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潘金蓮：馮小剛到底想說什麼？

近期，馮小剛電影《我不是潘金蓮》在大陸上映，影片中范冰冰塑造的"李雪蓮"這個角色引發了爭議，很多人認為其不過是個赤裸裸的刁民而已。為了鑽政策的空子和老公離婚，明明是真離婚，卻非要到法院去告，說自己是假離婚。即便影片最後交代李雪蓮當初是為了生二胎，但還是沒有博得觀眾的同情，"刁民"形象已經在觀影的過程中深深植根於觀眾心中，似乎怎麼都扳不回來。

范冰冰在電影《我不是潘金蓮》中的劇照

類似題材的電影，令人想到了張藝謀當年拍的《秋菊打官司》，有文章指出，兩部電影題材類似，而意義卻迥然不同，雖然打官司的秋菊和上訪的李雪蓮一樣，都只是要一個"說法"。但秋菊要的"說法"是說得清的，她要的是踢人的村長道歉，而村長道歉意味著"當官的"認錯，意味著秋菊和她男人的尊嚴被承認。她要的這個說法也能夠通過打官司的途徑得到。秋菊雖然也不懂法，但她要的說法是法治社會必須給她的，從這個角度看，她占理。而李雪蓮要的"說法"卻說不清，從法律角度無法支持，因此就有種胡攪蠻纏的感覺。

於是很多人覺得迷惑：這部電影到底想說什麼？

事實上，李雪蓮所要的，恰恰介於法律與道德的灰色地帶。憑心而論，李雪蓮冤不冤？本來是和丈夫說好的，二人之間的口頭協議，實際上基於一種無條件的信任：對方是最親近的家人，自己最愛的人，熟料到頭來卻被狠狠地坑了一道，自己的孩子沒了，假離婚變成了真離婚，而人家的小日子卻過的紅紅火火，自己反成了"潘金蓮"。

這口氣，換到誰頭上，相信都會經歷難以下咽的階段。而李雪蓮的最大問題，就在於她天真地認為所有涉及道德層面的問題，都可以通過法律手段來解決，在無憑無據的情況下，開始了漫長的訴訟之路，在旁人眼中，自然就成了一個無理取鬧的女人。

儘管從道德層面來看，秦玉河的所作所為確實屬於一種欺騙。生活中人們偶爾也會遇到窩火的事情，人們通常管這個叫做"啞巴虧"，但一般只能自認倒霉，自己默默承受消化。偏偏劉震雲寫了這樣一個雖然很傻很蠢，蠢到想出了個餿主意卻沒有防備，然而卻又特別較真，不甘心吃虧的農村女人，於是就上演了這樣一出鬧劇。

在這場鬧劇中，大多數觀眾都選擇了用理性的頭腦來看待這一問題，這個女人的苦難與委屈由此被忽略不計：毫無保留地相信一個人，最後被暗算，無處喊冤。

用現代人的眼光看，她活該啊，誰讓她只想著鑽政策的空子，誰讓她無條件地信任別人？

這就好像路邊給乞丐錢反被騙不值得同情一般：誰讓你自己當初那麼傻，那麼蠢？

不由又想到了馮小剛主演，管虎指導的另一部電影《老炮》。《老炮》同樣提到了這樣一個尖銳而悲哀的社會現實問題：商品經濟時代，法制社會，無憑無據的信任與道德，顯得分外過時與落伍，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但凡缺乏了憑據，就容易變成被人坑的傻瓜，比如李雪蓮沒想到當初提防一下枕邊人。生活中人們也常常遇到這種信任，比如到菜市場買肉時沒有零錢找，如果經常見面，小販就有可能說："肉拿走，改天再帶錢過來吧。"這就基於一種無條件的信任，而這種信任似乎專屬於農耕社會，沒有任何憑據，無法受到法律保護，萬一對方翻臉就只能自認倒霉。同樣，李雪蓮與前夫的口頭協議與老炮掏出的一百元也屬於這種情況。唯一不同的是，老炮的一百元是可以輸得起的代價，而李雪蓮遭遇的卻是她所無法承受的後果。

從社會進步的角度看，法制社會一切講究證據，農耕文明當然不值得鼓勵，李雪蓮作為法盲兼傻瓜，一個輕信他人，卻不肯吃啞巴虧的女人，自然也就無處說理，甚至無法博得大眾的同情。

由此，影片其實提出了一個急需解決的現實問題：在農村人口佔50.32%的中國，當下有著諸多如李雪蓮般不懂法律，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小人物，他們的思維邏輯尚停留在農耕時代，跟不上商品經濟法制社會腳步，當感覺被欺負的時候，那口悶氣到底該怎麼出？前不久，農民賈敬龍就用一種極端的方式出了胸中的一口惡氣，同時也將自己送上了死亡之路。對影片中的李雪蓮而言，身為一個弱女子，她想拼個魚死網破同歸於盡都沒條件，得先找個幫手才成，於是就只好利用自己的身體，走上了胡攪蠻纏的告狀之路。

與此同時，也不禁令人想到：如果有一天，地球上的傻瓜們紛紛消失，人類越來越精明，路遇乞丐紛紛避之唯恐不及，買菜時小販不見到錢就堅決不給肉，那個時候，人們會不會也如馮小剛所扮演的老炮那般，感覺好像又少了點什麼？