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紅之道：如果不夠美，那就賣丑賣怪

　　李壯 北青藝評

　　

　　著名網紅papi醬和羅振宇

　　一

　　網紅，網紅。「網」是新東西，但「紅」古已有之。

　　兩千年前，長得好看的人就有人圍觀。這個道理，恐怕再過兩千年也不會變——當然，好看的標準肯定會有不同。《世說新語》里有這樣一條記載：「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劉孝標註引《語林》提供了生動的補充：「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潘岳和安仁指的是同一個人，潘安，西晉時的著名才子。潘安長得好看。好看到什麼程度？潘安經常駕著車上街閑逛，每每招致女子圍觀；甚至連老太太都看得春心蕩漾，拿瓜果朝他扔，把他的馬車都扔滿了。這樣每次都帶著一車瓜果回去，似乎有不勞而獲之嫌，好在潘安不是開水果鋪的，而是在朝中當大官。人家是貨真價實的高富帥。

　　「擲果盈車」的故事直到今天還在上演，只不過花痴男女們不再站上街邊，而是坐到了電腦前；投擲的也不是瓜果，而是屏幕上的虛擬禮品。禮品是虛擬的，花的卻是實實在在的人民幣。前幾日看到新聞，一家酒店的女出納迷上了一個做網路直播的帥小伙，竟然挪用了酒店幾百萬裝修費去給男主播打賞；直到投案自首之前，還抓緊最後的時間把沒用完的幾萬塊錢全給賞了出去。我當時就想起了潘安。我為潘安感到惋惜，潘安長得帥、又有才華，可偏偏要去做官，最後站錯了隊，被誅滅三族。這結局實在不大好，如果換到今天，他完全可以成為一名出色的網紅，把自己那張漂亮的臉直接變成現金。

　　從表面上看，「網紅經濟」的貨幣推動力是臉。當然，「臉」是廣義的，蜂腰巨臀、勁辣熱舞、討好的笑容乃至嗲到牙根酸癢的聲音，這些都是「臉」，它們同屬於身體的替代符號、或者說身體的延伸物。許多人把這種情況稱之為「身體的資本化」或者「身體的貨幣化」，這並不是一個很新的話題，身體的政治經濟學早已被20世紀以來的西方哲學家反覆分析過。其實在我看來，身體只是幌子，真正能使身體變現的，卻是觀者的情感。網路世界里的紅人與他們所處的空間同樣虛幻，在常規的邏輯里，網紅很難給觀眾帶來什麼實質性的滿足；在這方面它的實用性實在不高，甚至比不過城鄉結合部的足療店。但為什麼會有人真金白銀地往裡面砸？我們只能認為它關涉到了某種真實情感的代入。人總是喜歡美好的東西。我喜歡你，希望你有所感知，這是人類最本能的反應，也是一次情感活動最終完整的必要步驟之一。現在，信息技術讓你輕鬆找到了你喜歡的人，但作為代價，它在你們建立情感關聯的必經之路上，放下了一道閘門。

　　此路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若想從此過，留下買路財。

　　還有什麼好說的呢？那就充錢吧，買一件虛擬的禮物砸過去，他或她才能察覺到你的存在，才能知道你的心意。那人隨即莞爾一笑，你的心情也跟著舒暢起來。一次小小的情感運動完成了。

　　因此，觀眾們買的不是虛擬禮品，而是一張入場券，它通往人類情感自我實現的特定處所。潘安駕車走過的那條路至今仍在，只不過被王思聰們承包了，他要向你收過路費。向人類的情感收費，這也是一大發明。

　　二

　　當然，也不是只有好看的人才能紅。丑的人、怪的人，也一樣可以。

　　就好像潘安的故事還有後續。與潘安同時代另有一位才子，叫左思。左思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不見得比潘安低，但顏值上差得可就太遠了。左思看到潘安在街上閑逛總有女子圍觀，自己心裡發癢，也學著潘安的樣子在街上故意走來走去。問題是左思長得實在太丑，他對潘安的模仿反而招來了厭惡，這次女子們沒有扔來瓜果，倒是一個勁往他身上吐唾沫。這件事在《世說新語》里也有記載：「左太沖絕丑，亦復效岳游遨，於是群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不知左思心理陰影面積究竟幾何。

