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社會主義」大辯論：一篇時評引發的中國式對撕

　　

　　

　　撰文：高波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社會主義論戰被當作是「五四運動過後政治思想論壇上一場參加人數最多、歷時最長的大辯論」，且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敘述中極其重要的一環，被視為其在思想與組織兩方面「從自發走向自覺」的關鍵事件。論戰由張東蓀1920年11月6日在《時事新報》上發表的一篇不到600字的時評（《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所引發。該時評以他之前與羅素等人赴湖南演講為背景，強調這次內地之行讓他發現了中國內地的貧窮，並認為各種外來主義（尤其是社會主義）與中國當下現實並不相關，因此要放棄談主義而主張「發展富力」，以讓內地人能夠過上「人的生活」。此文被認為是以曲折的方式否定社會主義並主張資本主義，引起了上海等地的早期共產主義者、國民黨員以及趨新青年的激烈回應。論戰持續數年，深刻地影響了五四后新勢力的分野以及中國早期社會主義運動的走向。

　　1

　　論戰主題與各方觀點

　　如前所述，張東蓀引發論戰的時評,文章不長，觀點也不複雜，核心在於把中國內地的情形與各種西方的「主義」對立起來，反對當時人人「談主義」的局面。該文被放在《時事新報》第二張第一版發表，就位置而言，並不及首張頭版的社論來得重要，且文中並沒有明確提到資本主義的問題（甚至就沒有出現資本主義的字樣）。但從論戰一開始,邵力子、李達與陳望道都對該文高度重視，並都把張東蓀主張不談主義而發展富力當作是要主張資本主義。 由此，中國與資本主義的關係——當時的中國是否有資本主義，或是否需要經過一個「資本主義階段」的問題——從一開始就進入了論戰的中心。

　　

　　張東蓀

　　張東蓀隨後的回應多少已受到這些最初批評的制約:他不得不對資本主義表明態度。他聲明自己主張為了發展實業，必須對資本主義「長期的忍耐」。在他看來，問題並不在於資本主義是否正當，而在於當時的中國沒有「拒絕資本主義的能力」，資本主義「不可逃避」。 因為「中國只有幾個交通的商埠有工人，縱使在這幾個商埠有什麼舉動，也決不能影響全國。結果至多也不過做到一個半生不熟的變化，好像辛亥一樣。」 換言之，因為資本主義階段不可跨越，因此，他雖然不歡迎資本主義，但卻準備接受它。由此更進一步，梁啟超等人主張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壓迫下，必須以發展富力的名義支持民族資本家的發展。這實際上是半正式提出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核心問題——民族資本家的問題。

　　面對中國的「資本主義階段」與民族資本家的問題，當時的社會主義者不願意凸顯中國的特殊性，因此傾向於對二者均持否定態度。其辯護策略，則是強調資本主義階段可以跨越，或乾脆認為中國此時已有了足夠多的資本主義。即要麼是反對「愛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結合」，因為「勞動者沒有祖國」， 要麼放寬經典馬克思主義對於資產階級的嚴格定義，主張出租土地或僱工的農民就是「無數的小資本家」。

　　大體上，在這次論戰中，梁啟超、張東蓀等人強調中國與西方從政治到文化的區隔，並因此認為必須對中國的特殊情況加以區別對待；而早期社會主義者則竭力拉近中國（尤其是廣大內地）與世界的距離，認為二者在政治與經濟上都必須被當作一個整體，用李大釗的話說就是:「中國國內的勞資階級間雖未發生重大問題，中國人民在世界經濟上的地位，已立在這勞工運動日盛一日的風潮中，想行保護資本家的制度，無論理所不可，抑且勢所不能。」

　　在這種心態下，此時的社會主義者多表示出一種特別的擔心，那就是若在中國內地造成資本主義，將會增加他們想象中的人民的痛苦。他們因此常用「病」與「葯」作比喻，認為「一定要把中國現在的病症移做資本主義的病症而後照西洋的原方用藥」，只是「庸醫」乾的事——這一比喻隱含著早期社會主義者心目中內地形象的兩面。疾病總對應著健康，若果真「資本主義是社會的病」， 則中國內地前資本主義的狀態多少就可被看作是「健康」的；但另一方面，他們又認為內地是極端落後而急需改造的。

　　問題在於用什麼來改造這一「健康」而又「落後」的內地。對早期社會主義者來說，相對正面化的資產階級形象是對其社會主義理想重大的威脅。比起這些多為青年學生的早期社會主義者，清末民初就活躍於政壇的梁啟超、張東蓀等人，受晚清以來實業風潮的影響，對資本主義與民族資本家都更了解與親近，他們對本國資本主義「長期的忍耐」是為了以此抵抗世界資本主義的威脅，顯示了比早期社會主義者更明顯的國族意識，並表達出對之前新文化運動強烈的世界主義的一種修正與反撥。反過來，雖然「反帝」是之後「國民革命」的兩大口號之一，但大多數早期社會主義者因其與新文化運動的緊密聯繫，更熟悉的仍是「反傳統」，將中國的困境主要歸咎於外國，多少會讓他們覺得是在減輕傳統的罪責，且與其外向的世界主義認同也有著衝突。

