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與黃永玉：君以坦誠相對，我以赤子報之

　　作者：李輝（《人民日報》文藝部副主任、作家）

　　在張國立和王耀慶的聲音演繹之下，黃永玉與曹禺兩位大師之間的坦率與真誠、相互之間的赤子之心，歷歷目前。曹禺在《雷雨》序中曾寫道：「我用一種悲憫的心情，來寫劇中人物的爭執，我誠懇地祈望著看戲的人們也以一種悲憫的眼來俯視這群地上的人們。」當我們凝望歷史人物時，真的需要這樣的悲憫。

　　一、熟悉曹禺的戲

　　

　　年輕時的曹禺和他的《雷雨》《日出》《原野》

　　二〇一〇年，曹禺先生誕辰百年。在描述與反思晚年曹禺的諸多文章中，有一個人的名字出現頻率很高，他就是畫家黃永玉。他在信中對曹禺所說的一番話：「我不喜歡你解放后的戲。一個也不喜歡。你心不在戲里，你失去偉大的靈通寶玉，你為勢位所誤！從一個海洋萎縮為一條小溪流」，被人們反覆引用，以感嘆和反思曹禺後半生藝術創作的苦悶與孤獨。

　　與此同時，也有喜愛曹禺的人對黃永玉的這封信，持有異議。無論怎樣，在描述曹禺後半生的思想、性格時，黃永玉一九八三年寫給曹禺的信，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焦點。

　　黃永玉回憶說，他與曹禺來往並不多，最初的見面，是在一九五〇年。當時，黃永玉從香港來到北京看望沈從文，想親自體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為自己是否離開香港定居北京做一番考察。

　　正逢巴金來北京開會，蕭乾約巴金、曹禺、沈從文等一行人到北海公園喝茶。黃永玉也一同參加，這是他與曹禺的第一次見面。

　　

　　年輕時的黃永玉與沈從文

　　與曹禺來往雖不多，但對曹禺的戲，黃永玉了如指掌。抗戰期間，流浪閩南的少年黃永玉，曾在演劇隊數年，閱讀與舞台排練，成了他熟悉曹禺作品的最好途徑。一次，他與我這樣談到曹禺：

　　他的戲我不單是看，抗戰時我們劇團演了很多，每一次讓我演，我都不會，最終都沒有成功。要我演《蛻變》里大夫的兒子，在《北京人》中演孫子曾霆，我不會演。還搞一幫都是小孩演《原野》，要讓我演仇虎。開玩笑！

　　我一直看曹禺的話劇，我都能背。那天我就對曹禺講：「你別動，我自己過來。」曹禺就哈哈大笑：「你還記得我這句台詞。」這是《原野》里白傻子說的。

　　想看的還是《雷雨》、《日出》。《原野》的故事人工的多了一點，《蛻變》、《北京人》也好，《蛻變》是說教，說抗戰之教；《北京人》挺好的。《北京人》他也不太懂得年輕人。

　　袁教授的女兒挺假的，也不真實。大有可寫。主要是他的人物不全面，不熟悉底層人民的生活，貼到地面的那些事兒他都不知道；他也不是在高空，站在低空飛翔，地面又不貼。

　　還有一點，用解放后的話來說，不愛勞動。勞動里的那些樂趣都沒有，跋山涉水啊，他都沒有。缺少生命的樂趣。後來他是怕。曹禺軟弱，沒有膽量。他一直戰戰兢兢。其實他也不是搞政治的。他怎麼那麼怕呀？不知道。

　　用曹禺自己的話來講，《原野》里的那一句：「你別過來，我自己過去。」這是白傻子說的。仇虎從火車上跳下來，很可怕，白傻子很害怕。仇虎說你過來，他不來。仇虎又說：你來不來？白傻子趕緊說：「你別動，我自己過來。」曹禺他有點像白傻子。

