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虛無主義是對西方「和平演變」的呼應

　　趙丹陽 網海觀瀾

　　自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以後，如何把社會主義國家從地球上抹去，就成為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痴心夢想。當武力達不到不他們的目的后，他們就轉變了策略，在不放棄武力顛覆的手段同時，更多地把希望寄予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勢力的和平演變，加強思想文化的滲透。

　　一個民族的歷史，是其在國際社會賴以立身的根脈所在，也是其向子孫後代傳播教化的「和璧隋珠」。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在《南齊書序》中言：「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英國的教育家史蒂芬·斯賓得也說：「歷史好比一艘船，裝載著現代人的記憶駛往未來。」古往今來，一切民族和國家都重視自己的歷史，都善待自己的歷史遺產。中國就更是如此，從春秋時期開始，為政者就設置了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正所謂「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節自劉知幾著《史通·史官建置》）

　　然而自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西方軍事強權的持續強大壓力下，那些焦慮地尋求自強之路的先進中國知識分子逐步產生這樣一種觀念：我們的軍事科技不如人，是因為我們的社會政治制度不如人，我們的社會政治制度不如人，是因為在中國5000年的歷史長河中，沒有資本主義國家鼓吹的那套「民主思想」。甲午戰爭的失敗強化了這一偏見，於是，中國知識分子開始了持續至今的思想自我殖民過程——全盤引入西方社會科學概念及其學術視角，以西釋中，妄言我們的歷史都是權謀算計、漆黑一片。

　　據實而論，在如何對待「自己的歷史」這樣的重大問題上，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以來，就一直給予高度重視。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改造我們的學習》等著作中都論及如何對待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的問題。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任務》一文中在講到學習時，毛澤東強調：「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正是由於毛澤東這種「述往以為來者師」的真知灼見，使得20世紀40年代末至20世紀80年代初，全國上下都鮮有在歷史研究方面「向壁虛構，作偽尋釁」的現象發生。

　　但其後由於東歐巨變和蘇聯解體，特別是90年代中期后，隨著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沉渣重新泛起。一些人對近代以來，尤其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歷史採取了極端虛無主義的態度，在社會上掀起了「告別革命」的濁浪，在「還原歷史真相」的幌子下，歪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人民共和國的歷史，醜化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物，貶低人民群眾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進步作用。

　　對於歷史虛無主義的手法，李玉中同志在《紅旗文稿》中已經有過詳細論述，在此不作贅言。現下，筆者僅就歷史虛無主義何以大行其道以及怎樣阻止歷史虛無主義肆虐無忌淺議一二。

　　一，歷史虛無主義重新泛起的六大原因。

　　1.歷史虛無主義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在低潮形勢下出現的一種社會現象，是對西方反共勢力企圖「和平演變」社會主義的一種呼應。

　　近來，在研討「歷史虛無主義何以揮之不去」這一問題時，出現了這樣一種論調，稱：「現在之所以出現部分學者和網民對我們的英雄進行詆毀和質疑，是因為我們在過去的輿論宣傳中對英雄人物過於政治溢美，才會出現如此強烈的反彈」，進而指出，「自古以來御用文人就愛對英雄人物歌功頌德，大加吹捧，甚至是將其神聖化。譬如《史記·五帝本紀》中就說『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這是如何荒誕可笑？隨著科學文化的日益昌明，有識之士怎能不群起質疑？所以我們在今後的宣傳工作中，一定要竭力批判頌聖文化，堅持實事求是。」

　　這種論調看似溫和理性，實則居心叵測，其目的是為了轉移鬥爭大方向，把「歷史虛無主義陰霾再現」的罪過全部推給我們的宣傳策略。老實說，我們在宣傳一些英雄人物時，為了激發全民「人定勝天」的鬥志和「精忠報國」的理想，的確存在一些誇大，可這在當初「敵人亡我之心不死」、「國內一窮二白」的情態下，不僅是「勢之所迫」，更是我們用以團結眾人、奮發圖強、積極進取的有效措施。而況我們的「誇大」，是在原有事實的基礎上「精雕細刻」，進行藝術加工，並沒有背離「階級性」和「人民性」，這與封建時代的犬儒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帝王與財閥的美化，是有本質區別的。

　　要知道，（美）布林克利「奉命所著」的歷史教科書，至少對George Washington、John Adams、Thomas Jefferson、James Madison、James Monroe等十位美國總統有過「重而無基」、「華而不實」的描寫，更有甚者，對后帝國主義時期內「國會議員的軟性腐敗」、「法律保衛金錢選舉」、「金融危機期間以鄰為壑」等等現象曲筆回護，但美國的主流學者和平民大眾卻並沒有對此稍加置喙，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更將「約瑟夫·利文森紀念教學獎」雙手奉上；在東京的金雞學院內，學院學監、日本著名學者安岡正篤、川田瑞穗等人對天皇的吹捧就更加肉麻，他們在草擬的《日本停戰詔書》中稱：「朕深鑒於世界大勢及帝國之現狀，欲採取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時局，茲告爾等臣民，朕已飭令帝國政府通告美英中蘇四國願接受其聯合公告。蓋謀求帝國臣民之康寧，同享萬邦共榮之樂，斯乃皇祖皇宗之遺範，亦為朕所拳拳服膺者……（原文：朕ハ帝國政府ヲシテ、米·英·支·蘇四國ニ對シ、其ノ共同宣言ヲ受諾スル旨通告セシメタリ。抑ゝ帝國臣民ノ康寧ヲ圖リ、萬邦共榮ノ樂ヲ偕ニスルハ、皇祖皇宗ノ遺範ニシテ、朕ノ拳々措カサル所。曩ニ米英二國ニ宣戰セル所以モ、亦實ニ帝國ノ自存ト東亞ノ安定トヲ庶幾スルニ出テ、他國ノ主權ヲ排シ領土ヲ侵スカ如キハ、固ヨリ朕カ志ニアラス）。」如此公開美化自己開戰前的「狼子野心」和戰敗后的「投降目的」，縱覽東亞，亦屬少見。

