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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中共一大代表:車禍慘死不能蓋棺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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硨磲大爺 發表於 2016-12-31 02:00 | 只看該作者 回帖獎勵 |倒序瀏覽 |閱讀模式
1987年,劉仁靜這位中共黨史上傳奇人物去世了。他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年輕的,也是最長壽的,也是最後離開這個世界的。這位歷史老人的死,竟是因過馬路時被車撞倒,結束了他從19歲當中共「一大」代表開始,長達66年之久,迭遭挫折、飽經風霜的人生。他任職不到一年的新單位中國國務院參事室,派人來與家屬商議治喪的事時,他的兒子劉立威提出了一個請求,希望組織上給他父親的一生經歷寫一個結論。「蓋棺論定」這是中國人很看重的事。但得到的回答是:不寫了吧,不寫比寫好。本文作者楊殷平系江蘇省農科院離休幹部,原題為《從劉仁靜一生不能「蓋棺定論」,來看20世紀蘇共黨內折射出來的路線鬥爭》。
春節期間閑來無事,輕鬆地看了部歷史紀錄片《斯大林之死》。也只有這近六十年時光的距離,才能把輕鬆的心情與那巨人不測之死寫在一塊。紀錄片用前蘇聯解密檔案,回溯當年斯大林之死的神秘,初步斷定死於高層謀殺,情節卻撲朔迷離。據說真相破曉,尚待2020年前蘇聯的下一批檔案解密。那麼就耐心地等著吧。
家居養老一身輕,翻書消閑度時光。這心態看起來很消沉似的,其實不然。人,只有在閑暇時間裡,才能超越謀生的操勞、名利的追逐和社會關係的外在強制,自主地支配思想活動空間,海闊天空地去想些自己樂意想的問題。許多知識的積累、智力的進步、思想的發展,都與這閑暇時光有著密切關係。之所以說,閑暇時間是精神產品創造的必要條件。
正文前面先說了這麼一段閑話,意在說這閑人的閑文不閑。它能從一個人的一生一世看一個世界的風雲變幻。閑人是這「思想花園」的園丁,閑文是園丁培育出來的鮮花。
這天,讀累了談哲學的乾癟篇章,遂找來一篇談歷史掌故的有趣文章換換口味。但是,讀了歷史掌故后,又替「古人」擔起憂來了,竟成了「閑愁萬種」的閑人。有愁腸滿肚,自然是有許多惱人的思緒。於是就想,何不把自己讀書引發出來的這愁緒記下來,留給自己有空兒時看看想想,或與三兩友好作為談天說地之資,這樣不就多了個解悶兒的辦法嗎?於是,就在我「紫藤陋室」里動起筆來了。
這個歷史掌故說的是,蘇共解散了,蘇聯這個不可一世的國家也亡了,掌控20世紀上半葉後期共產國際的斯大林,他的絕密檔案也被公開了,由他帶出來的托派是是非非問題,遂又「沉渣」泛起了。但由於斯大林早死了,如今蘇共也不存在了,大勢已去,很少人對這陳年舊事感興趣。所以,這昔日驚天動地的托派事件,現今已沒人去認真探討了,遂也就不了了之。
但是,於20世紀30年代卷進這個旋渦里的中共「一大」代表劉仁靜,自身卻受此案牽連,蓋棺而不能給下結論。為人一世闖騰了一陣,卻滾成一身污泥濁水,如今「死後元知萬事空」,再提此事也沒什麼實際意義了,唯其後人要求組織上給他做個結論的起碼要求,都沒有結果,甚感遺憾。
事情的由來是這樣的:
1987年,這位中共黨史上傳奇人物劉仁靜,活到85歲去世了。他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年輕的,也是最長壽的,比毛澤東還多活了一歲,也是最後離開這個世界的。這位歷史老人的死,竟是因過馬路時被車撞倒,結束了他從19歲當中共「一大」代表開始,長達66年之久,迭遭挫折、飽經風霜的人生。
