平保衛戰

　　二

　　一方面提倡「大歷史」觀，相信人類的價值判斷和道德標準之類的主觀意志會因時空的影響而有別，不贊成美國學生討論現代中國歷史過分強調國民黨的「貪污無能」，或共產黨「太過暴力」，但另一方面在敘述自己的內戰經歷時，卻不斷使用「殘忍」之類的字眼來表達對自己當年對手的道德評價，這是黃書中明顯存在的一個矛盾的現象。其實，當我們把當年國共內戰中中共軍隊的作戰能力當成一段歷史來研究的時候，與其籠統地談論林彪的戰術如何「殘忍」，不如換一個角度，深入探討一下林彪的軍官和士兵為什麼會心甘情願地聽從那些「殘忍」的命令，一上戰場就「瘋了」？黃仁宇先生在書中用了相當多的篇幅來說明抗戰結束后的國共內戰，但很遺憾，他並沒有討論兩黨軍隊之間的差別，以便說明中共為什麼只用了3年時間就在軍事上由弱變強，進而一舉打敗了國民黨。他反覆提到的四平街戰役，在中共的軍事史上是最著名的幾場敗仗之一，因此這個例子所展示的所謂「戰術」，即使存在，也只能是個失敗的戰術，它並不足以反映中共何以能夠在軍事上取勝。其實，國共兩黨的軍隊是存在相當差異的，而黃仁宇先生所經歷的內戰期間最突出的一點差異，就是部隊的士氣和紀律。黃書中提到的張治中是蔣介石的親信部屬之一，1949年率南京代表團到北平與中共和談。他在談判期間曾給蔣介石去過一封長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點，就是作為長期帶兵打仗的將領，他在北平時發現，國共兩軍的士氣和紀律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他曾談到過這樣一件事情，有一天他去故宮參觀，不留意間從正在行進的士兵行列中穿過，意外地發現中共士兵不僅停下來讓他通過，還微笑示禮。他為此感慨萬千，稱：如果這是一隊國民黨士兵，他即使不挨一槍托，也免不了要被臭罵一頓。由此他明確告訴蔣介石，國民黨的失敗已成定局，無可挽回。士兵士氣高，有各種各樣的原因。19世紀歐洲人敲鼓排隊迎著飛來的槍彈進攻，未必都有軍官們拿著手槍在後面頂著。1900年義和團舉著大刀長矛，赤膊上陣，與八國聯軍的洋槍隊開戰，也沒有人在後面施加「殘忍不合理」的「嚴苛紀律」。中共軍隊從1927年一路打下來，有過許多挫敗。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自不必提，長征途中湘江一戰就曾損失三四萬人，西路軍兩萬人在甘肅河西走廊甚至全軍覆沒，皖南事變時一個軍部被消滅，1946年四平街一戰也傷亡近兩萬人，但是，它卻越打人越多，越打士氣越高，這顯然也不是軍官的威脅或不合理的嚴苛紀律造成的結果。

　　中共靠什麼來提高部隊的士氣呢？這裡不能展開討論，但香港中文大學服務中心收藏有韓國翰林大學出版的，由該校亞洲文化研究所編輯的一套相當寶貴的文獻資料，它們是美軍在韓戰中繳獲的中國人民志願軍二十六、二十七軍等部隊作戰中遺失的大量檔案文件、士兵家信和日記。其中恰好提供了中共如何使士兵變得服從和效忠的一些證據。

　　

　　抗美援朝（志願軍跨過鴨綠江）

　　根據繳獲資料中幾個連隊的「政治質量統計表」，可以知道的是，志願軍士兵的成分基本上是貧苦農民，黨團員就佔了將近三分之一，雖然國民黨俘虜兵也佔到三分之一左右，[1]但多數士兵的思想卻已經發生了轉變。因此，在韓戰最艱苦的一段時間裡，部隊雖也有逃亡或臨陣脫逃者，但一般僅為部隊總人數的百分之一。[2]一個15歲就參加國民黨軍的士兵這樣說明自己的轉變：「在國民黨中時，說解放軍要殺人，心裡有些怕，但是一解放過來，吃又吃得好，天天吃火腿，同志對我很好，又發衣服，發兩雙鞋，比老同（志）還多些，我就感覺優待俘虜就是不錯。……在進軍西南中，聽指導員上課講，我們是窮人的隊伍，我自想，我家是窮人，以後要分地，我們就是革的地主老財的命，對革命道理我懂得了一些。」[3]另一個俘虜兵的轉變也大致相同：「（在成都被）解放后，不了解共產黨，想開小差，恐怕開不脫，後來在壁山經過階級教育后，始明白了一些，知道了為自己打仗，為人民打仗。在重慶五十廠，看到有人開小差，自己也有動搖，看到又抓回來，自己也就不想開了。但對上級講的國家勝利的形勢有些不相信。」「在剿匪中，看到優待軍屬，人民政府照顧窮人的情形，我們直接幫助了農人翻身，更把我的階級覺悟提高了。」「此次新的任務號召后，不知道是否能回來。我家裡還有困難，怎樣辦？經過全班的反覆討論，我們不是去侵略別人，而是抗美援朝，家裡人民政府一定會照顧。看到同志們的信上說，優待軍屬如何好，我的問題才解決了。」[4]綜合這套資料中的相關材料，不難看出中共確實善於做士兵的工作。其原因概括起來大致表現為四個方面的引導和影響：一是當時在解放軍里待遇較好，官兵比較平等，鮮有打人罵人現象；二是政工人員，包括老戰士，如班長等，大都隨時做勸導工作，並現身說法；三是部隊里動輒訴苦、階級教育、全班學習討論，有很強的政治氛圍；四是親眼見到和從家信中了解到部隊、政府確實幫助窮人，分田分地，照顧軍屬。在這方面，資料中公布的美軍繳獲的20封來自國內親屬的信件，幾乎都在講共產黨如何照顧窮人，鼓勵兒子、丈夫或兄弟為國立功，尤能說明問題。在這樣一種環境下，大批貧苦農民出身的士兵容易產生從眾心理，因而追求進步，表現勇敢，也很自然。近來讀到錢文忠先生談知識分子思想變化的一篇論文，他用了一個很傳神的字眼：「劫魂」。如果知識分子都會發生這樣的思想變化，農民出身的士兵們會變得服從和效忠，又何足為奇呢？[5]黃仁宇先生其實也注意到中共善於影響和整合農民的這種能力了。他在書中多次提到：抗戰期間，中共把自己轉變成一個農民政黨，努力制定適應自然經濟要求的各項政策，從而使自己成功壯大；國共內戰期間，「整個鄉間完全被動員整合」，「共產黨已經找到使用無盡人力和鄉間資源的模式，據以打造新的戰爭機器」。它甚至能夠使農民全力為中共軍隊提供食物、住處、運輸、急救等等後勤服務，並協助設置路障、捕捉國民黨軍隊逃散官兵。既然能夠注意到普通農民被影響整合的情景，何以看不到集合在軍隊中的農民士兵會更加效命呢？

　　（本文摘自《開卷有疑》，楊奎松著，江西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