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震雲筆下的「賤民」故事

　　

　　備受期待的《一句頂一萬句》和《我不是潘金蓮》分別於11月4日和11月18日前後上映，兩個女人的命運成為本月觀影者津津樂道的話題。然而看到兩個女人的命運只是窺探到劉震雲小說的影子，今天我們推送陳曉明老師的文章節選，看看劉震雲筆下的「賤民」經驗。

　　鄉土中國的另類現代經驗

　　

　　節選自《眾妙之門——重建文本細讀的批評方法》

　　小說《一句頂一萬句》講述的故事有一個獨特之處，即它講述的是鄉土中國的「賤民」的經驗。主人公楊百順，後來叫楊摩西、吳摩西，一直在流浪，以各種形式流浪。他不是依附於土地的典型的農民，而是到處遊走的流民。流民通常指的的是遭遇自然災害而流散在外的災民，這裡我們用「賤民」這一概念，指的是那些不安分於土地上進行傳統耕種的、以小手藝為業的農民。

　　

　　這部小說的大結構分為上下兩部：「出延津記」和「回延津記」。「出延津」的是吳摩西，「回延津」的是吳摩西的外孫牛愛國。出延津講吳摩西丟了養女巧玲；回延津講的牛愛國找母親曹青娥的家鄉，為的是娘去世前要說的一句話。但家鄉已然面目全非，家鄉根本不可辨認。牛愛國回延津純屬靈機一動的意外，並非執著的有目的的尋根。吳摩西沒有回他的家鄉，七十年前他在二十一歲時去了陝西再也沒有回延津。他的名字也改了，不叫吳摩西，改為羅長禮。這就還了他少年時期要做喊喪的羅長禮的夙願。但是牛愛國卻找來找去沒有結果，跑到陝西才知道吳摩西的故事，最後還是聽了羅安江的遺孀何玉芬說的一句話：「日子是過以後，不是過從前。」這或許是富有民間智慧的一句話，對牛愛國「尋根」的歷史化舉動給予了明確的否定。

　　

　　牛愛國最終要找的是章楚紅，但章楚紅據說到北京做「雞」了。鄉土中國是一個始終流浪的故事，一個離家的賤民的故事。舊鄉土講的是吳摩西，那是喊喪；新鄉土講的是章楚紅，最終可能是做「雞」。「雞」是什麼？那是當代中國含義最為複雜曖昧的的辭彙，那是鄉土中國離棄土地的又一種方式，通過身體的遷徙，身體的進入和被進入，她/它可以暫時獲得現代/城市的擁有，因為她/它也暫時獲得了城市。但雞是一種無法飛翔的「飛禽」，它終歸要落在土地上，要回到土地。劉震雲這裡只是提到「聽說」，未來有無限的可能性，雞窩裡也可能飛出鳳凰。

　　我們不難發現，這部作品敘述的人物，主要都是鄉村中的三教九流，而不是傳統農耕文明意義上的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雖然說農民農閑時節也會走村串鎮，去做點小買賣，以交換生活必需品，但這部小說中的農民主要是在從事農產品的買賣和手藝活動。

　　

　　劉震雲顯然迴避了中國鄉村主要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去寫頗為另類的生產行為和生活方式。這些人也都是有些另類，他們未必是主流的農民，但卻是一些不安分的農民。他們不喜歡種地，他們並非一邊種地一邊做小手藝或小買賣，他們做手藝活是為了逃避種地。當然也是因為土地缺乏，他們並沒有土地所有權，處於貧困狀態，只能做小手藝，這就決定了他們的「賤民」的社會地位。劉震雲作品中的這些人，就是有一種流民的本性，他們就是要背離土地，終至於背離家鄉。

　　劉震雲這部表面寫實的小說實際上並不寫實，並不注重反映那個時期中國農村的階級矛盾和社會問題。無論是從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是從農村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來看，劉震雲都沒有實寫那個時期農民與土地的關係，也沒有寫農村的階級矛盾和衝突，在這部作品中，階級的概念已經基本取消了。階級關係在這裡採取了喜劇的形式，其衝突形式是地主階級內部的矛盾，甚至也看不出農民們超越了自己的階級身份。

　　

　　按照中國當代經典化的現代敘事來看，劉震雲的這部作品，很不現代，甚至有可能被認為「很不真實」。因為「真實」的現代中國的歷史已經被現有佔據主流地位的經典敘事所構建，我們理解的現代中國鄉村就是被革命與暴力清洗過的鄉村，劉震雲如此具有小農經濟特色的鄉村，其中竟然未能貫穿民族國家啟蒙與救亡的烽火硝煙，放棄了歷史的元敘事，這未免令人難以接受。不過，我們也可以從另一角度來認識劉震雲如此「去歷史/元敘事」書寫的獨特意義。

　　

　　在「去歷史化」之後，回歸賤民的生活本身時，劉震雲或許驚人地書寫了中國農民另一種現代意識的覺醒。這一醒覺起源於要交流的願望，它既古老又現代。人類之所以成為人的那一刻，或許就在於他與他人的交流，有話說，可以說話，可以說出自己內心的願望感受。農民的特徵就是沉默寡言，說話與交流總是城裡人、文化人的事。農民作為被書寫的對象，作為被壓迫者和翻身者，他們說的話不可避免地總是被敘述的歷史理念決定了。

　　當然，在具體的文本中，在具體的情節和細節中，敘述人總是力圖還原農民的語言，趙樹理的作品被認為如此貼近農民口語，但背後卻也有「翻身解放」的歷史理念在起作用。農民發自內心的交流願望，是要找個能說到一塊兒的人，楊百順看到或聽到了那些能說到一塊兒的人——老高和吳香香，牛愛國看到的是龐麗娜和小蔣，還有他自己和章楚紅，等等，他們都能說到一塊兒。

　　

　　劉震雲筆下的農民幾乎可以說是一次重新發現，他居然想找個人說知心話，在這部作品中，幾乎所有的農民都在尋找朋友。這部小說一直在講底層賤民說話的故事，這是他們說話說出的故事，心裡有話，要找人聊聊。這部小說不再敘述人的心理描寫，而是人物自己在說話，並且總是有對象的說話。劉震雲顯然在這裡構建了一種新的關於鄉土中國的敘事，一種自發的賤民的自我認識。他們也有內心生活，也有發現自我的願望和能力。儘管這些賤民們的談話和見識只限於小農經濟的生活瑣事，限於家鄉方圓百里，但是對他人的認識、對世界的認識的可能性在大大增加。

　　劉震雲去除了現代性的大歷史，展開了賤民的小歷史，那是賤民另類的現代性，是鄉土自發的現代性。它是中國的現代性的史前史，或許就是中國宏達現代性的他者的小史，也是一種「被壓抑的現代性。」

　　

　　

陳曉明 北京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