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與蔣介石在政策上的爭執

　　宋子文在開始實行他的節縮計劃和執行部分公債條例上獲得成功，當時上海戰爭還在繼續，蔣介石乃按宋的節縮計劃辦事。1932年春季軍費減到每月一千三百萬元，而1931年會計年度月費則為兩千六百萬元。節縮計劃和減削公債付款，使宋頗感裕如，他在1932年會計年度期滿時的報告中得意地指出，「本年2月是共和國政府在二十一年中第一次有能力保持預算平衡。」

　　宋的成就是短暫的，當對日作戰的危險一有減弱，蔣對節縮計劃立刻失去興趣，上海戰爭停止以後，立刻開始增加軍費。蔣介石馬上採取「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南京政府在消滅共產黨威脅之前只是消極抗日。蔣介石認為以遷就政策應付日軍是唯一行得通的辦法，共產黨人則是更為重要的敵人。1932年夏天，當中國同日本戰爭的危險一平息，蔣介石就準備了浩大的費用，並發動大規模的戰役進行剿共。

　　宋子文對此堅決不同意，他認為抗日比剿共更為重要，政府應力圖收復滿洲，保衛華北。宋和蔣為籌措對共產黨戰爭的軍費發生齟齬。1932年6月初蔣介石往漢口剿共總司令部，要求每月軍費由一千三百萬增加到一千八百萬元。蔣使宋的節縮計劃流產，而且又要發行新公債，違背了他和上海銀行家的協定。

　　

　　6月3日，宋和蔣的爭論達到頂點，這時蔣將駐在上海的十九路軍調赴福建。蔣擔心這支已成為抗日象徵的軍隊會威脅他的權力。在保衛上海時期，十九路軍的將領成了民族的英雄，他們抗日的態度和蔣介石求和政策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顯然，蔣希望這支軍隊在福建同共產黨作戰中毀滅掉。

　　宋反對調動十九路軍，因為他認為這種做法等於公開承認蔣的求和政策。1932年6月4日，宋子文和十九路軍總指揮陳銘樞相繼辭職隱居上海，雖然行政院長汪精衛親自至上海勸說宋回任，7月11日宋仍堅持他的決心。

　　宋對蔣介石的政策作了一連串的攻擊。他在對記者談話中指出：「由於最近四個月在國民政府歷史中第一次達到了兩個目的」，即宋所謂「達到了一個願望和奠定了今後建設事業的基礎」。宋說他的辭職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財政部不能提供剿共所需的軍費。增加各項稅款也不可能，因為日本襲擊時期，商業幾乎停頓。

　　宋反對更多的借款，說：「這個方針存在著毀滅、政治不穩定及最後的災難。赤字和短期借款的惡性循環，此中痛苦我久經飽嘗……我願繼續做糾正自殺方針的人。」持票人的犧牲，使預算得以平衡，而這樣的犧牲「不能再重複了」。宋指出，在日本侵襲期間，上海的銀行面臨著很多的困難，「實際上已在風雨飄搖之中，崩潰在即，只有悉知國內情勢的人才能領會」。

　　最後，宋子文對蔣介石反共政策的合理性提出了異議。「難道匪患和共禍僅僅是軍事問題，我們能希望用陳舊和勞民傷財的軍事征伐獲得成功嗎？匪共之患不就是因政治、軍事和經濟失調而滋長起來的嗎？倘若他們在政、軍、經幾方面得到合理的對待，那麼即使並非洋洋大觀，他們豈不將報之以較好的反響嗎？……對於這些問題顯然不該由任何一個財政部長來解答。」

　　

　　宋的詰難有些嘩眾取寵。6月16日，他繼續和汪討論並在6月18日暫時恢復財政部的職務，而且又和汪精衛及外交部部長羅文干同去北平。此行目的，表面上是會見李頓調查團（當時在中國調查滿洲事件），實際上是敦促張學良採取強硬手段抵抗日本人的侵略。宋還發出關於反對日本奪取滿洲關稅的強硬聲明，汪公開認可了。

　　雖然宋一再辭職，但仍願意妥協；蔣介石亦準備讓步，留他任原職。7月2日，汪精衛、何應欽和南京的其他官員會見宋，協商他復職的條件並繼續籌措剿共軍費。宋與銀行家協商，舉行五十個銀行家和政府談判者參加的招待會。

　　汪精衛和何應欽要求宋和銀行家發行新公債以供剿共戰役之需。中國報刊報道南京準備為這個目的發行兩種公債。上海金融家們顯然不願意接受公債，發行這種新公債勢必違背公債整理協定，進一步使公債市場蕭條。7月12日《銀行周報》直截了當地提醒宋，1932年2月他曾對持票人保證，四年內不發行新公債。

　　7月7日，上海協商達成了妥協方案，宋同意復職，軍費將從每月一千三百萬增加到一千五百萬元，比蔣原來要求之數少三百萬元。7月12日，宋表示不再為剿共軍費發行新公債，而用增加的鹽稅和其他財源以增加收入。這個妥協方案對上海銀行家來說是取得了部分勝利。他們在政府中最親密的同盟者宋子文仍在掌權，他們成功地阻止了新公債的發行。

　　宋的辭職和復職，都與鴉片公賣這個重要的爭端有關，但其中真相卻不清楚。雖然有些資料傳說宋和蔣在鴉片問題上持有不同意見，禁煙委員會主任劉瑞恆曾參加汪、宋的會商，但全部嚴守秘密，實情如何，無從得知。根據英國方面的消息，蔣介石獲得了由禁煙委員會直接送到他的司令部而不歸財政部掌握的巨大的歲入，宋是否從原則上反對這項辦法，還是對鴉片收入有他自己的計劃，亦無從得知。據《北平實報》報道，汪、宋協商結果，開闢財源或增加歲入，決不採用鴉片公賣的辦法。如果確有這個保證，這保證並未實行，但蔣繼續收取這種鴉片收入，後來用鴉片歲入資助他的中國農民銀行。

　　

　　宋子文和杜月笙、蔣介石在鴉片問題上的爭執可以追溯到1928年。1931年7月22日，宋子文和他的秘書在上海火車站下車時遇刺，他的秘書被打死，宋幸得脫險。很多報道認為這個事件是宋和杜月笙爭奪鴉片貿易的控制權引起的，儘管有些資料指出是廣東幫乾的。1934年宋再度遇刺，也起因於同一爭端。總之，杜是中國主要的鴉片商人，他控制著上海的鴉片交易，在國內製造和從伊朗進口。1934年蔣指派杜為上海禁煙局局長，這個職位使他能夠掌握中國上海海關查獲的全部鴉片和進行「處理」。【《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1927—1937》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分公司授權】

　　

帕克斯•小科布爾 史客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