　　說起來，左思同樣生錯了時代，因為一個丑出境界的人，也可以成為今天的網紅——這裡的丑，甚至還不限於臉丑，精神畸形紅得更快。前一陣子有篇文章，說想要了解中國的鄉村，你就要去看「快手」。「快手」號稱中國當下第一視頻app，那篇文章分析了「快手」上的許多案例，總結出了幾個關鍵詞：低俗、殘酷、荒誕。作者把這些詞同失血過多半死不活的中國鄉村聯繫起來，進而談論我們的社會在現代化轉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我在此不想多談，但透過「快手」上許多走紅的「神人」，確實能夠折射出這個時代的興奮神經乖張錯亂的一面。生吃活蛇、狂灌白酒、鞭炮炸褲襠……更令人揪心的，是那些遍體紋身、滿臉痞氣、叼著劣質香煙噴髒話講黃段子的少年。他們才只有十五六歲啊！我在那個年紀正做些什麼呢？大概剛讀高一，記得當時有次精神受到了打擊，我在宿舍里開了一罐青島啤酒。易拉罐扳開的爆響清脆而嘹亮，現在回想起來甚至有點感動，僅僅一罐啤酒，居然讓我產生了自暴自棄的頹廢感：「今晚老子不做好學生了！」

　　今天，似乎恰恰是「不做好人」、「不做正常人」，才更容易紅起來。一種自殘自虐、甚至炫丑炫惡的表演何以能引爆公眾的興奮點？這背後的邏輯是值得玩味的。「快手」現象的分析者把這一切同精神空虛、物質破產、階層板結乃至社會風氣的敗壞聯繫在一起。我想起鄉村喊麥紅人 mc天佑的「哲理金句」：「現實社會中有一種物資叫金錢，有一種人類叫做女人。在這個社會上很多事情被金錢打翻，在這個社會上金錢打翻了一切。女人，你們天生的美麗為你們換來了一輩子的財富……有很多人會說，男人有錢就變壞。沒有錢，不壞的男人你們要嗎？」面對這樣的詞句我無話可說，一方面是其表達姿態的粗暴俗陋打消了我對話的衝動，而另一方面，看過了身邊許多真實的案例，我也的確不太知道該如何反駁他。不要談什麼大道理，我們只需要看看真實的人：我大學時代的一位女同學畢業后回到了家鄉小鎮，在那個鐵屋般封閉的小世界里，這位曾經的大學生真的正被同化為天佑口中的「女人」。

　　紋身惡少和喊麥青年成為網紅，同papi醬的吐槽、咪蒙的毒雞湯有異曲同工之處。不同之處在於，papi醬和咪蒙的憤怒是精巧而節制的，甚至帶著幾分詼諧幽默；白領們加完班在手機上看完，哈哈一笑，心情得到了釋放，明天繼續朝九晚五。可那些看不到希望的底層群體呢？他們只剩下空虛、只剩下嘶吼，只能不斷展示對自己的傷害、甚至不斷展示傷害別人的可能，以此在自我毀棄的廢墟中找尋一點可悲的快感。

　　惡趣味的背後往往是焦慮與絕望。如果成為潘安的夢想註定要「委頓而返」，那索性就讓卡西莫多們一起遊行吧！這或許是反思的契機：我們的目光，是不是忽略了太多看不到希望的人？他們正在暗影里積聚著體內的毒素。或者說，會不會是偽善太多，才讓人們越來越信任真實的惡？

　　紅色不僅屬於玫瑰，還屬於憤怒的臉。進一步講，癌變中的腫瘤也是紅的。這是「網紅」的另一重面相。

　　三

　　圍觀美和圍觀丑都可以理解。但許多時候，眾人圍觀的卻是再普通不過的人和事，這用我們以往的經驗似乎是不容易解釋的。

　　我第一次接觸網紅，是在讀研究生的時候。對面宿舍的哥們兒興奮地喊我過去，說他們正在網上跟女主播聊天。「這有什麼意思？」我上前看了一眼，有點納悶。屏幕里的女生長得不錯，但無論如何，也沒達到能讓我搬張凳子專門盯著臉看的程度。同學白了我一眼，說光看當然沒意思，關鍵是還可以互動。於是，他拉過耳麥話筒，說你給我唱首歌聽吧！女孩說可以啊，你點一首。我同學點了一首。女孩咿咿呀呀撒了半天嬌，最後還是順從地給我同學唱了一段。