　　他解放前寫的一個劇本《正在想》，說一個跑江湖的班子，領班的叫做老倭瓜，老倭瓜有一個大黃銅表，這麼厚的一個掛表，拿出來一個，現在是九點，九點就是十一點。那錶慢了兩個小時。實際上，他就是老倭瓜，但我不能寫出來傷他的心。他不懂得珍惜自己。

　　黃永玉的漫談，滿溢感傷，這正是他在一九八三年三月致信曹禺時的那一種衝動。

　　二、「從一個海洋萎縮為一條小溪流」

　　一九八三年，在一次見面暢談后，曹禺與黃永玉有了通信往來。

　　收到曹禺的第一封來信(可惜此信暫未找到)后，黃永玉於三月二十日回復曹禺，並隨信附去他寫於「五七幹校」期間的長詩《老婆呀！不要哭》。其中寫道：

　　

　　黃永玉與妻子張梅溪

　　曹公曹公！你的書法照麻衣神相看，氣勢雄強，間架縝密，且肯定是個長壽的老頭，所以你還應該工作。工作，這兩個字幾十年來被污染成為低級的習俗。

　　在你的生涯中，工作是充滿實實在在的光耀，別去理那些瑣碎人情、小敲小打吧！在你，應該「全或無」；應該「良工不示人以朴」。像伯納•蕭，像伏爾泰那樣，到老還那麼精確，那麼不饒點滴，不饒自己。

　　在紐約，我在阿瑟•米勒家住過幾天，他剛寫一個新戲《美國時間》，我跟他上排練場去看他邊拍邊改劇本，那種活躍，那種嚴肅，簡直像雞湯那麼養人。

　　他和他老婆，一位了不起的攝影家，輪流開車走很遠的公路回到家裡，然後一起在他們的森林中伐木，砍成劈柴。米勒開拖拉機把我們跟劈柴一起拉回來。兩三噸的柴啊！我們坐在米勒自己做的木凳、飯桌邊吃飯。我覺得他全身心的細胞都在活躍。因此，他的戲不管成敗，都充滿生命力。你說怪不怪：那時我想到你，挂念你，如果寫成台詞，那就是：「我們也有個曹禺！」但我的潛台詞卻是你多麼需要他那點草莽精神。

　　你是我的極尊敬的前輩，所以我對你要嚴！我不喜歡你解放后的戲。一個也不喜歡。你心不在戲里，你失去偉大的靈通寶玉，你為勢位所誤！從一個海洋萎縮為一條小溪流，你泥溷在不情願的藝術創作中，像晚上喝了濃茶清醒於混沌之中。命題不鞏固，不縝密，演釋、分析得也不透徹。過去數不盡的精妙的休止符、節拍、冷熱、快慢的安排，那一籮一筐的雋語都消失了。

　　誰也不說不好。總是「高！」、「好！」這些稱頌雖迷惑不了你，但混亂了你，作賤了你。寫到這裡，不禁想起莎翁《馬克白》中的一句話「醒來啊馬克白，把沉睡趕走！」

　　你知道，我愛祖國，所以愛你。你是我那一時代現實極了的高山，我不對你說老實話，就不配你給與我的友誼。

　　坦率，尖銳。最觸動人心的，莫過於「從一個海洋萎縮為一條小溪流」這樣一個形象的比喻。

　　十餘天後，曹禺從上海回信黃永玉，八行箋，他足足寫了十五頁，長達兩千多字。從回信看，曹禺是以非常快樂的心情來閱讀黃永玉的來信(包括詩歌)的。他在前面稱讚黃永玉的情詩，後面十頁則主要談他讀黃永玉批評之後的感受：

　　

　　曹禺《北京人》話劇海報

　　你鼓勵了我，你指責我近三十餘年的空洞，「泥溷在不情願的藝術創作中」。這句話射中了要害，我浪費了「成熟的中年」，到了今日——— 這個年紀，才開始明白。

　　你提到我那幾年的劇本，「命題不鞏固，不縝密，演釋、分析得也不透徹」是你這樣理解心靈的大藝術家，才說得這樣準確，這樣精到。我現在正在寫一個劇本，它還泥陷於幾十年的舊爛坑裡，寫得太實，也陳腐，彷彿只知沿著老道跋涉，不知回頭是岸，岸上有多少新鮮的大路可走。你叫我：「醒來啊，把沉睡趕走！」