　　美、日兩國的「公知」如此苦心孤詣的為其國內統治階級文過飾非、大吹大擂，未見絲毫翻江倒海般的「異見」湧出，為什麼我們對自己的開國英雄略加讚賞，就成了「宣傳策略有問題」？！可見問題的要害不在於此。推銷歷史虛無主義，是布熱津斯基、熊彼特等人在制定美國的冷戰計劃時就蓄謀已久的，換句話說，即令我們將自己的英雄以「純粹白描」的手法展現在世人面前，也還是註定不免謠諑！

　　正如學者龔雲所說，自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以後，如何把社會主義國家從地球上抹去，就成為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痴心夢想。當武力達不到不他們的目的后，他們就轉變了策略，在不放棄武力顛覆的手段同時，更多地把希望寄予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勢力的和平演變，加強思想文化的滲透。否定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就成為他們進行和平演變的一種重要策略和思想武器。

　　早在蘇聯還是西方的盟國時，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在一場演說中，就提出要在蘇聯內部找到同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的人，找到資產階級的同盟軍。他建議把布爾什維克的根挖出來，把精神道德的基礎庸俗化並加以清除，以這種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動搖和破壞對列寧主義的狂熱。他還建議從青少年抓起，把主要的賭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讓它變質、發霉、腐爛，把青年變成無恥之徒、庸人和世界主義者。

　　1957年7月2日，杜勒斯在記者招待會上說：幾乎可以肯定，社會主義國家「將要發生一種演進性的變化」；這種「和平演變」不是一兩代人能實現的，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當有記者問：「赫魯曉夫的孫子是否將有自由了?」時，他回答說：「我並沒有對這件事定過日期，但是，我願意這樣說，如果他繼續有孩子的話，而他們又有孩子的孩子，他們的後代將獲得自由。」[1]他們將「和平演變」的希望寄希望於共產黨的後代，共產黨的第三代、第四代。新中國成立前夕，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致美國總統杜魯門的信中說：「我們仍舊相信，中國的局面在最近的將來無論可能是怎樣悲慘，無論偉大的中國人民的一部分可能怎樣地處於為外國帝國主義而效力的一個政黨的剝削之下，中國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個人主義終將再度勝利，中國終將推翻外來制度。我認為我們應當在中國鼓勵現在或將來能促進上述目標的一切發展。」[2]艾奇遜的用心很明顯，希望中國將來共產黨內部出現顛覆分子。對於西方的這種用心，1964年，毛澤東在當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專門指出：帝國主義說，對於我們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代、四代怎麼樣，有希望，帝國主義這話講的靈不靈?我不希望靈，但也可能靈。像赫魯曉夫，列寧、斯大林希望嗎?還不是出了!」[3]帝國主義之所以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是因為在他們看來，這種新生代有可能對革命歷史淡漠，對革命傳統、理想信念淡忘，有可能嚮往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毛澤東對於帝國主義的用心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所以他晚年提出要培養千千萬萬個無產階級接班人思想，「接班人的問題還是要部署一下。要準備好接班人。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

　　為了讓共產黨的後代對共產黨的歷史淡忘，西方一個重要手段就是對共產黨的歷史和革命史採用虛無的做法，否定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形成的歷史認識，扭曲共產黨的歷史、社會主義的歷史。他們以「民主交流，求同存異」的名義，去影響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學家，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高唱讚歌。洪振快、黃鐘、馮瑋之流就是被「帶到溝里」的典型。

　　2.憤憤不平的自由主義分子、非法私營企業主、黨內的腐敗變質分子三者沆瀣一氣，積極否定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歷史。

　　在建國之初，為了避免封建時代的歷史周期律以及抵禦西方的顏色革命，建立健全以工農階級為基礎的社會功勛與全民監督機制，毛澤東同志審時度勢的發起了多次思想革命運動。

　　這對黨內民主個人主義者，特別是個別高級知識分子造成了一定衝擊。但他們不能正視和理解毛澤東同志的高瞻遠矚和良苦用心，而且自身又傲上矜下，自命老子天下第一，受不得半點委屈，於是開始將個人的痛苦無限放大，牢騷不斷，把「前三十年」說的一無是處。

　　非法私營企業主支持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在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動下，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獲得巨大發展，在推動我國經濟發展、解決民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絕大多數非公經濟人士是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是尊重馬克思主義在我國的指導地位的，相信社會主義可以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不可否認，作為資本的人格化身，隨著私營企業主的階級意識的萌生，一些私營企業主從本能會排斥馬克思主義，自然而然地把資本主義看作是人類最理想的社會制度，這些人也是歷史虛無主義思潮重新泛起的社會基礎。他們支持一些知識分子，以「學術」的名義，採用映射史學的手段，表達他們的政治訴求。

