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所好：對上捂蓋子，對下打板子

　　崇禎在位十七年，貫穿這十七年的核心事件就是波瀾壯闊的農民起義。作為大明帝國的終結者，李自成從一個失業的驛卒到投身農民軍與朝廷為敵，再到挾數十萬大軍兵逼京師，問鼎天下，其時間段，也就是試圖勵精圖治挽狂瀾於既倒的崇禎統治期間。

　　這兩個相差只有四歲的同代人，互相見證了對方――一方日益坐大，一方愈發頹唐，終至不可收拾。

　　那麼，鼎沸天下的明末農民起義的潘多拉之盒到底是何時打開，又是怎樣打開的呢？

　　與農民軍打交道多年的督師楊嗣昌在給崇禎的奏章中認為，農民軍起源於萬曆四十七年，始作俑者是在與后金的遼東戰役中潰敗后落草的士兵。

　　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士兵落草只是零星的和偶然的。明末農民起義的真正起源或者說標誌性事件，其實是天啟七年（同時也是崇禎元年）發生在陝西澄城的一起群體事件。

　　澄城位於陝西中部，境內溝壑縱橫，土地貧瘠，唐朝詩人杜牧有一篇短文說澄城完全靠天吃飯，如果遇上風調雨順，「苗則大獲」，一旦旬月不雨，「民則蒿然，四望失矣」。加上「復絕絲麻藍果之饒」，因而境內「固無豪族富室，大抵民戶高下相差埒」。

　　總之一句話，這是個地地道道的窮地方。那時候要是劃分國家級貧困縣，澄城一定榜上有名。

　　史載，天啟七年，陝西全境大旱，地處黃土塬上的澄城一帶更甚，莊稼幾乎全部絕收。

　　對此大災，政府不但沒有予以救濟，反而如同尋常年景一樣，一個子兒不少地徵收賦稅。

　　澄城知縣名張耀采（後來有史家考證，應該是張斗耀），其人「催科甚酷」，饑民們忍無可忍，終至有一個沒留下名字，只知道姓王排行老二的人站出來領頭鬧事了。

　　王二暗中聯絡了數百位饑民，聚集到澄城附近的山上，每個人都以墨塗面。

　　王二高聲問眾人：「誰敢殺張知縣？「

　　

　　饑民齊應：「我敢殺。」

　　如此問答了三次之後，王二就帶著這數百饑民闖入城裡，殺死了張知縣。

　　殺了朝廷命官，自然再也當不成順民了，王二只得上山打游擊。幾乎就在王二起義的同時，與澄城同為陝西屬縣的府谷也因民不聊生而發生了王嘉胤起義。

　　為了不被官軍各個擊破，兩支農民軍很快走到了一起。

　　次年，高迎祥也在陝北扯旗造反，並加入王嘉胤部。兩年後，於前一年下崗的李自成投奔到了高迎祥帳下，明末農民起義漸成星火燎原之勢。

　　王二造反殺死張知縣，這對守土有責的地方官來說，無疑是極其重大的政治事件。對此，巡撫胡廷宴卻令人吃驚地採取了不聞不問的策略。

　　原來，這位「老而耋」的官僚擔心一旦把農民起義的真相向上級報告，勢必惹火燒身，招來政敵的批評與朝廷的處分。

　　

　　為此，他採取的是顧頭不顧尾的鴕鳥政策：凡是向他報告農民起事的，不分青紅皂白，一律先打一頓板子，並聲稱，那隻不過是饑民而已；等到明年收了糧食，自然就沒事了。

　　那時候沒有報刊，也沒有網路，官員想要捂蓋子，當然比較容易。但同時帶來的另一個後果則是蓋子捂得越久，事情也就鬧得越大，局面也就越發不可收拾。

　　果然，當陝西遍地都是星星點點的農民起義之火時，包括胡廷宴在內的地方官員終於明白了一個鐵定的事實：紙是包不住火的。在再也捂不住的情況下，他們只得硬著頭皮向朝廷彙報。

　　不過，他們一方面在彙報時盡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另一方面又把責任往其他官員頭上推。

　　當兵部派人到陝西調研時，胡廷宴聲稱作亂的都是延綏巡撫岳和聲管轄的邊兵，因長期領不到軍餉而造反，理應由岳和聲負責；岳和聲針鋒相對地辯駁說，所謂盜賊其實就是胡廷宴治下的饑民，因地方官的橫徵暴斂才出事的，這當然是胡廷宴的過錯。

　　兵部的調研還沒下結論，岳和聲就病死了，而胡廷宴作為責任人之一被免職。

　　崇禎二年初，三邊總督武之望病死，崇禎令楊鶴繼任，負責處理陝西農民起義。楊鶴算是個明白人，他看出了解決農民起義的關鍵所在：

　　如果僅僅用剿滅手段，農民軍將會越剿越多，因為朝廷沒有給那些饑寒交迫的農民任何生路，他們只能前仆後繼地起為盜賊。

　　楊鶴認為，必須剿、撫相結合，且以撫為主才能奏效。即由朝廷出資安頓饑民，給饑民以長遠的生計，饑民才不會因恐懼於餓死而與朝廷為敵。

　　楊鶴的主張得到了一部分高級官員和崇禎本人的認可，他在陝西的安撫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先後有好幾支農民軍向朝廷投降。楊鶴鬆了口氣，以為他的剿撫並用以撫為主乃是一劑立竿見影的良藥。