　　我一定！但我仍在朦朧半醒中，心裡又很清楚我迷了道，但願迷途未遠，我還有時間能追回已逝的光陰。

　　天下沒有比到了暮年才發現走了太多的彎道，更可痛心的。然而指出來了就明白了，便也寬了心，覺得還有一段長路要趕，只有振作起來再寫多少年報答你和許多真誠的朋友對我指點的恩德。永玉，你是一個突出的朋友，我們相慕甚久，但真見面談心，不過兩次。

　　后一次還有別的朋友似乎在閑聊，我能得你這般坦率、真誠的言語是我的幸福，更使我快樂的是我竟然在如此倉促的機遇中得到你這樣以誠真見人的友人。

　　你說我需要阿瑟•米勒的草莽精神，你說得對。他堅實、沉肅，親切，又在他深厚的文化修養中時時透出一種倔強，不肯在塵俗中屈服的豪邁氣概。

　　我時常覺得我顧慮太多，又難拋去，這已成了痼習，然如不下決心改變，所謂自小溪再匯為滄海是不可能的。

　　……

　　有一件事想告訴你，讀了你的信，我告訴我的女兒李如茹到街上買一個大照相簿來。她很快買到了，你的長信已經一頁一頁端正地放在照相簿里，現在我可以隨時翻，在我疲乏時，在我偶爾失去信心時，我將在你的信里看見火辣辣的詞句，它將促我拿起筆再寫下去；在我想入歪道，又進入魔道，「為勢位所誤」時，我將清醒再寫下去！

　　這是兩代藝術家的心靈對話。曹禺又一次在私人空間里無情地解剖自己。他坦然收下那些尖銳的詞語，以自責與感激面對黃永玉的坦率。許多年來，尤其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後，曹禺在戲劇界，在自己的交際圈裡，他已是一個赫然醒目的巨星，人們簇擁他，尊重他，即便有不同看法，也未必願意與之交流。

　　除了他所敬重的老友巴金，恐怕還沒有別的人會像黃永玉如此無所顧忌地抒發己見，而且，談得如此坦率和尖銳。在我看來，這或許是曹禺期待已久的心靈交流。至少，從他的回信中，我們可以讀出他的興奮與喜悅。他找到了藝術共鳴，找到了又一次可以剖析內心的機會。

　　

　　真的如曹禺回信所述，他把黃永玉來信視為可堪珍惜的警示，鄭重地夾在一個大相冊里。

　　

　　曹禺與阿瑟·米勒的合影

　　不久后，他們談論到的阿瑟•米勒，來到中國訪問，成了北京人藝和曹禺的客人。阿瑟•米勒在其拜訪曹禺時，曹禺在家裡把黃永玉的信拿出來，鄭重地向阿瑟•米勒展示，並將內容轉述。一年後，阿瑟•米勒在美國出版《Salesmanin Beijing》(推銷員在北京)一書，頗為詳盡地描述了這一過程。

　　三、以悲憫俯視

　　曹禺對待黃永玉批評的態度堪為佳話。回信之時，他又成了兩年前曾在信中向巴金反反覆復傾訴痛苦的曹禺，成了曾在日記里自省的曹禺。譬如他的下面兩則日記：

　　巴金使我慚愧，使我明白，活著要說真話。我想說，但卻怕說了很是偏激。那些狼一般「正義者」將奪去我的安靜與時間，這時間，我要寫出我死前最後一兩部劇本。(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七日)

　　我每見巴金，必有所得。我一向無思想，隨風倒，上面說什麼，便說什麼，而且順著嘴亂講。不知真理在何處。一定要獨立思考，不能隨風倒，那是卑鄙、惡劣的行為。既錯了，便不要再折磨自己，想起沒完。讓過去成為過去，讓自己清醒些！今後，不再上當。少說，錯誤少些。(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九日)