　　黨內的腐敗變質分子，支持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黨內極少數腐敗變質分子，利用人民賦予的國家公權，迅速地暴富。他們已經蛻變為剝削階級，馬克思主義成為他們的思想禁錮，社會主義成為他們的制度束縛，共產黨成為他們的政治障礙。為了擺脫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他們支持社會上的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成為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在黨內的社會基礎。

　　3.一些歷史研究者首先在歷史觀上放棄了馬克思主義指導，丟掉了階級分析的觀念。

　　長期以來，在歷史研究領域中，精英史觀和人民史觀一直龍爭虎戰，互不容讓，好像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究竟是「先王有服，恪謹天命」，還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有些人搞不清楚。直至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觀」誕生以後，我們才解決了誰才是推動歷史的源動力以及歷史研究工作是為誰服務的問題。

　　鼓吹「精英史觀」和「智能史觀」的人試圖以之代替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以此來向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挑戰。首先，這個論點是違背勞動創造世界這個偉大真理的。任何科學技術，如果要轉化為現實的社會生產力，首先必須進入生產過程。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理論是與勞動創造世界的唯物史觀相一致的。單靠少數幾個有智能頭腦的社會精英是不可能推動歷史前進的。其次，它是違背人民群眾創造歷史這個偉大結論的。人民群眾是社會生產方式的主體，也就是社會歷史的主體，而「精英史觀」論者看不到人民群眾是一切生產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因而是不正確的[4]。

　　一些頗具學養的文人墨客不是不知道這個道理，但由於身份地位和物質條件的改變、職務含權量的提高，他們逐漸對此視而不見，更願意信奉「馬塵車馳貴者趣，酒盞花枝貧者緣」。一旦對底層大眾失去了階級情感，自然不想再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由於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輕視、否定，在中國歷史研究中，就出現了對正確的理論思維的忽視，或是熱衷於瑣細的研究，或是生吞活剝地搬用西方的史學理論或模式。

　　有的研究者面對浩如煙海的歷史資料，由於缺乏理論思維能力，或缺乏正確的理論思維，陷入歷史資料中而不能自拔。由於缺乏正確的理論指導，結果就無法用批判的精神來透徹地研究歷史資料，無法從總體上對歷史事實進行全面的把握和本質的分析，一到對宏觀歷史進行解釋時，就墮入歷史唯心主義的泥坑，做出一些錯誤的判斷。這樣就出現恩格斯所說的：「無論對一切理論思維多麼輕視，可是沒有理論思維，就會連兩件自然的事實聯繫不起來，或者連二者之間所存在的聯繫都無法了解。在這裡，問題只在於思維的正確不正確，而輕視理論顯然是自然主義地進行思維，因而是錯誤地進行思維的最可靠的道路。但是，根據一個自古就為人們所熟知的辯證法規律，錯誤的思維貫徹到底，必然走向原出發點的反面。」[5]

　　4.由於對「不可知論」的迷信，一些研究者對歷史採取了實用主義的態度，用現實改鑄歷史。

　　後現代主義史學思潮的代表美國學者懷特·海登在給國內的歷史教師洗腦時指出：「任何歷史事實都不可能超越表達這些歷史事實的話語形式，歷史學家和哲學家所寫的著作沒有什麼不同，歷史學家在寫歷史的時候，與其說是追求真理，不如說是追求語言的修辭成果。歷史語言與文學語言沒有什麼區別，它並不享有可以講述真理的特權，它與文學話語一樣，都是書寫表達某種願望的『虛構故事』，是人們想象的產物。」[6]

　　顯然，懷特·海登在傳播一種「不可知論」，亦即在說，無論是「第一歷史」還是「第二歷史」，都無法通過任何途徑予以探求。既然如此，還不如讓歷史任由自己加以裝扮。

　　一些歷史虛無主義者從現實的某種需要出發，對歷史抱著為我所用的實用主義態度，抹煞歷史和現實的不同條件，將歷史與現實做簡單的比附，喪失基本的歷史主義立場。

　　在「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名義下，他們根據現實的需要隨意解釋歷史，一方面他們強調歷史研究的現實意義，另一方面又否認歷史認識的客觀性，根據現實的需要任意裁剪歷史。尤其是中國近現代史與現實中國息息相關，也最容易受現實的影響。不少研究者從現實主觀需要出發，去反思歷史、闡釋歷史，以現實比附歷史，由此提出了「新」的觀點，使歷史學成為現實的工具。

　　列寧同志曾經說過：「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歷史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7]。歷史地去看待它，這樣才能正確認識歷史，科學對待現實，真正探究歷史發展的規律指導現實，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為現實服務。否則的話，將歷史與現實做簡單的比附，往往是既誤解了現實，又曲解了歷史，反而造成誤導。

　　5.一些研究者在研究歷史時缺乏正確的政治方向，以自娛自樂或創造市場價值為終極目標。

　　歷史研究作為一項社會文化事業，在中國幾千年的發展歷程中，形成了服務於社會的優秀傳統，在提供正確的歷史知識、資政育人和愛國主義教育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一個時期以來，有的研究者以「價值中立」相標榜，忽視歷史研究的意識形態屬性，刻意迴避現實，逃避政治，遁入象牙塔，躲進小樓成一統，將歷史研究變成一項精神貴族的自娛自樂的活動。正因為如此，他們在研究中陷入歷史的碎片中，喪失歷史是非感和政治責任感。他們貌似「客觀」，實際上為近代歷史上的統治者進行辯護。就像列寧所說：「客觀主義者證明現有一系列事實的必然性時，總是有站到為這些事實辯護的立場上去的危險。」[8]