他死了,他任職不到一年的新單位國務院參事室,派人來與家屬商議治喪的事時,他的兒子劉立威提出了一個請求,希望組織上給他父親的一生經歷寫一個結論。「蓋棺論定」這是中國人很看重的事。但得到的回答是:不寫了吧,不寫比寫好。
的確,他的歷史太複雜了。不,主要還是這時期共產國際運動史太錯綜複雜了,他又牽涉到蘇共黨內的派別鬥爭中去。他早年因為傾向托派觀點,一直脫黨成了游兵散勇。全國解放后,他想自己是錯了,決定向黨認錯,希望能回到黨內來。但他完全沒有想到的是,「早在1937年,斯大林已對托派定性為:『一夥無原則的和無思想的暗害者、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兇手和匪幫,是受外國偵探機關顧佣而活動的工人階級死敵的匪幫』,並以共產國際的名義要各國黨都按此定性對待本國的托派……」云云。這是當年共產國際權威斯大林定的性,並令各國共產黨執行,誰還敢違抗呢?猶如一聲「不準革命」,定了鐵案,連認錯也不許,反正不給出路了。天真的劉仁靜最後的希望也落空了。
歲月匆匆,又過了37年,時過境遷了,情況又有了很大變化。待到劉仁靜去世時,這些歷史問題已成為沒頭公案,誰還能說得清楚呢?所以家屬要求組織給他的一生寫一個結論時,才有「不寫比寫好」的答覆。這倒不是怕寫結論有損於他什麼,而是考慮到當時更加複雜的蘇共內部情況,如給他下結論,就要牽涉到前蘇共黨史中這個重大問題,使人感到更難下筆寫他的結論了。
劉仁靜去世一年多以後,情況又有了更大更急劇的變化。蘇共竟自己宣布解散了——倒行逆施,眾叛親離,干不下去了——亡黨了。蘇聯也因內外矛盾積重難返,而自行解體了——亡國了。許多問題的內幕就逐漸揭了出來。蘇共黨史會不會再有人來修改或重新編寫呢?這要看今後的歷史演進。如果那時為了吸取歷史教訓,或許有人會來回顧這段歷史。只有到了那時,才好給劉仁靜的一生寫結論。現在也只能含糊點,的確也是事出無奈。
不過,在劉仁靜去世前一年的1986年10月間,中央已任命劉仁靜為國務院參事室參事,還特地宴請了他和他的夫人,這應該算是中共對他做出諒解和落實政策的表示了吧。他也應感到欣慰了。
時序又推到2003年,當劉仁靜死後16年,他在建國后長期工作過的單位人民出版社的負責人張惠卿,為他寫了篇《中共「一大」代表劉仁靜建國后的遭遇》,先發表在《炎黃春秋》2003年第10期,2004年就全文轉載在《新華文摘》第1期上。這篇文章雖然不能代替他一生的結論,但也頗能向世人描述他複雜坎坷的一生、曲曲折折的經歷。讀者看后,對他的看法應該會有所改變。當前重要的是把他一生經歷的事實先記下來,作為資料留給後人,留給歷史。看來當前也只能這樣了。
張文中曾說到: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國大革命失敗,在中國革命問題上因共產國際指導中心的錯誤,引發了聯共(布)黨內的一場激烈爭論。中國留學生中不少傾向托洛茨基的觀點。
這段文字告訴人們,蘇共內部的派別鬥爭,還是由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錯誤引起的。而大革命失敗罪過的大板,只打在陳獨秀身上。陳獨秀拒不承擔責任,就是死抱著「是按共產國際指令辦事的」這一條理,尤其是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斯大林就把責任全推到陳獨秀一個人身上,他很不服氣。托洛茨基指責斯大林在中國革命問題的錯誤,陳獨秀當然贊同,劉仁靜也傾向於托洛斯基的觀點。就這樣,他倆都陷進了難以自拔的旋渦中。抗戰後陳獨秀從國民黨獄中出來,蟄居四川江津鄉下至死。據說董老曾銜黨中央之命勸他寫個書面檢討,回黨工作。他說,回黨工作,固我所願,惟書面檢討,礙難遵命。他這個人就這麼固執,也許是他看問題看得比劉仁靜透徹,知道縱使做了檢討,中共這一關通得過,蘇共斯大林那一關也難通得過。