　　

　　曹禺與巴金

　　在晚年被苦悶纏繞的日子裡，黃永玉的來信適時地引發曹禺的激動，乃至他願意坦然地將之公開，展示在一位美國同行面前。

　　時過境遷，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文壇的風風雨雨、起伏跌宕漸漸淡出人們的記憶之後，人們對黃永玉致曹禺信也就有了另外一番解讀。譬如，戲劇家郭啟宏在《重讀曹禺》中頗不贊同黃永玉對曹禺的批評：

　　聽說黃先生是個很有才氣且極具個性的人，他的批評似也有理有據；然而，在我看來，誠然值得商榷。

　　從表面看，華贍的文采難掩偏激的立論。所謂「為勢位所誤」，是不了解曹禺先生人格的一種誤讀！先生的內心並不追逐「勢位」，果有「勢位」，他也是「應該應分」的。中國戲劇界的領袖人物(從前叫「排頭兵」，當下時髦語叫「領軍人物」)，除卻田漢、曹禺，還能有誰？事實上，「勢位」問題恰恰是他的無奈和痛苦。

　　比如，與「勢位」偕行的不只是名利，更有永不消停的表態(包括言論和行動)，甚至「作秀」。所謂「萎縮」，同樣似是而實非。

　　黃先生因為「尊敬」所以要求要「嚴」，是個很奇怪的邏輯，或許是「站著說話」的邏輯？語云「疏者寬而親者嚴」，「尊敬」未必便是親者，憑什麼這般「嚴」要求前輩？奇怪的邏輯暫放一邊，更應該指出的失誤是黃先生這封信的矛頭指向。

　　

　　曹禺訪問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

　　如果說，曹禺先生「解放后」的「不作為」是一種文化現象，那麼，造成這種文化現象的因由絕不僅僅是曹禺先生們自身的弱點，或者發軔於奴性文化傳統的「集體責任」，歸根結底是曹禺先生們的生存環境使之然。

　　信中的「為勢位所誤」是一關鍵詞。其實，此句所指，恐怕並非是說曹禺追逐名利，而是指曹禺所處的「勢位」，使他無法擺脫政治與事務的約束，無法重新擁有一個藝術家個體的精神自由狀態。郭先生對曹禺與「勢位」關係的分析，不僅沒有推翻黃永玉所論，相反，恰恰是對「為勢位所誤」這一關鍵詞的生動詮釋。

　　另外一段所論，「集體責任」、「生存環境」，其實，並不能成為迴避個人歷史反思責任的理由。今天再談黃永玉與曹禺的通信，包括日記，依然不能忽略一九八三年前後這樣一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當不少曹禺的同代人如冰心、巴金、蕭乾、施蟄存、韋君宜等，已經開始歷史反思時，人們很自然會對依然徘徊猶疑的曹禺，寄予厚望。

　　顯然，曹禺儘管一直未能擺脫自己的苦悶，但作為內心極其清醒的藝術家，曹禺當時仍能在「為勢位所誤」的批評中讀出自己想表達的那一種情緒。

　　二十幾歲的曹禺早在《雷雨》序中曾寫道：「我用一種悲憫的心情，來寫劇中人物的爭執，我誠懇地祈望著看戲的人們也以一種悲憫的眼來俯視這群地上的人們。」說得多好！當我們凝望歷史人物時，真的需要這樣的悲憫。

　　有了悲憫，才能有更多的理解。

　　

　　1987年4月15日，劇作家曹禺在第四屆中國戲劇梅花獎頒獎典禮上

　　作者：李輝，現任《人民日報》文藝部副主任，著名傳記作家。著有《胡風集團冤案始末》《恩怨滄桑：沈從文與丁玲》《巴金論稿》《純愛：馮亦代黃宗英情書》《蕭乾傳》《人在漩渦：黃苗子與郁風》《滄桑看雲》《在歷史現場》《封面中國：美國〈時代〉周刊講述的故事》《和老人聊天》等。

　　來源：南都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