　　有的研究者為了自己的名利需要，或迎合市場的需求，或與所謂國際接軌，任意歪曲歷史，戲說歷史，將歷史變成商業化的消費品。他們就像恩格斯批判的資產階級那樣：「資產階級把一切變成商品，因而也把歷史變成商品。由於資產階級的本性，由於它的生存條件，它必然要偽造一切商品，它也偽造歷史。因為在偽造歷史方面最符合資產階級利益的文章，賺錢也最多。」[9]

　　6.當下黨員隊伍的嚴重腐化，讓許多慣於「以今度古」的青年一代妄加揣測，誤信流言。

　　周永康、蘇榮、徐才厚……十八大以來，被查處的中管幹部達55名。筆者根據新華社和中紀委網站發布的消息，整理出了關於這些「大老虎」的大數據。

　　在被查處的55名高官中，副國級以上共3人，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共7人，中紀委委員1人。

　　中央部門和國家機關等共計12人，軍隊系統2人，央企高管共5人。地方的「大老虎」來自全國19個省份，其中，山西為「重災區」，累計7名「老虎」落網；其次為江西和四川，分別有3人；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海南、雲南、內蒙古等7省份各有2人；其餘9省份均為1人。目前僅北京、上海、山東、吉林、河北、浙江、福建、甘肅、寧夏等省份未出現省部級以上高官落馬。

　　老百姓常愛說一句話：「龍生龍，鳳生鳳，老鼠兒子愛打洞；貓生貓，狗生狗，小偷孩子三隻手。」老一輩的共產黨員是個什麼樣，對待老百姓有多好，相信六十歲至八十歲的老同志都深有體會，但是八零后、九零后乃至零零后卻不能感同身受。他們畢竟離那個時代太遙遠。那麼想要遙睹先烈的風采，便只能「對著兒子想爸爸」，就是通過看這個兒子，猜測他老爸是個什麼樣。

　　看著現今官場上「決疣潰癰」、「湛湎荒淫」的架勢，青年一代恐怕很難相信這些人的父輩、祖輩曾經懷有「救萬民於水火，解天下於倒懸」的偉大志願。歷史虛無主義者所散布的流言蜚語，便趁勢而入，為禍一方。

　　我們的八零、九零、零零后們迫切需要知道這樣一個現實：事物是在變化發展的，現在的共產黨員，絕非六七十年前的共產黨員，毛、周、朱領導下的共產黨人，是現今共產黨人無法望其項背的。

　　二，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理論和法家的「慶賞罰刑」思想是擊敗歷史虛無主義的有效法寶。

　　整治歷史虛無主義，應將「宏觀大略」和「具體措施」緊密結合，循序漸進，不期速成。

　　1.在宏觀上，我們要大力普及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將政治教材做精做實，明確的點出「資本主義並不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

　　歷史虛無主義者編造所謂的「歷史終結論」，把資本主義宣布為「人類最後的制度」，將其凝固化、神聖化、完美化，否定社會主義建立和發展的歷史必然性。這既違背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也與人類社會的發展史不符。他們既看不到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歷史局限與困境，看不到它給人的發展帶來的種種異化的弊端，更看不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以及它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所帶來的偉大進步。

　　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社會最後一個剝削階級社會，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以生產剩餘價值為目的的生產方式，它的存在以兩個社會階級的存在為前提：一方面是佔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階級，一方面是失去生產資料、僅有自己的勞動力可以出賣的無產階級。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係決定著這種生產方式的全部性質。剩餘價值的佔有是資本主義剝削的實質，因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是對抗性的生產關係。這種對抗從本質上說不是個人的對抗，而是個人生活於其中的社會關係的對抗。生產的社會性和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基本矛盾，它包含著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切階級衝突的萌芽，決定了資本主義的歷史命運。

　　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曾經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過資本主義的這種歷史作用，指出：「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10]但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就不可避免地同資本主義私有制發生衝突，達到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要求炸毀這個外殼。「生產過剩和大眾的貧困，兩者互為因果，這就是大工業所陷入的荒謬的矛盾，這個矛盾必然要求通過改變生產方式來使生產力擺脫桎梏。」[11]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即社會化生產同生產資料私人佔有的矛盾，註定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暫時性。雖然資產階級可以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容許的範圍內通過對生產關係作某些局部的調整來緩和矛盾，但終究不能從根本上克服這種矛盾和對抗。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胞胎里發展起來的強大的社會化的生產力，為全社會佔有生產資料和共同組織社會化生產準備了物質條件。同時，資本主義越發展，無產階級的力量就越壯大，資產階級社會造就了置自身於死地的社會力量。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矛盾決定了它的歷史過渡性質，它必然為社會主義社會所代替。因此，資本主義只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而不是最終或最後的階段。

　　歷史虛無主義美化資本主義制度，鼓吹資本主義代表人類社會發展方向，其根本用意就在於把中國改革開放引向資本主義邪路。理論和事實證明，資本主義不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說人類社會終結於資本主義，只是對中國社會主義蓬勃發展的一種無奈的反應。面對21世紀資本主義的困境，就連首先發出這個論斷的西方學者也面臨著巨大的理論困境。