　　不過，在論戰中，比起這種心態層面的對立，更值得注意的倒是雙方觀點與思想資源的趨同。雖然梁啟超、張東蓀等人被認為是要在中國主張資本主義，但就否認資本主義的價值而論，他們與早期社會主義者並無二致。事實上，不管是出於本意還是順應時勢的自我禁抑，當時的趨新知識分子在其公開發言中幾乎無人真正對資本主義持肯定態度（五四后的社會改造運動一大共識就是對資本主義的否定），社會主義更是已如同清末的「立憲-革命」以及民初的「法政」一樣，成了「很時髦的一種『口頭禪』」。 雙方所爭論的, 更多仍在於是否需要立刻抑制甚至消滅資本主義這一手段層面的問題。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自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的既存研究對梁啟超、張東蓀的評價前後變化很大，但大致都承認二人的觀點中多少包含著馬克思主義的成分（越往後肯定的程度越強）——他們主張先發展富力再談制度變革問題，多少切合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馬克思主義觀點；認為資本主義在當時的中國尚具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也離唯物主義的歷史階段論並不太遠。可以說，正是其思想方式與馬克思主義的符合，才激起了早期社會主義者的反對。張東蓀等人不僅挑戰了他們對中國現實的理解，更挑戰了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他們反應則是指責張東蓀等人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似是而非」，「最易淆惑人心」，因此「他們是社會主義的障礙，是我們的敵人。」 這種措辭顯示了他們當時所感到的壓力。

　　反過來，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的既存研究也大都注意到，在論戰中，是早期馬克思主義者而非他們的反對者在對該主義施以更加變通甚至是片面的解釋(且越往後越傾向於明確指出其不足)。如面對中國內地與「資本主義階段」的距離，早期社會主義者大都強調精神對社會變革的重要性，如李季就強調馬克思與恩格斯都只是「圓顱方趾的人類，並不是什麼『神』」,因此對馬克思主義不可「孔趨亦趨，孔步亦步」， 李達則說「在中國運動社會革命的人，不必專受理論上的拘束，要努力在實行上去做。」 強調不可墨守馬克思主義，顯示了此時他們心目中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國情的距離。李季指責張東蓀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階段論論證其主張不過表明他是「懂得西文的新頑固」， 就清晰地顯示出他試圖為自身對馬克思主義的變通解釋尋找心理平衡的心態。

　　對論戰參與者階級屬性的探討當時也已出現。在論戰中，雙方互相質疑對方代表中國廣大人民發言的資格。張東蓀被攻擊為是不敢明白主張資本主義的「自欺欺人的偽善者」， 為暗示擔任報館主筆的他就處在革命對象的位置，陳獨秀在說明中國存在無產階級時，就以報館的排字工為例。張東蓀則直接回擊說：「先生謂報館排字即工人，然則先生家應門之婢亦工人」，若發生革命，他們就應該首先「牛刀一試。」 這種互相攻擊是破壞性的：論戰的參與者大多屬於中國的精英讀書人群體，如果按照階級分析，他們不僅無法被歸入承擔革命歷史使命的階級，甚至很難避免淪為革命對象（中國此時缺乏真正意義上的資產階級的事實更凸顯了這一局面）。雖然梁啟超等人更容易被指責為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即使是中國共產黨，由於其早期幾乎由清一色的知識分子組成，它工人階級政黨的屬性也經常受到質疑，知識分子與廣大民眾的關係也很快就成為早期黨員反覆討論的一個中心問題。

　　總的說來,這是一場主要發生在遠離中國內地的精英知識分子內部的辯論。這種精英性以及與一般民眾的距離在論戰的另一關鍵主題——布爾什維主義是否適用於中國——上表現得更為明顯。問題的焦點在於中國能否又應否像俄國那樣發動一場暴力勞農革命並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雖然李大釗與傅斯年等人在之前就看到了俄國革命的潛力， 但只是到這個時候，它才成為了中國社會改造運動的關鍵主題——以至於張東蓀一度認為這場論戰根本就該叫做關於布爾什維主義的論戰。

　　這多少提示了五四后新文化運動的整體走向。此前的社會改造運動本均具有明顯的以社會刷新政治的特徵（王光祈甚至認為這就是他們與清末新派的基本不同所在），且李大釗在一年多前已提出「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的著名主張，但社會主義論戰則提示著一個相反趨向的出現，那就是政治解決重新開始上升。

　　與之相關的則是五四后「德先生」理想的分裂。「德先生」的最大推動者陳獨秀在論戰中對布爾什維主義式的「開明專制」作出毫不含糊的肯定， 就體現了這一點。事實上，雖然「德先生」之前被當作是屬於平民的主義，但由新派知識分子與學生加以提倡的該觀念有著內在的精英性——晚清以來對中國人民政治程度的討論在論戰中再次出現，陳獨秀等人傾向於否定人民的能力，認為必須在精英群體主導下徹底改變民性才能建立民主政治。這種強烈的啟蒙心態讓他們與中國的廣大內地拉開了距離。

