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朝眾多的落榜生出路在哪兒?可以讀「高四」、投筆從戎和捐資納粟,也可以參加「大挑」。但只有像姚明那樣相貌堂堂的偉岸男子,才適合去「大挑」,否則,會死得很慘……
清代科舉考試,應試者如過江之鯽,然而中榜者寥寥,鄉試一省錄取不過百來人,而全國會試錄取常在二三百人之間。以光緒九年(1883年)為例,會試考生16000多人,只「賜陳冕等三百八十人進士及第」,錄取率約為1。9%,98。1%的考生落榜。
清朝落榜生最通行的出路就是讀「高四」,那時沒補習班,只能一邊工作養家糊口,一邊自己苦讀。官至左副都御史的吳大澂,早年鄉試、會試落榜后,就是邊教書邊準備考試的。后「會試中式第三名貢士,殿試二甲第五名」,成為大臣和著名金石考古學家。
而與陳三立以「南陳北王」並稱的王樹枏,鄉試落榜后,一直在畿輔通志局做編纂,至36歲中進士做戶部主事,才結束兼職。后官至新疆布政使。民國期間,任清史館總纂、國史館總纂。
顯然,像吳大澂、王樹枏這等好運氣的復讀生,實在是寥若晨星。所以,捐資納粟之途,就成為落榜生的第二種出路。
道光九年(1829年),34歲的魏源連續會試落榜后,按例捐資得了個「內閣中書舍人候補」的職務。他因而得以系統閱讀了內閣所藏的清朝大量史事檔案。針對當時動蕩的時局,他於1842年8月發憤寫出了《聖武記》,是探索清朝盛衰的第一部史書。
當月,清政府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同年冬天,懷抱憂國情懷的魏源,刊行了《海國圖志》初刻本五十卷。
落榜生捐資納粟為官,這在清代尤其在晚清是很普遍的事情,但這也是晚清吏治腐敗萎靡的一個病灶所在。當然,要想走捐資納粟之途,必須是「富二代」。
落榜生的第三種出路,就是放棄應試,改弦更張,投筆從戎或者做幕僚當秘書。
晚清中興名臣左宗棠即是科舉失意、投筆從戎的一個著名例子。他於道光十二年(1832年)21歲中舉后,「會試三次不第,即棄舉業而專治經世之學,知交群雄,有名於時」。而後,他竟然一步一步憑著真才實學,將自己打造成了晚清一等重臣。
另一個著名的例子是近代名流梁啟超。他17歲中舉后,「屢應會試未捷」,但「以言論稱雄,仍為政治活動」。而且,他自視清高,公然聲稱:除卻做國務大臣外,終生決不做一官也。
果如其言,梁啟超在民國曾被任命為熊希齡內閣的司法總長以及段祺瑞內閣的財政總長,也是國務大臣級別了。最終,他成為近代政治文化史上的扛鼎人物。
清朝的落榜生還有第四種出路,就是「大挑」。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定製,三科(原為四科,嘉慶五年改三科)不中的舉人,由吏部據其形貌應對挑選,一等以知縣用,二等以教職用。每六年舉行一次,使舉人出身的士人有較寬的出路,名曰「大挑」。
「大挑」是國家給會試落榜生設計的一個出路,可謂是清代的創新。米脂人高照煦以同治癸酉舉人應光緒庚辰大挑,被任命為教育戰線官員,后歷官宜川訓導、榆林教授。他在《閑談筆記》中記載:「國朝定製,會試三次后,特設大挑一科。不試文藝,專看相貌。」
不看成績了,看相貌,這無疑很滑稽。那麼,如何挑法?「二十人為一排,挑一等三人,以知縣用,二等九人,以教職用。相貌魁偉者挑一等,其次挑二等。餘八人,俗呼曰八仙。」
看來,如果今天姚明這樣的「高富帥」參加「大挑」的話,肯定進一等,怎麼的也會是個相貌堂堂、偉岸俊美的知縣。而赫赫有名的資深「屌絲」晏子,則毫無希望了。
有意思的是,晚清還有個名臣叫閻敬銘的,會試落榜后曾經想弄個教職乾乾算了,那好歹也算個國家幹部嘛。於是,他去參加「大挑」。但令人沮喪的是,小閻才上場就被刷下來了,原因是他「狀貌短小,二目一高一低,恂恂如鄉老」。
可憐的小閻,生就出眾的「屌絲」模樣,竟葬送了自己的「大挑」前程!
但具有喜劇結局的是,後來這位傑出「屌絲」潛心讀「高四」,再會試,竟然高中,后官至戶部尚書。與曾國藩齊名的胡林翼,就曾向朝廷誇讚他「閻敬銘其貌不揚,而心雄萬夫」。
歷史上的閻敬銘的確為官清廉耿介,有「救時宰相」之稱,是我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理財專家。清代的「大挑」看似給了多次落榜考生以一個希望,但以貌取人,實在有失偏頗。
還有些落榜生因對科舉失望改而從商。咸豐八年(1858年)16歲的鄭觀應童子試未中,即棄學從商,后成為有名的愛國實業家、教育家、文學家、慈善家。
也有些「憤青」,因科舉落榜而痛恨時弊,晚清的洪秀全就是這樣的例子。他三次鄉試都失敗落榜,儘管後來他造反的原因複雜,但與科舉不公平也不無關聯。這從他後來在太平天國大興科舉之舉,可見一斑。
在清代,科舉落榜不足為奇,考生與國家都想方設法地疏通與排解中試與落榜的矛盾,落榜考生根據自身的條件採取不同的應對方式,國家也積極為落榜生提供出路,這也是個關係社會和諧、長治久安的大事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