　　然而，楊鶴這口氣松得早了些。如果安撫的手段早在一年前就實施的話，那麼農民起義可能的確不會發生，至少不會此起彼伏地發生。但此時安撫卻沒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在於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安撫時機已失，最佳時機應該是在大旱發生之後，王二暴動之前。也就是說，它應該由負有領導責任的地方官及時去做，而不是由朝廷大老遠從京師派來的楊鶴去執行；

　　第二，就在楊鶴剿撫並用企圖雙管齊下解決農民問題的崇禎二年，又發生了兩起火上澆油的事件：

　　其一，當年，后金軍大舉入侵，在繞過遼東的袁崇煥后，直逼京師城下，山西巡撫耿如杞奉命率五千精銳馳援首都。到京后，第一天被調守通州，第二天調守昌平，第三天調守良鄉――如此頻繁地調來調去，可見主其事者沒有任何成熟的預案。

　　更要命的是，按照明朝規定，凡是調守的軍隊，一律從到達駐守之地第二天起，才由地方供應糧餉。也就是說，耿如杞這支部隊連調三日，卻沒得到一顆糧食。士兵們既飢且憤，沿路搶劫。

　　等到后金兵自動退出長城，朝廷追究耿如杞所部士兵的搶劫行為，耿如杞因而被捕下獄。眼見主帥下獄，士兵們轟然奔散，陸續逃回山西，成為橫行晉中的流賊，與陝西農民軍遙相呼應。

　　其二，為了節約開支，崇禎於此年下令裁撤全國驛站。眾多驛站工作人員一夜之間突然沒了工作和收入，不少人也紛紛加入到了農民軍隊伍。其中，就有後來成為大明帝國掘墓人的李自成。

　　當農民起義如火如荼時，楊鶴的安撫為主的策略所起到的效果無異於杯水車薪，甚至成為農民軍危急時自保的手段――接受安撫的假投降之後，一旦有機會，依然東山再起。

　　個中緣由，倒不一定是農民離開了土地就變得更加狡猾，而是他們對冷酷的政府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

　　崇禎四年，楊鶴的剿撫並用、以撫為主的政策遭到政敵的強烈攻擊，求治甚急的崇禎也對楊鶴失去了繼續等待並支持的耐心。

　　他需要一個官員為陝西局面的失控負責，楊鶴當然是最佳人選。於是，這位對朝廷忠心耿耿的高級官員被捕問責，不久就流放於袁州――即今天的江西宜春。

　　三年後，楊鶴的兒子楊嗣昌被提拔為宣大山西總督，負責對付農民軍。對此任命，楊嗣昌推辭說，「我的父親在總督任上被處分已經三年，我哪裡忍心再當此職？」

　　崇禎對楊嗣昌溫言相慰，卻不肯赦免還在流放地的楊鶴。一年後，楊鶴在失意中死去；七年後，楊嗣昌在絕望中絕食而亡。其時，即便是用腳趾頭思考的官員也已然明白：濫觴於陝北的農民起義，已經由可能治癒的疥癬之疾惡化為無藥可救的心腹大患。

　　這個故事說明：

　　第一，在報假喜受嘉獎、報真憂遭撤職甚至脫了褲子打屁股的專制時代，一旦有群體事件發生，官員們的集體反應就是如何對上捂蓋子，對下打板子，哪怕捂蓋子和打板子將會給他們曾宣誓效忠的國家帶來不可挽回的損失也在所不惜。因而，封建官員名義上是國家的管理者和人民的父母，事實上卻經常干著挖國家牆腳、滅民命如捻螻蟻以固烏紗的傷天害理之事；

　　第二，朱元璋參加農民軍推翻元朝建立大明，三百年後，他的江山被李自成如法炮製地推翻。循環往複的歷史總是驚人相似。更加驚人相似的是，歷史的教訓總是被後來者一如既往地遺忘。

聶作平

崇禎傻就傻在任憑太監整帝師洪承籌，還讓洪承籌帥15萬大軍去討伐奴兒自治區，太監們只讓洪帶5萬孤軍深入再堵住後援要借刀殺人，不想洪承籌召集眾將慷慨陳詞：大明被太監掌控民不聊生，我等進退都被設計陷害，不如隨我另投明主重建中華。眾將一致表示隨帝師另投明主重建大業。佟姓奴兒區長奴兒阿持表示要與洪承籌共打天下共享天下，但洪承籌讓封鎖投降消息一來引誘太監監軍率部來搶功從而可誘殲全部15萬大軍，二來可以留個被人陷害被俘但大義凜然的形象。洪承籌為其明主設計滅明大計，設計建立清國，設計清國國策國服國語，洪承籌前前後後共詔安明軍過200萬，是滅明的台後總設計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