而這種在當時歷史背景下,說不清的、不敢說的、不便說的和忍著的事件,何止此一個。二戰前夕,蘇聯竟以承認日本在滿洲的權益為條件,換取日本支持其在外蒙的利益,這兩個鄰國的外交互換條件,損害了中國的主權。為此,民盟中央向斯大林寫信提了意見。十幾年後,因此事還被扣上了「反蘇」的帽子,執筆者王造時竟被追究「罪責」,當時還礙於中蘇友好關係,我國政府一直不敢給他安排工作。「文革」本意是反修(蘇修)的,王卻為此事,莫名其妙挨了不明真相群眾的斗,吃了不少苦頭。
抗戰勝利后,中共派往東北的負責人劉順元,只因抵制蘇聯佔領軍損害群眾利益的措施,也被扣上「反蘇」帽子,在中國自己的東北國土上被「驅逐出境」。來到濟南工作后,斯大林還不放過。被發現后,又點了名,要求在中國不再出現劉順元這樣的人。當時中共中央顧全大局,無奈之下不得不將他連降三級去干不出頭露臉的事。待到斯大林去世后,劉少奇就四處打聽他的下落,要重新分配他的工作。當時,蘇共的意志可以超越國界,它定下的事,可以強制各國黨執行,它看不順眼的人,可以制止他國使用。這樣受制於人的事,在當時形勢下,新建成的中國政府都只好忍受著。
當時所謂「偉大的社會主義陣營」,這樣不和諧的局面怎能長久呢?歸根是制度問題。陳獨秀指出:「十月革命后的蘇聯,明明是獨裁製度產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才產生獨裁製度。」這是他當時在長江邊上江津小城,預見到五十多年後蘇聯的結局。可見他的明察。
一直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蘇聯還提出了要在我東北境內長期駐軍、建立聯合艦隊、建立長波電台等損害我國主權的要求。這哪裡能與國際共產主義精神搭得上?那時中共中央已有所警覺,認為一個國家獨立自主的原則要堅持,不可受制於人,未予應允。豈料竟招來了以撤走援助項目專家、索要欠款為報服,那時正在建南京大橋,只造了一個橋墩,就帶著所有資料撤走了。其時恰是我國經濟最困難時期。這時中蘇兩黨的意識形態也產生了嚴重分歧,遂發生了六十年代初那次大論戰。那時我國正值饑饉,我們中國人有骨氣,餓著肚子勒緊褲腰帶也要和他論爭。二十多年後,歷史的進程就做出了評判。「多行不義必自斃」這句話出自《左傳》,是我國古老的哲思,用在這裡也合適。革命經驗還告訴我們「海納百川,有容乃大」,肩負聯合全世界無產者使命的共產黨人,怎麼可以這樣心胸狹小呢?如今,口口聲聲以向全世界推行「民主」為己任的大國,實行「單邊主義」、「霸權主義」也將是沒有出路的。
這一切都說明了,不論革命也好,民主也好,凡是由外力控制的,都不可能成功,不可能促成真正的革命和民主,一時勉強成事的,也會因先天發育不良而夭折。中國革命之有今日,全在於自我奮鬥精神,只有這樣,才能在人民中紮下根。如國際歌說的「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們自己」。
從劉仁靜的坎坷一生乃至不能「蓋棺論定」,看20世紀蘇共黨內折射出來的路線鬥爭,就是這麼驚心動魄。如能把它整理出來,當是一部用生命寫出來的歷史。
我們今天提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要求,是借鑒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的。尤其「中國化」居首位,就是強調要合中國的國情。現在我國已靠自立更生強大起來了,沒有人能按他國的國情,製造個「理論」強加在我們的頭上了。我們也僅記著,不把符合我國的做法施加於人,這就是僅符合於我們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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