　　大致說來，不管是出於主動的選擇還是被動的跟隨，試圖超越中國內地的現狀並直接將自己心目中「最新最好」的西方學說應用於中國的趨向程度不等地存在於論戰雙方的身上。雖然自清末以來，俄國就被認為是西方列強中與中國國情最為接近的一國（當然這裡不言明的是，它被認為是西方諸強中最落後的一國）。但此時陳獨秀等人對俄國的推重，卻是著意於其「超越舊世界」的一面；反過來，為表示回應與對抗，張東蓀等人不得不忽視英國與中國巨大的國情差異，開始主張英式的基爾特社會主義，理由則是「大凡最晚出的比較上必是最圓滿的——如基爾特社會主義最晚出的，所以他在比較上是最圓滿的。」 很明顯，他們的著意所在也是就代表「最新最好」的西方而言，誕生尚不足十年的基爾特社會主義似乎比馬克思主義更有資格。這都顯示出試圖「進入世界」的心態對論戰雙方思想與認同所具有的巨大約束力。

　　事實上，對這些大都居於通商口岸的新知識分子來說，論戰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到底哪一個外來主義是適合中國（尤其是內地）國情的，他們心目中的「中國」各不相同，這「複數的中國」里的每一個又都有著很大的虛懸想象的成分。雖然陳獨秀主張自上而下變革多少是退回到了清末忽視下層的「政治解決」路向，但主張社會刷新政治的王光祈等人與內地與中國國情也並不接近。考慮到論戰的思想主題選擇、論辯方式甚至是論爭結果在很大程度上都受論戰參與者社會位置、心態與認同的影響，因此，要理解這一外來主義與本國國情的爭論，就必須首先把握新知識分子與廣大內地與民眾的多層面距離，具體言之，在論戰的思想層面之外，張東蓀論戰發生前曾陪伴羅素到湖南演講（歷時不到半個月），這是論戰得以發生與展開的特定心態與認同語境，影響著各方的參與方式甚至是具體主張。以下，我們將藉助地域與認同的視野，考察這一特定事件的多方面象徵內涵及其與社會主義論戰的思想層面的複雜勾連。

　　2

　　論戰中各方的內地形象與認同

　　張東蓀與羅素等人的湖南之行雖然以引發社會主義論戰而被記入歷史，但記入的方式卻頗為簡略，專題性研究與通論性著作大都強調社會主義論戰爆發的必然性，因此對該事件的作用多僅僅一帶而過。

　　不過，除了主張資本主義，當時人對張東蓀尚有另一個共同的質疑，那就是他是否有為內地代言的資格。論戰參與者具有多重身份,他們不僅自認或被認為是共產主義者或小資產階級，也是在上海或北京的內地人，身上交織著內地與沿海、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多重矛盾，這些都在社會主義論戰中或隱或顯地起著作用。就這個層面而言，湖南之行對理解社會主義論戰則至關重要。

　　張東蓀的短評激起強烈回應的,是他說自己到了內地才知道住在通商口岸的人實在並不了解中國的實際情形，並以此作為自己轉而主張發展實業的理由。他此前作為上海的知名報人與政論家，是新文化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的積极參与者，甚至在1920年上半年一度參與了中共最初的組黨活動。僅因為一次內地之行就改變之前主張社會主義的立場，自然很難取信於之前與他過往頗多的陳獨秀等人。尤其是他就住在上海，這番感言卻不是自責而是指責「住在通商口岸」的「有一部分人」，這種評論姿態很容易被敏感地理解為以對內地的了解質疑對方的論辯資格。陳望道就直接質問說:「你東蓀是不是這一部份里的一個人？」 明顯是對他這種將自己排除在外的批評方式感到不滿。而內地情形到底如何也因此從一開始就成了論戰的一個主題。

　　初看起來,他們似乎不無道理。張東蓀之前始終活動於北京、上海與蘇州三地，都是中國最西化的地方； 他這次到內地前後不過半月，在湖南不過約一星期，如此短的時間，只夠走馬觀花（兩湖地區的方言他未必能聽懂多少，跟真正的當地人恐怕也溝通不多），很難有什麼深入認識。反過來，與出生於杭州的他不同，他的論辯對手中倒有不少出生於湖南的人——參加社會主義論戰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以湖南人為最多（較著名的就有李達、周佛海、蔡和森與李季）。 另外，兩湖本是國民黨最重要的根據地之一（黃興與宋教仁便出自這裡，辛亥革命也是在兩湖爆發）。在這種情況下，張東蓀的主張在他們聽來不啻是說他比自己要更了解家鄉與故地，這自然讓他們深感不滿。事實上，攻擊張東蓀最激烈的人，除了陳獨秀，就是李達與李季這兩個湖南人。李達在他那通篇嬉笑怒罵的《張東蓀現原形》中特地強調自己是「一個由內地初到上海的人」， 李季則處處以「我們湖南人」自命，自稱「我是湖南平江人，我住在鄉下十四年，我的親戚朋友半是鄉下人，所以我對於農民的狀況，頗知道一點，」並頗具反戈一擊意味地說他是看了張東蓀的時評，才知道「這位先生是一個市民，是不常到鄉下去的」。 兩人都以其作為湖南人的資格，刻意凸顯江南與湖南的地域差異，言下之意自然是張東蓀對內地與鄉村的了解無法與自己相比。