　　2.在微觀上，我們要積極運用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理論和法家的「慶賞罰刑」思想。

　　縱覽歷史虛無主義泛濫成災的區域，無非是各大高校、六大門戶網站、網路大V所營建的自媒體這三大塊。對於這三大塊所盤踞的勢力，我們切忌眉毛鬍子一把抓，這樣很容易讓他們「互成犄角，團結一致」，我們可以根據其特點各個擊破。

　　對於高校，我們可以「曉以大義」：首先，要讓教師隊伍明白，歷史虛無主義的本質就是否定馬克思主義，就是在公開挑戰共產黨人的執政理論。唯物史觀的創立，是人類認識史上偉大的革命，是科學思想中的最大成果。而歷史虛無主義不承認這一點，主張全盤否定歷史，否定歷史發展的繼承性與連續性，否定人民群眾的革命，否定人類社會的發展成就，否定傑出人物的歷史作用；有的動不動就提出所謂的「歷史終結論」，把歷史的發展歸結在某個發展點。有的還將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歷史認識體系稱之為教條主義虛無主義，認為「教條主義的歷史虛無主義是迄今為止最大的歷史虛無主義」，很顯然，這就把反對的矛頭指向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產生於人類社會的偉大實踐，它是一種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歷史在前進，實踐在發展，馬克思主義也不會停滯。馬克思主義在實踐過程中出現過教條主義、簡單化的曲折，但馬克思主義本身卻是在不斷豐富發展的。給馬克思主義及其指導下的歷史認識體系扣上「歷史虛無主義」帽子，無視自1848年《共產黨宣言》發表160多年以來，馬克思主義給予人類社會發展史無與倫比的巨大影響，這恰恰暴露了其虛無歷史的立場。

　　其次，我們要對各大高校內積極響應中央號召，著力批判歷史虛無主義的教師和學生予以嘉惠。要綜合利用電台、報紙對這些文膽進行表彰，並為他們發表論文、出版書籍、評定職稱提供便利。

　　對於「六大門戶」，我們可以「間以利害」：《毛澤東文集》第7卷明確指出：「在國內，工人和農民是基本力量。中間勢力是可以爭取的力量。反動勢力雖是一種消極因素，但是我們仍然要作好工作，盡量爭取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在國際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都要團結，不中立的可以爭取為中立，反動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這跟鬼谷子在《捭闔策》中所言，異曲同工：「巇者，罅也。罅者，澗也，澗者成大隙也。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卻，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巇之理也。」

　　在六大門戶工作過的朋友可能知道，這些網媒雖然都份屬「資產階級」媒體，都為「新自由主義」搖旗吶喊，但是他們之間並非沒有矛盾。譬如在「在華輿論代理權」的問題上，他們就經常爭執不下，甚至互相拆台。

　　《戰國策序》曰：「蘇秦為縱，張儀為橫，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我們也可以效法這一謀略。先行關停其中一個影響力不大不小的門戶，展示中央整肅輿論的決心，在他們既懼且怒、搖擺不定之時，再行扶持其中一家，許以「一家獨大」之利，不愁他們之間不自相殘殺。

　　與此同時，我們還可以對六大門戶網站中經常興風作浪的82名時評人反覆約談，迫使他們安分守己，保持中立；另外對其他24名毫無定見、57名積極宣揚正能量者予以買斷，並簽訂《作品信息網路傳播權授權協議》、《作品信息網路傳播權分成協議》。如此不出五年，輿論風向必定大轉。

　　對於網路大V所營建的自媒體，我們可以「慶賞罰刑」：《韓非子·二柄》篇有言：「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

　　對於部分網路大V在個人微博、微信上肆意詆毀國家英烈的現象，應修法維護。世界多數國家皆有充分健全的的英雄保護立法。葉利欽1993年簽署《衛國烈士紀念法》。1995年俄國家杜馬通過聯邦法令決定將2月23日「蘇軍建軍節」更名為「祖國保衛者日」。 普京2006年簽署「衛國烈士紀念問題」總統令，2007年3月1日批准俄羅斯軍人榮譽日和紀念日法律修正案，修正案將每年的12月9日定為「祖國英雄日」。 2012年12月,俄羅斯又通過法律,將8月1日定為一戰陣亡軍人紀念日。上述法規皆有對英雄物質權利和精神權利的全面保護。蘇聯解體曾在俄羅斯社會引發震蕩與裂變，而緬懷英雄的傳統卻未曾因此發生斷裂，俄羅斯人的「英雄記憶」反而得到了加強，這為俄羅斯的民族復興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

　　歐美國家沒有發生辱罵英雄的行為和言論，不僅是因為國民素質高，國民尊重歷史文化，且因歐美國家也有大量有關英雄保護、愛國主義方面的立法。如美國2001年10月26日頒布的《愛國者法案》。曾有一美國女子在阿靈頓公墓前豎中指賣弄，激起眾怒，遭到網路抨擊，國民唾罵，幾年內都得不到公眾原諒，很多公司不錄用，也沒有律師為其辯護「言論自由」和「名譽權」。