　　老實說，她唱得還不如我好。我有些茫然地看著我那位同學，他的眼中閃爍著興奮的光，按在滑鼠上的手指正跟隨節奏一下下輕輕點著——滑鼠下面，墊著一本論文，好像是「《滄浪詩話》在英語世界的譯介研究」之類，那是他為考博士準備的選題。我在心底輕輕嘆了一聲：單身不考博，考博勿單身，要不然很容易被憋成他這個樣子。

　　另外一次，我在咖啡館里寫稿到深夜，身後位子坐進來兩位女生。她們百無聊賴地喝了一陣咖啡，其中一位忽然拿出手機支在桌面上，開始做直播。很快就有人進直播室來觀看了。我聽到女生跟對方聊了起來，但話題不過是晚飯吃了什麼、北京天氣怎麼樣之類。沒有勁歌熱舞、沒有言語挑逗，那女孩也並不算多漂亮，可就是這麼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那場直播竟然做了半個多小時。後來我發現這還不算極端。有人直播睡覺——真的只是睡覺，打呼嚕那種；有人直播考研複習，觀眾就靜靜看著他們讀書做筆記，比男朋友還盡職盡責；2009年挪威電視台曾直播卑爾根到奧斯陸的火車旅程，全程直播窗外風景和車內乘客情況，居然引起了觀看熱潮——這不算網紅事件，但情況很類似。

　　廉價重複的日常經驗為何能搖身一變，成為被觀看的對象？類似的經驗本身顯然是沒有增值選項的，所有的增值都發生在經驗呈現的方式上。虛擬空間通過對人群的圈定，在不同個體之間建立起了一種短暫的聯結。看與被看構成了一種聯結，與其他人一起看又構成了另一種聯結。每個人都是參與其中的，這是一場有關「參與」的儀式；至於參與到何種經驗之中，反而成了次要問題。就像「彈幕文化」在年輕群體中的流行，按照常理，滿屏幕五顏六色的文字會嚴重影響節目的觀看體驗，但對於彈幕的愛好者來說卻完全不是這樣：他們覺得這種體驗好極了，彈幕讓他們感到，很多人正與自己一起觀看同一期節目，並且每個人都能夠發出聲音。它營造出一種「參與其中」的珍貴幻覺。

　　在一個不再有革命的時代，廣場必須找到自己的替代品。彈幕或者直播間可以部分地擔負起這項功能，原本無關的年輕人聚集在此，他們相互握手、擁抱、兄弟般站在一起，然後轉過頭去觀看同一張臉或同一幅畫面。

　　而從另一個角度上講，冗長而平庸的日子正在磨損我們的感官。為此，我們需要一場儀式來加以拯救。喜歡紅，是因為我們自己正變得越來越沒有顏色。觀看別人的日常，因為我們自己已幾乎感覺不到它們的存在。飲食起居、喜樂哀愁，這些世人所共享的經驗，幾乎構成了我們日常生活的全部；但有時恰恰是在別人的故事中，我們才能真正地觸摸到它們。

　　網紅可以學富五車、才華橫溢，像傳統意義上的「名人」；也可以貌若天人或形象怪異，「看臉」的正反電極都可以導通電流。而平凡人的悲劇在於，既美不過潘安，也丑不過左思。這正是絕大多數人的命運：我們也會在街頭閑走，但既沒有人扔出玫瑰，也沒有人吐來唾沫，我們的存在似乎是不被察覺的。在此意義上，那種日常生活的「紅」倒像是某種救贖：它就像是路燈映照下的櫥窗，我們透過玻璃觀看他者的同時，也在半透明的倒影中，無意識地看到了自己的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