　　當然，時間長短與了解程度並不成正比關係，身在廬山中之人有時反不如山外人能看到全貌，而了解程度與能否提出要害問題更是沒有直接關係——在這一點上，今人愛說的「問題意識」倒是更關鍵的。張東蓀的評論中真正涉及內地的僅僅一句，那就是「中國真窮到極點了」。 這確是如他的批評者所說，是無人不知哪個不曉的大白話；不過，重要的是他藉此正式提出了社會主義運動是否適合於中國國情的問題；更廣而言之，在晚清以來一系列新政治與文化變革的大背景下，他實際上是在重新提出一個日益嚴重的問題，那就是新派與一般民眾的疏離。

　　因此可以說,湖南演講的重要性並不在於引起了社會主義論戰,而在於它提示了這些新知識分子（尤其是早期社會主義者）的社會位置與其思想、認同的複雜關係。 需要問的是，為何張東蓀這樣一篇只有一句涉及內地情形的短評會引發他們當時對內地問題的普遍觸動？造成這一觸動（不管是贊同、不滿還是反對）的內在原因與動機是什麼？以下本文首先對這一時評的對象（湖南）與論戰的發生地（江南）在近代的地域關係略作疏理——並非是要全面重建兩地的區域差異，而僅就其與該論戰所反映的社會、文化認同最相關的幾個面相略作說明。

　　如張灝所說，近代中國已形成以沿海與通商口岸為一方，以內地與鄉村為另一方的「兩個世界」。上海（以及更廣義的江南）自然是前一個世界的代表——作為中國最大租界所在地與外人在華的中心，它在信息、文化與認同上均趨向於西方，在1920年又幾乎成為了與北京同等重要的新文化運動中心。而湖南雖然自晚清以來就以新學聞名，但其新知識分子在當時仍相對邊緣——作為湘籍青年代表人物的毛澤東，在北京因語言等問題被北大中人所輕視，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不過，若說湖南有多「內地」同樣是不確切的。作為沿江省份，它居於中國最發達的沿長江經濟帶，其省城長沙此時也已開埠為通商口岸，僅就交通而論，由於新式輪船的出現與粵漢鐵路的通車，從該地到上海或北京均只需四、五日，因此可算是內地信息較為流通、也相對較為開放的地區。貨物、人員與信息的更快傳遞同時也加強了沿線心理與文化的一體：長沙的新派青年離京滬的心理與文化距離並不太遠。進而言之，作為自晚清以來素得新學之先的省份，再加上湘人勇於任事的傳統， 湖南在眼光向外的程度上有時還超前於京滬等地——長沙的湖南學會在1920年4月便要研究羅素思想， 時間上甚至早於陳獨秀等人對羅素學說的關注與介紹。

　　事實上，比起江南與湖南的差異，更大的差異恐怕倒在新式城市與傳統鄉村之間。例如戴季陶從上海走到不過100多公裡外的湖州地區，便感覺如同走回到了18世紀中葉（後者的生活方式、節奏與價值觀念都與上海有著約一個世紀的距離）。 二者同屬於作為江南核心區的長三角地區。由此也可見內地與非內地之分絕非僅是地理距離的問題。更進一步，與今天幾十公里尚看不到多少泥土的超大城市不同，民國時期的大部分所謂城市不過略似於改革開放前後的縣城，一般僅有一兩條街，即使為數不多的被稱為大城市的地方（如上海、天津、漢口與廣州），其範圍也遠較今日為小（如上海在近代被當作是摩登的象徵，但在這裡，仍可以在高樓大廈里直接看到水稻田或菜園）。換言之，此時鄉村與新式城市之間的區隔是信息、文化與認同的，而不是地理的。當時有新學生認為一離開通商口岸或主要城市幾十里，便是苗瑤的世界，甚至視到鄉村如同西方探險者到了非洲。這種出城如到異民族的感受，正可見地理上接近的城、鄉在文化與認同上的斷裂。

　　大致說來，新式交通在拉近內地城市與沿海的距離的同時，卻隔遠了它們與其周邊鄉村的距離——就社會、文化與認同而言，上海或長沙與其各自鄉村的距離，要比上海與長沙之間的距離遠得多。此次湖南演講的主要受眾就是長沙各師範學校與中學的學生，其中自然以湖南新文化運動的中心——第一師範為代表。有人認為它「是湖南小學教員的一個大製造廠，這個學校辦得好不好，都有影響於全省的小學教育。」 但事實卻是，由於科舉制廢除后新學堂向城市的集中，以及學生基本不再回鄉，結果「一般教師群趨城市，遺棄鄉村……甚至鄉間每每數百方里只見私塾林立，找不到一個小學，即間有一二，多不完善。」 由此也可以想見長沙新學生與湖南鄉村的距離。