　　此外，我們所制定的這套《國家英烈名譽保護法》，要特別注意「賞譽」和「毀罰」，所謂「賞譽」，是對於郭松民、黎陽、孫錫良這類既有底層關注，又有愛國情懷的網路大V進行精神和物質上的雙重鼓勵，以便令更多的仁人志士取法於上、奮起一擊；對於洪振快、黃鐘、馮瑋之流，要嚴懲重罰，考慮入刑，從而殺一儆百！

　　參考文獻：

　　[1] 見趙雲獻主編：《毛澤東建黨學說論》(下)，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031-1032頁。

　　[2] 轉引自劉洪潮主編：《西方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策略手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35頁。

　　[3] 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9頁。

　　[4]見黃楠森：《唯物史觀還是精英史觀、智能史觀？》[J]；高校理論戰線；1995年07期。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301頁。

　　[6] 轉引自楊共樂：《後現代主義史學述評》，《高校理論戰線》，2003年第6期。

　　[7]《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2頁。

　　[8]《列寧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頁。

　　[9]《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10卷，第104頁，轉引自劉大年：《中國近代史問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6頁。

　　[1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3、36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305—306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有的研究者面對浩如煙海的歷史資料，由於缺乏理論思維能力，或缺乏正確的理論思維，陷入歷史資料中而不能自拔。由於缺乏正確的理論指導，結果就無法用批判的精神來透徹地研究歷史資料，無法從總體上對歷史事實進行全面的把握和本質的分析，一到對宏觀歷史進行解釋時，就墮入歷史唯心主義的泥坑，做出一些錯誤的判斷。這樣就出現恩格斯所說的：「無論對一切理論思維多麼輕視，可是沒有理論思維，就會連兩件自然的事實聯繫不起來，或者連二者之間所存在的聯繫都無法了解。在這裡，問題只在於思維的正確不正確，而輕視理論顯然是自然主義地進行思維，因而是錯誤地進行思維的最可靠的道路。但是，根據一個自古就為人們所熟知的辯證法規律，錯誤的思維貫徹到底，必然走向原出發點的反面。」[5]

　　4.由於對「不可知論」的迷信，一些研究者對歷史採取了實用主義的態度，用現實改鑄歷史。

　　後現代主義史學思潮的代表美國學者懷特·海登在給國內的歷史教師洗腦時指出：「任何歷史事實都不可能超越表達這些歷史事實的話語形式，歷史學家和哲學家所寫的著作沒有什麼不同，歷史學家在寫歷史的時候，與其說是追求真理，不如說是追求語言的修辭成果。歷史語言與文學語言沒有什麼區別，它並不享有可以講述真理的特權，它與文學話語一樣，都是書寫表達某種願望的『虛構故事』，是人們想象的產物。」[6]

　　顯然，懷特·海登在傳播一種「不可知論」，亦即在說，無論是「第一歷史」還是「第二歷史」，都無法通過任何途徑予以探求。既然如此，還不如讓歷史任由自己加以裝扮。

　　一些歷史虛無主義者從現實的某種需要出發，對歷史抱著為我所用的實用主義態度，抹煞歷史和現實的不同條件，將歷史與現實做簡單的比附，喪失基本的歷史主義立場。

　　在「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名義下，他們根據現實的需要隨意解釋歷史，一方面他們強調歷史研究的現實意義，另一方面又否認歷史認識的客觀性，根據現實的需要任意裁剪歷史。尤其是中國近現代史與現實中國息息相關，也最容易受現實的影響。不少研究者從現實主觀需要出發，去反思歷史、闡釋歷史，以現實比附歷史，由此提出了「新」的觀點，使歷史學成為現實的工具。

　　列寧同志曾經說過：「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歷史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7]。歷史地去看待它，這樣才能正確認識歷史，科學對待現實，真正探究歷史發展的規律指導現實，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為現實服務。否則的話，將歷史與現實做簡單的比附，往往是既誤解了現實，又曲解了歷史，反而造成誤導。

　　5.一些研究者在研究歷史時缺乏正確的政治方向，以自娛自樂或創造市場價值為終極目標。

　　歷史研究作為一項社會文化事業，在中國幾千年的發展歷程中，形成了服務於社會的優秀傳統，在提供正確的歷史知識、資政育人和愛國主義教育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一個時期以來，有的研究者以「價值中立」相標榜，忽視歷史研究的意識形態屬性，刻意迴避現實，逃避政治，遁入象牙塔，躲進小樓成一統，將歷史研究變成一項精神貴族的自娛自樂的活動。正因為如此，他們在研究中陷入歷史的碎片中，喪失歷史是非感和政治責任感。他們貌似「客觀」，實際上為近代歷史上的統治者進行辯護。就像列寧所說：「客觀主義者證明現有一系列事實的必然性時，總是有站到為這些事實辯護的立場上去的危險。」[8]

　　有的研究者為了自己的名利需要，或迎合市場的需求，或與所謂國際接軌，任意歪曲歷史，戲說歷史，將歷史變成商業化的消費品。他們就像恩格斯批判的資產階級那樣：「資產階級把一切變成商品，因而也把歷史變成商品。由於資產階級的本性，由於它的生存條件，它必然要偽造一切商品，它也偽造歷史。因為在偽造歷史方面最符合資產階級利益的文章，賺錢也最多。」[9]