　　這多少也是這次湖南演講與長沙當地老百姓間的距離。在演講前幾個月（1920年6月21日），當地人因為學生佔據城隍廟為校舍而與他們發生衝突，釀成學生喪命的慘劇。 這一事件成了此次演講中一個被經常提到的主題。作為一個實驗主義者，杜威在贊同學生變革風俗的同時，也委婉地要求他們注意方法與態度,因為「舊思想已經久藏住人民腦筋中間，猝然教他用新的方法，並不講一點道理給他們聽，他們覺得太怪，必不肯附和同做。」。吳稚暉則在演講中一般性地論及信仰與民俗問題，認為端午、中元與中秋各節，以及喪親、生子等事，其相應的禮儀都花費太多， 直接將老百姓最切身的婚喪嫁娶禮儀視為不合理。以上趨向源自晚清以來新知識分子用西方文化改良固有風俗的努力；可以想見，對這些將當地風俗視為是「愚昧」、「迷信」的人，湖南老百姓很難有多少認同與心理的親近感。新派學生對此也自有認識，那就是「我們在鄉下，最遭鄉愚忌諱的，就是『破除迷信』，最遭腐儒忌諱的，就是『無父無君』。」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這些新學生幾乎反對張東蓀的每一觀點，但卻對他立論的前提——內地貧窮、人民甚至沒有過上「人的生活」均以默認表示同意。身為浙江會稽人的杜亞泉，此前在離開上海回鄉時已看到：「農民生計甚為穩固，惟世家多中落」，而他認為「殊可慨」的則是：「現時吾國青年子弟之求學或實習工商業者，其生活費與生活能往往同時並進。學問知識稍稍呈露頭角，則服用之品已悉尚時髦，甚則生活能之增進僅以寸計，生活費之增進乃以尺計。」 會稽在長三角通商口岸附近，此處的鄉村或與內地不同；但來自內地的新青年的生活方式，實也與此處杜亞泉的觀察差別不大。也正是這種相對西化的生活方式帶來了新的生活標準與價值，讓從前被認為是簡樸的象徵的鄉村生活，被視作是不能忍受的貧困的標誌。

　　在文化與認同上，離鄉新學生不僅與農民日益分裂，即使與他們一般性地承認其「神聖」的工人，也有著很大的距離。羅家倫在五四后便曾說起「前次有一位北大的同學到長辛店去演講，問一個工人的生活豐富不豐富，弄到那個工人瞠目結舌，駭而疾走」。這是主動要去與對方結合，並用自認為是對方能懂的言語來談，得到的卻是錯位的效果，比起被動的不願接觸甚至是漠視，這表現出的社會、心理距離更大。羅家倫的解決辦法是強調學生必須用工人的方式生活與言談，理由卻是「真正能養猴子的人必須身上蒙上猴子的皮，這些猴子才會相信他」， 明顯可見俯就的心態。而這還是他們與離新文化運動中心北京並沒有多遠的長辛店工人的距離——恰好對應了鄭振鐸的觀察，那就是新文化運動的力量很薄弱，一旦出北京城十里，就沒有了影響。

　　在這一點上，既存研究中將問題與主義之爭作為社會主義論戰的前導，具有很大的提示性。張東蓀在引發論戰的時評中主張：「中國現在沒有談論什麼主義的資格，沒有採取什麼主義的餘地，因為中國處處都不夠」，「空談主義必定是無結果」，  這對於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胡適想必是十分親切的——二者對空談「主義」的反對都是在表達要回歸當下中國國情的某種自覺。 因此，雖與陳獨秀同屬於「新青年」一派，但胡適卻在這次論戰中不顧後者的不滿，選擇坐壁上觀。

　　比起胡適的沉默，年長一輩的章太炎的態度則更為直接。他在這次湖南演講中對新興的社會運動閉口不談，之前在少年中國學會演講時，更是以清末老革命黨的口吻專門批評當時的青年看事太易、虛慕文明且好高騖遠。 在他看來，新學生不過是暴起一時，此時流行的社會主義與俄國問題也不過是盛雨後的橫潦。因此對杜威、羅素等正受到新學生熱烈追捧的西方導師也沒有表現出明顯的興趣（雖然當時有人以他不通西文未能與羅素深談為憾）。事實上，此次湖南演講有一略可見的區別，即五四前後興起的新人物談論的主題都比較虛懸（如李石岑的講題是尼采哲學），而清末的上一代新派（如章太炎、吳稚暉等）都談得比較具體（章談聯省自治，吳談留法勤工儉學）。大致可說，新人物在談主義，而上一代人物則在談問題。章太炎不肯屈就此時「談主義」的潮流，也自然被新學生視為是落伍。

　　不過，與內地疏離並不是新學生造成的問題,倒多少是淵源於清末革命黨人。雖然孫中山在後來的國共合作時期認為新學生「自以為是」， 並一直認定自己的主義要比共產黨人更合乎中國國情（戴季陶甚至將他當作是中國道統的代表），但國民黨人（尤其是孫派）在晚清革命時期本就具有注重沿海與外洋的特點（即使在內地運動，接觸最多的也是主流社會之外的會黨），孫氏更以其早年的西式教育背景與脫出傳統倫理道德的行事方式，被自認「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的胡適與傅斯年看作是真正「在安身立命處」「完全沒有中國傳統的壞習氣，完全是一個新人物」的人，並因此自感不及。 多少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國民黨因為自身與蔡元培、陳獨秀的密切聯繫，將新文化運動當作是自身革命事業的延伸（甚至認為五四運動就是一場發生在「民國八年」的運動）， 也就顯得並非沒有道理——至少在疏離於中國內地與傳統這一點上，二者確實是前後相繼。

　　由此，我們也就接近了這些激烈反駁張東蓀的早期社會主義者真正的社會文化位置與心理動機——他們顯示出護鄉的一面，但其地方認同卻存在著內在的弔詭。他們所認同的，是自己心目中那個未來的故鄉；又因其對未來故鄉的認同，自認為具有評判當下故鄉的獨一無二的資格。作為幾乎清一色的學生，他們大都就學於廢除科舉前後興辦的新學堂中，是中國第一代與傳統科舉教育絕緣的新人物。對他們來說，疏離於內地與故鄉，意味著所求學與謀生的新式城市已從異鄉變成了替代性的「故鄉」，而自己也自覺地「且認他鄉作故鄉」了。但正因此，他們又最需要獲得代表內地（以及其所象徵的「真正的中國」）的資格，也最敏感於自己的代言資格。張東蓀這個來湖南一游的異鄉人站在湖南的立場上發言，說他們不了解內地，這被當作對他們代言資格的挑戰。 理解社會主義論戰的爆發與展開，必須注意這一立足於地域差異的心態與認同背景。

　　另一方面，此次論戰又是在高度依賴西方思想權勢的背景下展開的。大致說來,不管具體的政治與文化主張如何，五四時期的新知識分子多具有「世界民」的心態。一戰後形象與思想資源層面的「西方的分裂」， 又使得他們必須調整其自身對世界與中國的認同與言說。作為新世界象徵的羅素雖並未直接參与論戰，卻從一開始就是新知識分子認同與言說爭奪的關鍵對象。因此，討論社會主義論戰的發生，必須不僅關注羅素所引起的思想論爭在內容層面的交鋒，且要將這一論爭置於各方（包括羅素）的心態與認同（尤其是其中邊緣與中心的複雜互動）中加以考察。以下我們轉而考察這一層面的地域與認同因素對社會主義論戰的影響。

　　3

　　「世界民」心態下西方思想權勢轉移

　　比較而言，相對於這一次湖南之行所提示的地域因素，既存研究（不管是中國還是西方）都更重視羅素及其所代表的西方思想權勢對社會主義論戰的影響，且多已注意到了張東蓀、梁啟超等人對羅素思想的借用，如李新等人就認為張東蓀決心「向馬克思主義公開發起論爭。一個並非全屬偶然的機會，促使他採取了這一行動，這就是羅素來華。」 彭明也認為：「羅素的講演受到了研究系分子的喝采，他們認為從羅素那裡找到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有力武器。」

　　這些判斷部分是出自論戰中社會主義者對張東蓀的批評。在《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中，張東蓀特別說：「羅素先生考察各地情形以後，他也說中國除了開發實業以外無以自立。我覺得這句話非常中肯又非常沉痛。」  且他對李達、陳望道與邵力子的最初回應，題目就是《大家須切記羅素先生給我們的忠告》，其中說自己對羅素「佩服到百二十分。」 雖然作為這次湖南演講的主角，羅素確實說過此時的中國應該先發展教育與實業，而非空談社會主義,但張東蓀如此不厭其煩地反覆引用他，很難不被看作是在藉助羅素所象徵的西方思想權勢來闡發自己的「主義」。為此，陳獨秀甚至寫了一封致羅素的公開信，要求他對「還仍舊用資本主義發達教育及工業，或是用社會主義」的問題表明態度，以免被「中國有些資本家的政黨的機關報」（指張東蓀所主辦的《時事新報》——作者注）所利用，使得「進步的中國人對你失望」。

　　這裡存在著羅素與其中國聽眾之間期待與認知的錯位。不管是運作他來華的中國知識分子，還是從青年學生到政府官員的各類聽眾，都將他當作一名象徵著「德先生」權威的人，甚至認為他是「世界改造的指導者」， 但羅素並未做好擔當這一角色的準備。他來自剛經歷了一戰的歐洲，遊歷東方本不是為了佈道，而是要尋找解救歐洲危機的方案。因此他從一開始就不願將自己定位為一位「傳教士」。在演講中，他表現出一種對中國與西方差異的敏銳感覺與對中國國情的有分寸的尊重，試圖根據具體情況提出改造方案，而非僅僅依靠自己的理論或主義一般性的「說法」。 具體說來，考慮到中國經濟、社會的落後狀況，他不談自己先前主張的基爾特社會主義，而主張中國應先發展實業與教育。但卻正是讓陳獨秀這樣的趨向社會主義的「進步的中國人」感到失望的地方。