　　6.當下黨員隊伍的嚴重腐化，讓許多慣於「以今度古」的青年一代妄加揣測，誤信流言。

　　周永康、蘇榮、徐才厚……十八大以來，被查處的中管幹部達55名。筆者根據新華社和中紀委網站發布的消息，整理出了關於這些「大老虎」的大數據。

　　在被查處的55名高官中，副國級以上共3人，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共7人，中紀委委員1人。

　　中央部門和國家機關等共計12人，軍隊系統2人，央企高管共5人。地方的「大老虎」來自全國19個省份，其中，山西為「重災區」，累計7名「老虎」落網；其次為江西和四川，分別有3人；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海南、雲南、內蒙古等7省份各有2人；其餘9省份均為1人。目前僅北京、上海、山東、吉林、河北、浙江、福建、甘肅、寧夏等省份未出現省部級以上高官落馬。

　　老百姓常愛說一句話：「龍生龍，鳳生鳳，老鼠兒子愛打洞；貓生貓，狗生狗，小偷孩子三隻手。」老一輩的共產黨員是個什麼樣，對待老百姓有多好，相信六十歲至八十歲的老同志都深有體會，但是八零后、九零后乃至零零后卻不能感同身受。他們畢竟離那個時代太遙遠。那麼想要遙睹先烈的風采，便只能「對著兒子想爸爸」，就是通過看這個兒子，猜測他老爸是個什麼樣。

　　看著現今官場上「決疣潰癰」、「湛湎荒淫」的架勢，青年一代恐怕很難相信這些人的父輩、祖輩曾經懷有「救萬民於水火，解天下於倒懸」的偉大志願。歷史虛無主義者所散布的流言蜚語，便趁勢而入，為禍一方。

　　我們的八零、九零、零零后們迫切需要知道這樣一個現實：事物是在變化發展的，現在的共產黨員，絕非六七十年前的共產黨員，毛、周、朱領導下的共產黨人，是現今共產黨人無法望其項背的。

　　二，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理論和法家的「慶賞罰刑」思想是擊敗歷史虛無主義的有效法寶。

　　整治歷史虛無主義，應將「宏觀大略」和「具體措施」緊密結合，循序漸進，不期速成。

　　1.在宏觀上，我們要大力普及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將政治教材做精做實，明確的點出「資本主義並不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

　　歷史虛無主義者編造所謂的「歷史終結論」，把資本主義宣布為「人類最後的制度」，將其凝固化、神聖化、完美化，否定社會主義建立和發展的歷史必然性。這既違背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也與人類社會的發展史不符。他們既看不到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歷史局限與困境，看不到它給人的發展帶來的種種異化的弊端，更看不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以及它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所帶來的偉大進步。

　　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社會最後一個剝削階級社會，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以生產剩餘價值為目的的生產方式，它的存在以兩個社會階級的存在為前提：一方面是佔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階級，一方面是失去生產資料、僅有自己的勞動力可以出賣的無產階級。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係決定著這種生產方式的全部性質。剩餘價值的佔有是資本主義剝削的實質，因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是對抗性的生產關係。這種對抗從本質上說不是個人的對抗，而是個人生活於其中的社會關係的對抗。生產的社會性和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基本矛盾，它包含著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切階級衝突的萌芽，決定了資本主義的歷史命運。

　　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曾經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過資本主義的這種歷史作用，指出：「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10]但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就不可避免地同資本主義私有制發生衝突，達到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要求炸毀這個外殼。「生產過剩和大眾的貧困，兩者互為因果，這就是大工業所陷入的荒謬的矛盾，這個矛盾必然要求通過改變生產方式來使生產力擺脫桎梏。」[11]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即社會化生產同生產資料私人佔有的矛盾，註定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暫時性。雖然資產階級可以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容許的範圍內通過對生產關係作某些局部的調整來緩和矛盾，但終究不能從根本上克服這種矛盾和對抗。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胞胎里發展起來的強大的社會化的生產力，為全社會佔有生產資料和共同組織社會化生產準備了物質條件。同時，資本主義越發展，無產階級的力量就越壯大，資產階級社會造就了置自身於死地的社會力量。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矛盾決定了它的歷史過渡性質，它必然為社會主義社會所代替。因此，資本主義只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而不是最終或最後的階段。

　　歷史虛無主義美化資本主義制度，鼓吹資本主義代表人類社會發展方向，其根本用意就在於把中國改革開放引向資本主義邪路。理論和事實證明，資本主義不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說人類社會終結於資本主義，只是對中國社會主義蓬勃發展的一種無奈的反應。面對21世紀資本主義的困境，就連首先發出這個論斷的西方學者也面臨著巨大的理論困境。

　　2.在微觀上，我們要積極運用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理論和法家的「慶賞罰刑」思想。

　　縱覽歷史虛無主義泛濫成災的區域，無非是各大高校、六大門戶網站、網路大V所營建的自媒體這三大塊。對於這三大塊所盤踞的勢力，我們切忌眉毛鬍子一把抓，這樣很容易讓他們「互成犄角，團結一致」，我們可以根據其特點各個擊破。