　　羅素演講與張東蓀時評在湖南當地引發的反應則更具意味。在該次演講結束后不到兩個月（1921年初），新民學會開會討論學會宗旨問題。部分是因為會中主要骨幹大都是湖南演講的現場組織者與記錄者，結果討論幾乎變成了是否接受俄國道路的表態。核心則在於，在一戰後思想與政治領域出現「多個世界」的局面下，選擇加入到哪個世界中去。會中的討論具有明顯的眼光向外的特徵，具體爭論的也不是俄國道路與中國廣大內地的距離問題，而是改造世界還是改造中國這類更為超越與虛懸的主題，且甚至討論到是否應包括改造東亞以及澳洲與非洲的問題。 梁啟超在晚清論及「新民」時提出的一大要求就是要「知有世界」，這個會名便清晰地體現了梁氏影響的學會的會員，其心態與思想的「世界民」程度則已遠超清末知識分子——他們幾乎無需有意即可自動換位到「世界」的立場上來思考問題。更具對照性的是，此時學會在湖南關於俄國道路的討論尚可以大致達成共識；但早在1920年7月，遠在萬里之外的巴黎新民學會成員卻在蒙達尼會議上因為同一問題而分裂為對立的兩派。這一分裂的背景是顯而易見的——此時歐洲幾乎所有國家的社會黨都面對著俄國革命提出的挑戰，需要對俄國布爾什維克所實行的與社會民主主義大不相同的道路表明立場（法國社會黨就為此發生了大分裂）。而這一國內與海外的對比，則相當明顯地提示了社會主義論戰的國際淵源——因此才會出現即使是關於中國的問題，也是國內滯後於國外（且往往前者受後者帶動）的局面。

　　由此我們就可以理解他們為什麼對羅素感到非常失望了。大致說來，近代中國新派的「眼光向外」不僅意味著從內地望向江南，也同樣意味著從中國望向西方。其認同也是指向未來的世界，而非當下的中國。另一方面，他們雖在政治與文化上都自居於世界的邊緣，但卻時時希望能夠進入世界的中心。杜威與羅素的來華，在尊西崇新的大語境下，使部分人產生了以西方道統取代中國道統的聯想，但也讓他們在心理上有從世界思想、文化領域的邊緣躍入中心的感覺。正是出於這種心態，羅素將中國與西方區別對待的做法令他們憤怒，因為這是將中國排除出了他們正努力進入的那個世界。胡適說羅素是「他看中了一條到自由之路，但他另給我們找一條路；這條路他自己並不贊成，但他說我們還不配到他的路上去」， 就明顯地表達了這種不滿情緒。

　　不過，若借用費正清著名的衝擊-回應說，則新知識分子的這種心態多少也是「中國回應」的能動性的反映。五四時期西方導師與中國學生的最著名例子自然是杜威與胡適。但與通常認為杜威單向影響胡適不同，胡適對後者在中國的演說與活動都有著不小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是胡適而非杜威本人在主導著後者施加於中國的「衝擊」的形式與內容。 這也正是陳獨秀等中國早期社會主義者所期待於羅素的：他們所預想的，是一名將確證自己對國情判斷的傳教士式的人物——深入內地演講的羅素形象，最初與這一期待十分吻合。而也正是出於這種對外來思想權勢的想象性期待，使得他們既不能容忍羅素竟然不肯擔當這一角色，更不能容忍張東蓀對羅素思想權勢的借用。

　　當然，羅素引發的爭論中更根本的是對新俄的心態與認同問題。他雖然立場左傾，但在來中國之前遊歷俄國的時間並不長，很難談到對俄國有什麼深入了解。但以並非來自俄國且對它頗有保留的立場，能夠僅憑藉之前在俄國不長時間的旅行，就成為向中國人介紹俄國道路的權威，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於當時中國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從信息、思想到心態的邊緣地位。一方面，十月革命勝利后，俄國本身的內政與外交都處在激烈的變動中，把握其內涵頗為不易；另一方面，由於地理、政治與文化的阻隔，中國對新俄的變化的了解不僅途徑受限，且時間滯后， 在這種相對匱乏的局面下，由一位來自十九世紀世界的主導國家——英國的文化精英來介紹時人心目中二十世紀新世界的中心——俄國，其所蘊涵的強烈的新舊更替意味，與當時新知識分子的期待頗為合拍。

　　在這一背景下，此次湖南演講多少象徵著美國與新俄對中國思想權勢的爭奪。張東蓀在這次演講中認為「現今歐美新學，有兩大幹，一為『實驗主義』，一為『社會主義』」, 在湖南演講中,最具象徵性的是，美國與俄國的代表竟然匯聚一處（杜威自然是前者的代表，羅素以其新俄遊歷者的身份，則成了後者的代表）， 一個多中心且互相競爭的西方呈現於中國知識分子眼前。李石岑說：「杜威羅素，他二人是絕對相反的」，「今杜威告以左，羅素告以右，到是從左呢，從右呢？」  其所表達的選擇與競爭的意味甚為明顯。

　　若回溯以觀，大致可以說，此次湖南演講與隨後的社會主義論戰體現了西方在中國的思想權勢的微妙轉移。此前一年的杜威來華被看作是美國對中國的影響超過日本的象徵，他甚至被胡適認為是「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影響中國思想界最大的西方學者（且認為將來幾十年中也將如此）； 但張東蓀在社會主義論戰爆發后不久，便看出此時新俄已來到了論說的中心，並因此認為此次論戰應該改名為「關於Bolshevism的討論」，這樣爭論「方有集中點」。

　　這一思想權勢轉移的關鍵，仍在於試圖做「世界民」的中國知識分子思想與認同中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纏結。如羅志田老師所說，新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本身就與該主義在西學中的特殊地位有關——它一方面是西學的一部分，由此也分有其思想權勢；另一方面，它對西方當下整體的政治與社會持否定態度，相當符合中國人不得不學西方卻又對其深懷不滿的心態。 余英時則指明了另外的關鍵一點——俄國作為西方的邊緣，有著與中國類似的不得不學西方而又試圖超越於其上的心態，馬克思主義在俄國就扮演著「反西方的西學」的角色。 這種相似性則加強了俄國道路對中國人的吸引力。而此後列寧通過為布爾什維主義補充以民族、民主革命的新解釋，將中國等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下的不發達國家與民族解釋為是世界革命的關鍵， 從而使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具有了世界歷史層面的意義（至少不再是可有可無的附屬物）。比起懸想性的杜威與羅素來華所帶來的世界中心感，這一新的中心與邊緣的換位無疑更具有說服力與吸引力。社會主義論戰後俄國思想權勢的持續上升，以及張東蓀、梁啟超一方主張的邊緣化，也與此相關。而這一過程本身，則顯示了非思想因素對這一「思想論戰」本身的影響與制約。

　　4

　　餘論

　　1922年9月，梁啟超、張東蓀一方最主要的雜誌《改造》停刊。就在同一個月，在俄國主導下決定與國民黨合作的共產黨人在廣州編輯出版了《社會主義討論集》。這似乎宣示了論戰中馬克思主義者的勝利——編輯討論集本身就是當時常見的宣示思想論爭勝利的方式。

　　但問題並未結束。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新知識分子為了吸引聽眾,往往要故意立言激進,以求得以過正而矯枉的效果，如魯迅所說：「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裡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 而一旦其思想進入實踐領域，倒是這些主張「拆掉屋頂」的人會首先退回到「開窗」。1922年7月，在確定國共合作方針的共產黨二大上，黨的綱領中已開始策略性地為資本主義與民族主義留出位置，由張東蓀、梁啟超等人最先提出的這一問題多少已被他們的對手所吸納。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作為國共兩黨的共同敵人，在顯示了自己主張的思想生命力的同時，也以不在場的方式參與了這一部分針對他們的革命。

　　這提示了既存研究所強調的早期社會主義者在論戰中對張東蓀、梁啟超等人的勝利的原因所在——並非前者在思想層面駁倒了後者，而是前者的立論與中國新知識分子面對世界時的心態與認同更為契合。歸根結底，論戰雙方所面對都是一個「複數的中國」：沿海與內地以及區域間的巨大差異，使得想以某種單一的主義一勞永逸把握它的努力總是顯得捉襟見肘。事實上，外來主義與本國國情（尤其是廣大的內地）的距離，迫使早期社會主義者不斷吸收其論敵的觀點，以使得「主義」能夠更好地切合於「問題」；但又正是他們這種思想上對論敵的吸納，反而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要進一步與後者「因相近而區分」，思想的接近與認同的區隔表現為一體兩面。

　　地域與認同因素在隨後的國民革命中同樣扮演著重要角色。南北之分對推動北伐具有重要作用， 國共兩黨從中國的另一沿海地區——廣東開始沖向兩湖內地，並引發了這裡浩大的農民運動，這多少也可以看作一種新的試圖從通商口岸一面改造內地的努力。而在1927年之後，新興的國民政府未能在武漢站穩腳跟，權力最終轉移到居於江南中心地帶的南京，則多少可見這一革命再次顯現出脫離內地的趨勢。同時，在北方各派看來主張與作為都差別不大的國共兩黨，卻在1927年發生了北洋時期前所未見的激烈內鬥，也再次體現了思想層面的接近所帶來的「因相近而區分」的問題。

　　梁啟超在論戰後不久曾說：「了解整個的中國，非以分區敘述為基礎不可」。在各區之間存在著多層面斷裂的近代，「最新最好」的西方主義與「複數的中國」之間，不可避免地有著多重的心態與認同的錯位，且在思想與實踐中都有著巨大的距離。羅素在湖南演講中說他在俄國時曾親自向列寧請教：「譬如一國以農立國，這個國可行共產主義么？」  卻並沒有得到後者的正面回答。1927年後中共在內地與鄉村所發動的革命則一直面臨著這一連國際導師也加以迴避的棘手問題。伴隨著1937年抗戰開始后中國區域間新的大流動(人員、資源與信息開始從沿海向內地、從城市向鄉村反向流動)，共產黨人開始以其經典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回應這一問題；但直到今天，社會主義與中國特色的關係也仍在持續的爭論中,可以說是遠未完成。迴向源頭, 考察一場偶然的內地演講引發的社會主義論戰中的地域與認同因素，以及其思想論爭層面與社會、心態以及認同層面的區分與互動，多少也可以讓我們對這一問題的淵源與複雜性有一點新的理解。

　　（作者授權，原標題為《社會主義論戰緣起再審視——知識、認同與形象構建的視角》，刊發時有刪節，註釋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