　　對於高校，我們可以「曉以大義」：首先，要讓教師隊伍明白，歷史虛無主義的本質就是否定馬克思主義，就是在公開挑戰共產黨人的執政理論。唯物史觀的創立，是人類認識史上偉大的革命，是科學思想中的最大成果。而歷史虛無主義不承認這一點，主張全盤否定歷史，否定歷史發展的繼承性與連續性，否定人民群眾的革命，否定人類社會的發展成就，否定傑出人物的歷史作用；有的動不動就提出所謂的「歷史終結論」，把歷史的發展歸結在某個發展點。有的還將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歷史認識體系稱之為教條主義虛無主義，認為「教條主義的歷史虛無主義是迄今為止最大的歷史虛無主義」，很顯然，這就把反對的矛頭指向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產生於人類社會的偉大實踐，它是一種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歷史在前進，實踐在發展，馬克思主義也不會停滯。馬克思主義在實踐過程中出現過教條主義、簡單化的曲折，但馬克思主義本身卻是在不斷豐富發展的。給馬克思主義及其指導下的歷史認識體系扣上「歷史虛無主義」帽子，無視自1848年《共產黨宣言》發表160多年以來，馬克思主義給予人類社會發展史無與倫比的巨大影響，這恰恰暴露了其虛無歷史的立場。

　　其次，我們要對各大高校內積極響應中央號召，著力批判歷史虛無主義的教師和學生予以嘉惠。要綜合利用電台、報紙對這些文膽進行表彰，並為他們發表論文、出版書籍、評定職稱提供便利。

　　對於「六大門戶」，我們可以「間以利害」：《毛澤東文集》第7卷明確指出：「在國內，工人和農民是基本力量。中間勢力是可以爭取的力量。反動勢力雖是一種消極因素，但是我們仍然要作好工作，盡量爭取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在國際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都要團結，不中立的可以爭取為中立，反動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這跟鬼谷子在《捭闔策》中所言，異曲同工：「巇者，罅也。罅者，澗也，澗者成大隙也。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卻，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巇之理也。」

　　在六大門戶工作過的朋友可能知道，這些網媒雖然都份屬「資產階級」媒體，都為「新自由主義」搖旗吶喊，但是他們之間並非沒有矛盾。譬如在「在華輿論代理權」的問題上，他們就經常爭執不下，甚至互相拆台。

　　《戰國策序》曰：「蘇秦為縱，張儀為橫，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我們也可以效法這一謀略。先行關停其中一個影響力不大不小的門戶，展示中央整肅輿論的決心，在他們既懼且怒、搖擺不定之時，再行扶持其中一家，許以「一家獨大」之利，不愁他們之間不自相殘殺。

　　與此同時，我們還可以對六大門戶網站中經常興風作浪的82名時評人反覆約談，迫使他們安分守己，保持中立；另外對其他24名毫無定見、57名積極宣揚正能量者予以買斷，並簽訂《作品信息網路傳播權授權協議》、《作品信息網路傳播權分成協議》。如此不出五年，輿論風向必定大轉。

　　對於網路大V所營建的自媒體，我們可以「慶賞罰刑」：《韓非子·二柄》篇有言：「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

　　對於部分網路大V在個人微博、微信上肆意詆毀國家英烈的現象，應修法維護。世界多數國家皆有充分健全的的英雄保護立法。葉利欽1993年簽署《衛國烈士紀念法》。1995年俄國家杜馬通過聯邦法令決定將2月23日「蘇軍建軍節」更名為「祖國保衛者日」。 普京2006年簽署「衛國烈士紀念問題」總統令，2007年3月1日批准俄羅斯軍人榮譽日和紀念日法律修正案，修正案將每年的12月9日定為「祖國英雄日」。 2012年12月,俄羅斯又通過法律,將8月1日定為一戰陣亡軍人紀念日。上述法規皆有對英雄物質權利和精神權利的全面保護。蘇聯解體曾在俄羅斯社會引發震蕩與裂變，而緬懷英雄的傳統卻未曾因此發生斷裂，俄羅斯人的「英雄記憶」反而得到了加強，這為俄羅斯的民族復興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

　　歐美國家沒有發生辱罵英雄的行為和言論，不僅是因為國民素質高，國民尊重歷史文化，且因歐美國家也有大量有關英雄保護、愛國主義方面的立法。如美國2001年10月26日頒布的《愛國者法案》。曾有一美國女子在阿靈頓公墓前豎中指賣弄，激起眾怒，遭到網路抨擊，國民唾罵，幾年內都得不到公眾原諒，很多公司不錄用，也沒有律師為其辯護「言論自由」和「名譽權」。

　　此外，我們所制定的這套《國家英烈名譽保護法》，要特別注意「賞譽」和「毀罰」，所謂「賞譽」，是對於郭松民、黎陽、孫錫良這類既有底層關注，又有愛國情懷的網路大V進行精神和物質上的雙重鼓勵，以便令更多的仁人志士取法於上、奮起一擊；對於洪振快、黃鐘、馮瑋之流，要嚴懲重罰，考慮入刑，從而殺一儆百！

　　參考文獻：

　　[1] 見趙雲獻主編：《毛澤東建黨學說論》(下)，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031-1032頁。

　　[2] 轉引自劉洪潮主編：《西方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策略手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35頁。

　　[3] 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9頁。

　　[4]見黃楠森：《唯物史觀還是精英史觀、智能史觀？》[J]；高校理論戰線；1995年07期。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301頁。

　　[6] 轉引自楊共樂：《後現代主義史學述評》，《高校理論戰線》，2003年第6期。

　　[7]《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2頁。

　　[8]《列寧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頁。

　　[9]《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10卷，第104頁，轉引自劉大年：《中國近代史問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6頁。

　　[1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3、36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305—306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